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年間,康有為一心為救國,代筆上書提議戊戌變法

書議怎麼解釋

前言：

康有為沒有向皇帝上書的權利，幸虧結交了御史屠仁守，成為“至交”，此人“忠純剛直”，富有愛國心，“與語國事，輒流涕，舉朝無比”。利用他是言官有隨時專摺奏事之權，代屠仁守草擬奏摺多件，提出各種法的具體建議。第一件《請開言路折》，原折未見。但顧名思義，是請清廷廣開言路，通下情，去阻隔，聽取治國建議。第二件《請鑄銀錢折》，即《錢幣硫》。指出錢法敗壞已極，失名失實失用。中國所用之銀錠紋銀不便攜帶和流通，致使百姓多用洋銀，紋銀外流，造成“財民窮”。

代屠仁守草折提出變法建議

日本鑄幣十年，國用富裕，請戶部“盡銷舊錠，改鑄新錢”，以便流通。據《康南海自編年譜》，此二折上於夏曆九第三件，《為報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國體而遇亂源折》，即十月間《請停海軍捐折》。

禧太后不但調投海軍經費修和園，而且大開海軍捐，將所捐之款用於修和園。因急需用款，而價賣官，價目比戶部捐官減數倍，而且都由慈禧特旨簡放，不經過吏部和戶部，因價錢便宜，故“趨者雲起”。

康有為認為這是一大弊政，應加革除，他一方面致書責吏部尚書徐桐，一方面代屠仁守草折，請停海軍捐。該折詳述海軍捐有五弊、三忠。“若不急行停止，上則妨賢病國，下則播惡殃民”。

▲康有為

據光緒十四年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十ー月初六日發下御史屠仁守密陳報效海軍經費弊端請停止折”。

此折當上於此日之前。旋雖奉旨停止海軍捐，但仁守因此得罪當軸，“以此為怨府”。第四件，《門災告警請行實政而答天戒折》。

1889年1月17日(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天未明，紫禁城貞度門失火，延燒太和門及庫房等地，火光沖天，整個皇宮頓時騷亂，太和門“棟柱皆毀，瓦鐵俱飛”，“百官倉皇，市裡變色”。

屠仁守親身參加救火，剛從皇官出來，即趕去找康有為請代草折。

當時迷信嚴重，大都相信自然災害是老天爺對人們的警告，

康有為借太和門失火事件，說是上天對清廷的有意警戒，要求請“行實政而答天戒”。

借題發揮，請實行三項實政。首先，停修和園。牽強附會說：五行之運，木盛生火，上天因朝廷大興土木，故以火災相警告。指責說：“小民無片瓦一之棲，而上以官苑為樂”，要求太后“以四海為池，八荒為面，天下為家，生民為體”，

遷居大內，遊幸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統稱三海)，停止修園。慈禧在與論壓力下，發懿旨停修和園，其實純屬欺騙與論，和園工程仍照修不誤。

其次，請去塞，通下情。他說火災燒掉太和門，使“撤去重垣，中外洞通”，是上天隱示，“使宮廷絕去壅隔”。指出現在大小臣工，明知國勢危亡，而箝口結舌，不敢伏闕極言。

“布衣下士，懷忠抱，上書陳事，又格而莫達”，為他的上書被阻，憤憤不平。請太后、皇上“纖降尊嚴，稍變成例，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天下人人得獻其才”。

▲康有為雕塑

再次，請變法維新。他說：“火者，革故鼎新之象也，太和門者，懸法之象魏也”。故太和門發生火災，是上天警告朝廷，要“維新庶政，表正百度”。

請皇太后、皇上“懍天戒，畏民巖”，恢復厲精圖治之心，求敢於極諫、深通治術之士，常置左右，斟酌古今，“次第興革，一新治象”。

第五件《請開清江浦鐵路折》。在這個奏摺裡提出了中國修築鐵路的戰路思想，即“宜擇要地以控天下，收利權”。批評守制者深拒之，談時務者漫試之”的錯誤。背定了修築鐵路的重大意義，

“夫鐵路縮萬里而為尺，去滯而便指揮，以足民則商賈日通，農利大辟;以立國則調兵立至，挽粟飛來，泰西縱橫，略由於此”。

故反對修鐵路是愚的，但缺乏通盤考慮，任意修築也是不行的。他反對有人提出修天津至通州的鐵路，一怕洋貨大量傾銷京師，使“都礎益困”，二怕洋兵利用鐵路直馳京師。

他熟籌大局，認為宜修京師至清江浦鐵路，此路有六大利，即握天下之樞，奪洋人之利，絕漕運之弊，遠海道之防，通南北之氣，開燕齊之利。

築路最大的難題是經費，提出可從四個方面籌集經費，其一廢漕運，以漕款修路;其二，籌於安關，瓜州稅;其三，籌於路息鐵路運輸的收入。

其四，籌於信局設郵政局的收入計“三年可訖，大利可興”據光緒十四年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十二月十八日御史屠仁守通州鐵路請飭會議速停折”，當即此折，上於是日，與《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十二月屠君上之，發各督撫議”相合。

