北宋大文豪蘇軾，德才兼備，為何仕途那樣不順？

人為什麼一直不順

蘇軾出生於宋仁宗景祐年間，於宋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及第，蘇軾的出仕時間基本是在宋神宗和宋哲宗時期。

宋神宗時期，蘇軾歷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後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使。

宋哲宗繼位後，蘇軾升任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後又外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雖然說相比於成為宰輔，蘇軾的仕途是比較不如意的，但是相對於一般的官吏來講，蘇軾的仕途算比較順暢的，為什麼這麼講呢？

北宋與之後的明清時期不一樣，地方官做到知府一般就到頭了，北宋雖然在州、府之上還有“路”一級單位，相當於後來的省，但是各路的轉運使並非是由知府、知州晉升上去的，一般都是朝廷直接指派。

而知府在宋朝屬於非常重要的一個進階跳板，知州、知府一級的官員是很有機會升任中樞，就任宰輔的，王安石從江寧知府升任參知政事，范仲淹亦是從慶州知州任上升任陝西路安撫使，再進為樞密副使，然後成為參知政事。

所以說，蘇軾的仕途只不過是相對於他的名氣沒有那麼高的成就罷了，要真的說多麼不順利其實並沒有，或許很多人都認為蘇軾可以升任中樞，擔任宰相，但其實名氣大的，德行好的文人，又有幾個能夠承擔起宰輔的重任呢？

蘇軾仕途波折的起因，一樁莫須有的“烏臺詩案”

蘇軾為父親蘇洵守孝三年後，回到汴京，繼續為官，此時已是熙寧二年，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

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評論新法的弊端，令王安石非常生氣，王安石雖然是北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但是心眼是很小的，容不得別人說他不好，因此就開始給蘇軾穿小鞋。

蘇軾被迫自請離京，所幸王安石的憤怒並沒有影響蘇軾今後的仕途，蘇軾外放為杭州通判，三年後升任密州知州，後改任徐州知州。

元豐二年，蘇軾調任湖州知州，到任湖州後，例行公事的蘇軾給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謝表》，是官員就任後給皇帝的感謝信。

但是蘇軾的這封《湖州謝表》卻給蘇軾惹了一身禍，其實早在熙寧六年，蘇軾任杭州通判時，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情況時，看到蘇軾的詩作，就曾上奏宋神宗認為蘇軾誹謗朝廷，只是當時朝廷沒有重視。

蘇軾在《湖州謝表》中寫道：“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被負責檢查百官的御史臺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彈劾，指責蘇軾攻擊朝政，反對新法，宋神宗大為惱火，派人趕往湖州，將蘇軾押解回京。

朝廷在審查蘇軾的時候，蘇軾之前的詩作都被翻出，蘇軾對抨擊新法的罪責供認不諱，其詩作中牽連的人員達數十人，司馬光也牽連其中，一批新法人士強烈要求處死蘇軾，但在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下，宋神宗免蘇軾死罪，貶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烏臺詩案”成為了蘇軾人生的轉折點，原本雖然反對新法，但是他在神宗朝的仕途還算順暢，在地方上政績卓著、深得民心，在新法執政期間，穩步提升，升任四品知府是沒有問題的，但此案斷送了他在神宗一朝的前程。

不容於新黨，又不見諒於舊黨，成為蘇軾仕途受限的重要原因

熙寧四年，蘇軾的上書批評新法，以及在各地為官的詩文抨擊新法，與新黨的矛盾最終釀成“烏臺詩案”，為蘇軾貼上了舊黨的標籤，走上了新黨的對立面。

宋神宗去世之後，宋哲宗繼位，高太后臨朝稱制，重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蘇軾被重新啟用，以朝奉郎身份知登州，不久之後，累官升至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蘇軾看到舊黨上臺後，盡廢新法，大肆打壓王安石變法期間提拔人員，蘇軾看不慣這種行為，認為與新法期間所謂的“王黨”是一丘之貉，於是上書進行勸諫，抨擊舊黨執政出現的弊端，因而又遭到舊黨的誣告和陷害。

蘇軾在京城無法容身，於是申請外放，被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再次來到杭州為官，兩年後被召回朝，又因為政見不合，被外調歷任潁州、揚州、定州知州。

高太后去世後，宋哲宗親政，新黨再度上臺執政，蘇軾的仕途算是真正走到頭了，先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又再次被貶至惠州，後又被貶至海南島儋州。

宋神宗、宋哲宗兩代，是宋朝新法、舊法政策變更非常頻繁的時期，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位新舊黨的領袖，雖然能力都不錯，但是心胸卻不寬闊，這一時期甚至出現了只講立場、不講對錯的情況。

像蘇軾這種立場不太明確，既反對新法的冒進，也認可新法的部分效果，對舊黨全面廢除新法也大加抨擊，因而就遭到新舊兩黨的共同迫害，最終蘇軾的仕途也就非常的平淡了。

蘇軾治民有方、治國乏術的政治主張，是其仕途受限的根本原因

都說蘇軾仕途不順，其實不然，從蘇軾的任職經歷來看，他在知州、知府任上的政績都非常不錯，解民之困，使百姓安居樂業，深受百姓的愛戴。

從蘇軾的履歷來看，他是有幾次回朝任職的經歷的，但是為什麼沒有進一步走上高位呢，一方面是不容於新舊兩黨，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蘇軾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施政綱領。

宋朝發展到宋神宗、宋哲宗時期，內外部矛盾重重，用王安石的話說叫“積貧積弱”，與遼、夏戰爭屢屢失敗，失地未復，歲幣不斷增加，軍隊戰鬥力不強，又因為黃河改道問題，大量良田被淹，百姓流離失所。

蘇軾雖然在地方任上能夠解決百姓的困苦，但是對於國家面臨的困苦來說，他卻沒有太多辦法，蘇軾的幾次上疏，都是在抨擊新、舊黨的弊端，卻很少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皇帝任用一個大員，首先看的不是這個人多麼高尚，最關鍵的是不是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蘇軾沒有建言獻策，卻都在抨擊，說白了在皇帝看來不過是個噴子罷了。

以范仲淹為例，升任權知開封府後，整頓府事，革除弊政，使開封府大治，後范仲淹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與其相互上書抨擊，范仲淹因此事被貶謫出京。

范仲淹離京後歷任延州、耀州、慶州知州，針對西北的防務與西夏的戰事，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建議，對北宋在西北的防禦系統構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被徵召回朝，升任樞密副使，不久升任參知政事。

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的過程，雖然沒有范仲淹那麼波折，嘉祐三年，王安石在度支判官任上，進京述職期間，上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針對國家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提出改革的建議。

宋仁宗雖然沒有采納王安石的建議，但是自此朝廷一直都有重用王安石的意思，王安石堅辭不受。宋神宗即位後，久慕王安石之名，啟用其為江寧知府，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第二年就被提拔為參知政事，位列宰輔。

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升遷經歷來看，宋朝中期的官員，不怕你當不上宰相，只要你有才華，又解決國家面臨問題的能力，你就很有機會走上宰輔，蘇軾已經做到了知州、知府一級的官員，未能更進一步，恐怕並非是沒有機會，其實是沒有解決時弊的主張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