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開發馬橋文化：重識三千多年前的上海

1994年馬橋遺址的發掘現場。 （ICphoto/圖）

第一次在博物館見到鴨形壺的實物時，上海市閔行區政協主席祝學軍大為驚訝，其優美的造型與精美的雲雷紋遠超他的預期。

鴨形壺是馬橋文化特有的器形。器體的一側凸起上翹，形似鴨子豐潤的尾部，所以考古學家形象地稱之為鴨形壺。

那是2016年祝學軍在上海市閔行區博物館與馬橋文化的一次偶遇，從那時候開始，他就特別關注上海地區的這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保護與普及。

迄今為止，長江下游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獲得學術界公認並命名的共有六個，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分別為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錢山漾文化和馬橋文化。其中崧澤文化、廣富林文化和馬橋文化都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距今約3700年至3200年之間的馬橋文化，是該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絕響”。公元前11世紀之後，青銅時代的吳越文化漸漸成為主流。

1960年代，馬橋遺址的發掘是上海地區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曾轟動一時。如今的馬橋文化展示館就位於上海閔行區馬橋鎮馬橋古文化遺址公園內。公園四周被工廠包圍，獨留此處一小塊靜謐的綠地。

隨著此後崧澤文化和廣富林文化的出土，作為“上海第一次考古發掘”的馬橋文化由於在年代上更加靠後而淡出大眾認知。

2014年，總用地達1。3萬平方米的上海市青浦區崧澤遺址博物館開放，這座歷時3年建設的博物館首次向公眾復原了“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村”等考古成果。而位於上海市松江區的廣富林考古遺址則走上了一條文旅融合之路。在廣富林遺址公園內，文化展示館設定在水下，形成了一座奇妙的“水下博物館”。

相比之下，馬橋文化的保護與普及顯得非常不足，現有的馬橋文化展示館僅僅是馬橋鎮的下轄單位。2020年，祝學軍與沈永銘、李紅珍等政協委員共同就馬橋文化的保護與開發提出了上海市第1020號政協提案。在提案中，他們呼籲“在馬橋文化遺址發掘地——馬橋建一個真正的遺址公園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反映馬橋遺址的真正面貌”。

因“大躍進”發現的遺址

馬橋文化是第一個以上海考古遺址發現來命名的考古學文化。

“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V。G。Childe）1929年在《史前時代的多瑙河》裡提出：“我們發現一定形態的遺存——容器、工具、裝飾品、葬制、房屋結構——經常出現在一起，這種特徵有規律地連在一起的複合體，我們應名之為一個文化群或一個文化。”當考古學家們辨認出了出土的器物與此前任何一種已知考古學文化都不一樣的時候，他們便認為它們屬於一種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

20世紀初，伴隨著西方科學的思潮湧入中國，考古學也被引入中國，併成為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手段。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遺址的發掘，被視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誌。當時的中國考古工作地點集中於西北地區和華北地區，在中國考古學萌芽的前十年中，南方地區幾乎不在學者們的視野之內。

上海地區的考古工作就開展得更晚。1952年12月，上海博物館開館，原民國時期上海博物館的館長楊寬先生擔任上海博物館的第一任副館長（當時沒有設館長）。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考古人才奇缺，由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舉辦的四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成為考古學界的“黃埔四期”。許多學員學成後成了各地考古機構的骨幹。

楊寬先生極力主張一個像樣的博物館應當有考古部門。1954年和1955年，上博先後選派黃宣佩和孫維昌先生參加第三、四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二人後來成為發掘馬橋遺址的骨幹。

1956年，上海博物館在研究部下專門設立考古組，由黃宣佩擔任考古組組長。1958年的“大躍進”陰差陽錯地促成了上海考古的第一次突破。

在“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下，超常規的大鍊鋼鐵很快造成了原料的枯竭。為了填補原料缺口，長三角地區的群眾去湖蕩中撈取“狗屎鐵”作為礦石原料——實際上狗屎鐵的含鐵量極低，對於冶煉鋼鐵沒有任何益處——但群眾在打撈時卻有了意外收穫。

1959年12月，考古學者接到群眾報告，稱在馬橋人民公社發現了化石。考古學者隨即趕赴現場進行調查，在沿河北岸的臺地上，發現了大量的印紋硬陶、紅色印文軟陶和石器。1960年，由於上海重型機器廠在馬橋遺址上施工，對遺址造成了嚴重破壞。為了保護地下遺存，由黃宣佩先生作為領隊，組織了馬橋遺址的第一次搶救性發掘。這是上海地區歷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科學考古發掘。當時的考古專業人員，除了黃宣佩外，還有孫維昌、倪文俊、楊輝、姜泉生等先生——這也是上海第一支考古發掘隊伍。