第六件，《請醇親王歸政折》。以光緒帝親政在即，請于歸政前明降懿旨，解去光緒帝生父醇親王海軍大臣及一切差使，以避嫌疑。

▲光緒帝畫像

第七件，《乞賜面對折》。折中歷述內外交困，災異頻仍，國勢憂危，及日本變法而致富強的事實。

表示不忍坐視亡國有所欲言，“披瀝血誠”，請禧太后“乞賜面對”，希望能一見施行。折雲皇太后比將歸政，當上於1889年1月(光緒十四年十ニ月)。

上書痛哭嘆中原，豈意窮山卻場門

康有為自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短短四個月內即先後代屠仁守草擬了以上七折。

據《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還草擬了責宰相孫汶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折，及請宦官李蓮英勿政事折。此二折至今未見。

如加上此二折，則共擬九折。這些奏摺不僅基本上包括了《上清帝第一書》的內容，而且還提出了該書未曾提到的許多具體改革建議，都是針對當時形勢所提出的重大政治經濟改革方案。

這些改革建議直接觸動了慈禧太后及當權頑固派的切身利益，為慈禧太后所不容，1889年2月將屠仁守革職永不敘用。康有為萬分痛，曾請之同鄉好友洪良品數，洪為保祿位不敢出面。

總括康有為此次進京發動維新，可以說到處碰壁，事事皆不如意。落得“群疑交集”，“謗言盈耳”。

但“久旅京師，日熟朝局”，使康有為對當時朝廷的腐敗越來越有具體的感性認識。“上興土木，下通賄賂，孫汶與李聯（蓮）英密結，把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結舌，

群僚皆以賄進，大臣退朝，即擁娼優，酣飲為樂，…不獨不能變法，即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情景啊!是“自古衰世之所無”，不禁“為之嘆惜痛恨久之”。

這一切使他陷入極端苦悶之中，一度悲觀失望，徨無措。“已淨萬緣隨念盡，更無一法與人言。”正是他當時心境的寫照。

要數國，卻“救之不得，坐視不忍”，於是產生逃避現實，想到美國去傳播孔教，又想移民到巴西去經營殖民地，另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

當然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在康氏的思想中只是閃念，是思想高度激憤的曲折反映。

康有為畢竟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愛國志士，他的性格是堅強的，對理想的追求是執著的，並不因此就向封建頑固勢力屈服。

他斥責頑固派和洋務派對洋人所持兩個極端的錯誤態度：“言洋學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為夷狄”。

對待學習西方實行變法問題，“言守法則泥祖宗之憲章，欲變新法而未得西人之要領”。二者均不能正確對待洋人，不能正確對待變法。

他痛恨阻撓上書和反對變法的頑固派，寫詩咒罵他們是猙的“百鬼”和“虎狼”。詩云：“滄海驚波百怪橫”，“上帝無言百鬼獰”，“虎豹猙獰守九關，帝沉沉叫不得”。

把群起攻擊他的頑固派比作“蚊蛇”，在《苦蚊行》的詩中，稱“蚊虻浩輻接，薨薨滿耳目。大者如蒼蠅，虎飛食人肉”。決心要消滅他們，“誓當聚火楚，掃除命僮僕。穢草皆捐滌，絕汝憑藉屬。

▲康有為雕塑

他對上書不達也並不就此灰心沉淪，高吟“治安一策知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他的“心未灰”，不但表現在上書不達後，繼續代居仁守擬奏摺，而且表現在給朋友的書信中。

如給沈曾植的信，批評沈“論說多而負荷少”，“不為人先”，明哲保身等毛病。

希望他“養直方剛大之氣”，以先聖之道自任，“日夜與有志講求激發之，以待復生”，充滿信心地預言，天下之士，“必有聞風興起者”。

同時表示自己不怕天、不怕地，“不復能拘常守舊”不為死生、譭譽、非笑、排擠所動。發宏願:但願自身作一塊草墊子，只要有濟於世，任人“處”、“溺”也心甘。

否則人生在世也就沒有什麼味道了，自然不會因磁幾個釘子就洗手不幹。給曾紀澤的信，說自己“不量其愚且，日以生民為憂，而恤國之隕，又明知其勞心而無功，號呼而莫聞，甚者非而笑之獨行其妄而不改”。

表明自己為國為民勇於“橫眉冷對千夫指”，不計較別人的譏笑怒罵，瘋狂攻擊，變法的志向不改。

康有為在京羈留了一年又一個多月，感到當前要推動朝廷變法尚非其時，再留京師無益，於1889年9月11日(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懷著依依惜別之情離開北京。

臨行前二日，他停車大清門前，“望朗，徘徊久之”。行前一日邀黃紹箕等人遊陶然亭，登高“縱望京國，為之感慨”。是夕好友為之錢行，席間聞琵琶音，更勾起他的無限傷。

他在《去國吟》詩第二節撰寫變法理論康有為離京返時，乘機遊覽了上海、杭州、蘇州、廬山九江、武漢等地名勝古蹟。直到1890年初オ歸抵蘇村，與家人老小聚歡歡喜喜過完了春節。

