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連發四道聖旨催出兵，曾國藩寧掉腦袋也要抗旨，學者：真高明

《易經》裡有句話叫做“潛龍在淵”，意思是龍在能力不足的時候不是在天上飛騰的，而是在深淵下潛伏。曾國藩早在京城為官，深研《易經》，對“潛龍在淵”尤為加意。在他看來，“羽毛不豐，不可高飛”。過早將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會在以後的交戰中失敗。

曾國藩初建湘軍時，水陸兩軍加一起只有一萬餘人，這時若和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相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為保護他的起家資本，四次抗清廷聖旨，而且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吳文鎔被太平軍擊敗，見死不救。又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學生江忠源兵敗自殺。可以說把事做得夠絕情了。

第一次抗旨是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攻打武昌。咸豐下令曾國藩率領大軍增援湖北。實際上，在咸豐皇帝的聖旨到來之前，曾國藩已經接到湖廣總督吳文鎔的求救信。吳是曾國藩的老師，兩個人長期以來私交甚好，老師有難於公於私都需要支援的。但是曾國藩就回覆信函拒絕了，還在信中寫了不能草草輕發的道理。吳文鎔終於被其說服，雖自度必死，仍令曾國藩萬勿草草而出。

吳文鎔的死對曾國藩打擊更甚，吳文鎔身任湖廣總督，既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是他強有力的後臺。若吳文鎔仍在，處處有人幫他說話，或許不至陷入後來那樣的政治困境。

第二次抗旨是1853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曾國藩的學生江忠源正好在廬州。眼看著學生危在旦夕，曾國藩也拒絕出征，僅僅派一個1000人的小部隊去支援。江忠源在曾國藩諸門生中，辦團練最早，最有實戰經驗，同時也任職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國藩曾打算練勇萬人概交江忠源指揮，完成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後方辦理練兵籌餉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斃命，這無異於砍去曾國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帶兵而又不得不親自出徵。

第三次抗旨是是1854年2月，太平軍襲破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曾國藩深知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絕非一般農民起義隊伍可比，沒有一支勁旅是不能貿然去碰的。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沒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練的水勇，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徵。

其實，清廷催曾國藩赴援外省，不過以湖南鄉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綠營作戰，以解決兵力不足的困難，這也是過去常有的事，決非要他充當主力，獨立擔負與太平軍作戰的重任。

當曾國藩在奏摺中處處以四省合防為詞，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豐皇帝即以譏諷的口吻在奏摺上批道：

“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

沒想到你在奏摺裡，替我統籌起幾省的軍務來了。我問你，以你的本事，能統籌得了幾省的兵力嗎？平時你就能吹牛，覺得誰也不如你，把別的官員罵得狗血淋頭。現在怎麼真有事，你又不敢出兵了？你別說別的，早點兒出兵。

可以看出咸豐皇帝句句譏諷曾國藩，在他看來曾國藩只不過是一個好高騖遠，紙上談兵的書生罷了。

這下子咸豐皇帝也把曾國藩惹惱了，於是立馬寫一份很長的奏摺抗旨，最後曾國藩向咸豐皇帝表面了心跡：我當初本在家守孝，是你硬讓我出山。我出來帶兵，本來就沒有經驗，處處都是困難，所以不得不再三準備。如果你現在非逼著我草率出兵，我肯定會失敗。與其失敗之後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我現在受你治我“畏縮不前”之罪。我一個文臣為國練兵，不能在家守孝，已經受到士林的譏諷，現在又以大言欺世，受到全天下的嘲笑，我又有什麼面目自立於人世。深夜焦思，只有痛哭。千言萬語，就是現在不能出兵，你想怎麼處分我，隨便吧。

這次曾國藩算是豁出去，咸豐皇帝早就知道曾國藩的脾氣，他知道曾國藩是不可能讓步，只好自己給自己找臺階，反過來說曾國藩說得有理，讓步撫慰說到：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汝之心天日，非獨聯知。咸豐皇帝算是對曾國藩徹底死心，從此就把他和他的軍隊給遺忘了。

曾國藩為堅持船炮不齊不出省作戰的原則，不僅拒絕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咸豐皇帝的命令，也擯棄了師友的私人情誼。雖然使他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為其後的軍事勝利打下了基礎，但同時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但是事後發現，把太平軍打得落花流水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四度拒絕聖旨的曾國藩。說他傻吧，四度抗旨，還把老師和學生的命投進去了。說他精明吧，也不是這麼個精明法：抗旨是要被殺頭的！只能說，曾國藩有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