向著海洋前進的歷史

黃宣佩先生曾經總結馬橋遺址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重要影響。對長江三角洲的歷史地理來說，馬橋遺址的考古發現展現了遠古人類與古代海岸線——“岡身”的關係。

“馬橋遺址處在‘岡身’地帶上，為研究長江三角洲的成陸年代提供了確鑿的證據。”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馬橋文化研究專家陳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長江三角洲是一個從7000年前才逐漸發育起來的年輕三角洲。公元前的幾千年裡，海岸線向外緩慢延伸；公元前1000年之後，隨著上游人類活動加劇，泥沙入海增多，海岸線迅速擴張，三角洲急速膨脹。

根據現代地理學的研究，六七千年前海平面的位置相對高而穩定，在三角洲的南翼瀕海區域，在沿岸流、潮流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下，某種“貝殼沙堤”開始發育。這種貝殼沙堤其實是大量泥沙和介殼殘骸堆積起來的高阜地帶。根據地理學家的調查，今上海境內有數條近於平行的密集的地下貝殼砂帶——以吳淞江為界，吳淞江以北，自西向東，有淺岡、沙岡、外岡，青岡、東岡等5條貝殼砂帶；吳淞江以南，自西向東，有沙岡、紫岡、竹岡和橫涇岡4條貝殼砂帶。最東到最西的砂帶，寬度在窄窄的3公里到10公里之間，卻是大約6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海岸線的遺留。

其實古人對這些高聳的貝殼沙堤早有直觀的認識，它們被統稱為“岡身”，南宋《雲間志》記載：“古岡身，在（華亭）縣東七十里，凡三所。南屬於海，北抵淞江（吳淞江），長一百里，入土數尺皆螺蚌殼，世傳海中湧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種菽麥。”

岡身的遺蹟今日猶能見到一鱗半爪。今上海市金山區漕涇鎮見龍橋向北，至奉賢區胡橋一帶，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斷續沙帶，沙質白色，這就是上海最早的海岸線“沙岡”的遺蹟。

當時的海岸線，大致沿著沙岡遺址向北延伸至常熟福山一帶入長江口，向西南則進入杭州灣中的王盤山，再往西伸展到今天的海鹽縣澉浦。如今的沙岡遺址是金山區文保單位，遠遠看去，是一個隆起的天然堤，長約40米，東西寬約20米，高出地面1。5米左右，據說深入地表也有1。5米厚的貝殼帶，可以想見在古代岡身絕不止1。5米高。

岡身是長江三角洲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線。考古發現表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分佈於岡身以西地區；而在岡身以東地區，沒有發現過上述考古學文化的遺址。由此可見，岡身以東地區在距今4000年前尚不適合人類居住。

但是馬橋遺址的發現，向人們勾勒出史前文化在岡身“保護”下向海洋前進的歷史痕跡。馬橋遺址所在的古代聚落地塊，橫跨淞南的“竹岡”之上。竹岡以西，有馬橋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疊壓關係，而在竹岡以東，則只有馬橋文化的遺存。這說明在良渚文化時期，竹岡是當時的海岸線，良渚先民只能在竹岡以西活動。而到了馬橋文化時期，海岸線向東退了一公里左右，形成了橫涇岡。有了新的岡身的保護，馬橋先民得以越過竹岡，向著海洋又前進了一步。

北宋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說：“嘗聞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俗謂之岡身。此天所以限滄溟而全吳人也。”現代考古學的發現，驗證了朱長文的推測。天地不仁，本無所謂成全，與其說岡身是老天對馬橋先民的成全，不如說是他們抓住了這次“成全”的機會。

鴨形壺——馬橋文化的特有器型。 （南方週末記者 王華震/圖）

“脆弱的文明”

馬橋文化的發現補足了良渚文化之後長三角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鏈條。

在馬橋遺址的發掘報告中，黃宣佩先生把馬橋遺址堆積層分為五層。第三層為東周時期的地層，出土有印紋硬陶和掛有青綠色或青灰色釉的早期瓷器。第五層為良渚文化地層，出土有以素面為主的泥質灰陶和夾砂紅陶片。在第三層和第五層之間，第四層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並有少量的小件銅器——這就是後來被命名為“馬橋文化”的堆積層。這種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的疊壓關係，確認了馬橋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先後關係，為判斷良渚文化早於馬橋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地層證據。