▲康有為

下步怎麼辦，他已經認定要救國只有變法，決心獻身於維新事業又認定要變法只有依靠掌握政權的帝王及其手下大臣，運用其權力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能成功。憤於無術敲開宮禁大門，心中無比感嘆：“不忍人之心橫決驟發，我無土地，無人民，無統緒，無事權，為之奈何？”

既然自上而下的路暫時走不通，不妨先自下而上作紮紮實實的工作，創造條件，等待時機成熟，再發動自上而下的變法。

尖敗和挫折使他認識到要戰勝封且聽固派，必須從很本上剛奪他們的思想理論武器，倒維護封建守陽思想的古文經典要宣傳推新實行變法，必須有一套變法理論。

同時深感人才乏，要變法光依一個人或少數人是不行的，必培養一大批用維新思想武裝起來、忠於新事業，自己能夠指的骨幹隊伍。

他以“臥薪嚐膽”，“十年教訓”的精神集中精力寫變法理論和創辦學校、培養維新幹部這兩件大事在理論工作方面，

他傾盡全部心血，撰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三部鉅著，第一部以破除守舊理論的古文經典為主，

第二部以樹立孔子改制的變法理論為主，第三部則指出變法的光明前景。三者緊密聯絡，形成康氏變法理論體系。

《大同書》成書較晚，情況較複雜，留待後面專章論述，本節僅就前二部鉅著作一概述。

《新學偽經考》上節已述及康氏早在1884年秋冬間已開始懷疑經古文學，而轉向今文學，但忙於其他著述，尚未來得及對古文之“偽”，今文之正作深入細緻的考證。1888年第一次上書失敗後，“既不談政事，復事經說，發古文經之偽，明今學之正”。

這時他一面研究金石碑刻，以期“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一面又重新從事經學研究，聞發古文經之偽造。

▲康有為 劇照

掃孔子改制之聖法

1890年（光十六年）春移居廣州安會館，會見平。度早年人成都尊經書院，以王運為師，王治《春秋公羊傳》，宗今文經學。

平發揚師說，於1886年作《今古學考》，1888年著《知聖篇》和《闢劉篇》，前者述今文經學之正，後者抨擊劉歆，證古文經為劉所偽。

康、廖轉向今文學的時間大致相同，但康尚未有今文經學的專門著述，

而座則已有專著問世，的今文經學思想與康不謀而合，且比當時之康有為有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故此次會面對康頗有啟發。

於是康有為吸取廖平及嘉道以來今文學的成果，“而推之”，嚴劃今古文分野，編著《新學偽經考》。

在其高足陳千秋、梁啟超等人的幫助下，經一年多的努力，於1891年5月初著成，使他一躍而成為今文經學運動的中心和集大成者。

《新學的經考》有敘目發例1篇，考辨14篇，計30餘萬言。

敘目首先揭豬：“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纂孔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成奉偽經為聖法，

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目為斷爛朝報。

《六經》倒，亂於非種，聖朝埋瘞，淪於霧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全盤否定二千年來封建統治者賴以施行統治的古文經典，聲稱這是劉歆一個人的偽作。

說明他著此書的目的，不僅在考辨經今古文之真偽，而在於揭穿“亂聖制”，“掃孔子改制之聖法”的劉歆及其後的古文經學派。

不僅是學術之爭，主要是政治鬥爭，是為了捍衛孔子改制之“聖法”，在思想理論上為維新變法開闢道路。

▲康有為與梁啟超 劇照

他以孔教衛道士的姿態，決心“不量綿薄，廓說，庭掃，……以起亡經，翼聖制”。

在發例中以答客問的形式，首先回答了何謂“的經“新學”。他說《漢書藝文志》號稱“古經”，後來諸書所稱“古文”、“古學”者，是以諸經出於孔壁，

以先秦古代文字書寫而得名。現已弄清它不過是後人劉所造的品，此等貨色何古”之雲只可稱為“的經而不能稱為古文經。

劉造經是為了輔佐王莽漢，他身為“新”朝之臣，為維護“新”朝統治服務，他所造的經學自然是“新學”，而非所謂“漢學”。二千年來所謂“古文經”、“漢學”，應正名為“偽經”、“新學，非孔子之經。

他以歷史考據的方法，詳盡徵引資料，主要是對比《史記》和《漢書》的不同記載，分別從各個方面考證古文經為仍經，今文經才是正宗的孔子經典。

▲史記

首先抓住古文經學派否定今文經學的主要根據，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六經》楚如亡缺，故今文經為後人所社，並非真經。

他第一節即寫了《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指出這是劉款為了偽造諸經，所採取的掩天下耳目的伎倆。

結語：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記》等記載，秦僅焚非博官的民間之書，並非盡焚天下書。當時70名博士官及其數百弟子的數百套《六經》，丞相李斯、御史所掌，孔子後代世傳，齊魯諸生讀本等《六經》自當儲存下來。秦禁民間藏書僅實行四年，天下民間藏經必仍很多。秦坑儒僅坑咸陽諸生460餘人，天下儒生仍在口傳諸經。康有為以上事實證明秦雖焚書坑儒，《六經》確未曾亡缺，“鐵案如山，不能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