“從社會發展而言，良渚文化無疑代表了中國早期文明發展的巔峰。”陳杰說，“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良渚文化是長江流域具有早期國家形態的社會，以良渚遺址群為中心，代表了中國史前城市文明的典範。”距今5300年至4600年左右的燦爛的良渚文化，其消亡原因至今還是一個謎。一些學者認為是由於氣候波動造成的地理環境的變化導致了良渚文化的衰弱。

良渚文化消亡了，但是良渚人並沒有滅絕。分子人類學家和歷史語言學家們已經知道，良渚人的一支開始南遷，成為今日某些侗傣語系民族的祖先，而更多的良渚下層人留在了長江三角洲，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其他型別的文化。今天被我們命名為廣富林文化、錢山漾文化和馬橋文化的考古學文化，都屬於這一序列。

“在遺傳學上，良渚人、廣富林人、馬橋人是同一種人。”復旦大學分子人類學教授李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馬橋文化的發現和確認，為研究良渚之後的文明程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與良渚文化的輝煌相比，馬橋文化無論從聚落規模、社會分層，還是從社會生產、高等級玉器製作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落差。”陳杰說。長江下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像一條拋物線，經由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發展，達到良渚文化的高峰，精美的玉器、巨大的城市和宏偉的水利工程，昭示著良渚人已經邁入文明的門檻。良渚之後，文明從巔峰跌落，高等級玉製禮器失傳，後續的廣富林文化、馬橋文化，似乎又倒退到相對簡單原始的時代——馬橋文化中尚未發現高等級的玉器。

對食物來源的分析也印證了這樣的推斷。馬橋文化時期的稻亞科扇形植矽石的含量普遍偏低，顯示出以稻作為主的栽培農業在馬橋文化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例明顯不及良渚文化。馬橋文化中豬的數量也要少於良渚文化，這說明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形式從以飼養為主、狩獵為輔，回到了以狩獵為主、飼養為輔。

“貴族被趕跑了，都是些老百姓，文化上當然看起來弱了。老百姓有糧食就夠了，有個瓦瓦罐罐能生活也夠了，所以看上去整個文化上落後了，因為沒有政權了。”這是李輝對此現象的通俗解釋。“馬橋文化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文明是脆弱的，社會的發展也並非呈簡單的直線上升態勢。”陳杰說。

仍有很多考古資源深埋地底

但情況似乎並沒有這麼簡單。從目前的考古情況來看，馬橋遺址是一個基層社會的聚落，並沒有達到該種文化的高等級聚落水平。

每一個考古學文化都有散佈於一定區域內的多個考古遺址，多數考古遺址內則有上下分層的多種考古學文化，馬橋文化和馬橋遺址也不例外。假設一千年後，考古學家挖到了21世紀上海的遺址，那他就能瞭解這個時代的較高發展水平；如果他挖到的是某個村子的遺址，那他對21世紀文明的瞭解很可能是片面的。良渚文化的聚落分級非常明顯，長三角地區散佈著一百多個良渚文化的遺址，其等級以良渚遺址為中心向四周遞減。

馬橋文化的中心在哪裡呢？“並不是說馬橋遺址作為馬橋文化的命名地，就肯定它是馬橋文化的中心。”陳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馬橋文化的中心在哪裡，學者們目前還不清楚。之所以以馬橋來命名這種文化，是因為馬橋遺址出土的材料比較豐富、典型，又是首次發現，於是在1982年，考古學者正式提出了“馬橋文化”的命名。

杭州的小古城遺址和湖州的下菰城遺址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注意。馬橋文化目前已經發現了九十多處遺址，遍佈於環太湖的長江下游流域。小古城遺址就是重要的馬橋文化遺址之一。

從衛星地圖上看，良渚遺址背靠的大雄山，像是整個東苕溪小盆地裡正中央的幾座孤島。良渚遺址往西，穿過平原十來公里，就到了天目群山的山麓。小古城遺址就位於天目山的山麓地帶，小盆地的邊緣。小古城遺址和下菰城遺址中都有較為豐厚的馬橋文化堆積層，而且都有城牆的遺存。有城牆，說明需要調動人群來協同建設，也就意味著有大型的組織結構。再者，城牆肯定與某種功能性相關，無論是防洪還是防禦，都代表著一定的社會發展水平。“它可能要超出一般的聚落遺址的水平。我們推測它可能跟當時馬橋文化的聚落中心是有關係的，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下定論。”陳杰這樣判斷。

“小古城”現在是村名，但確實有古城城牆的考古遺存。南方週末記者走訪小古城遺址，是在連續雨天過後的一個陰天，春水漲滿了四周水塘，蔥鬱的樹木覆蓋了高出地面的土丘，難以辨認城牆的殘跡。

從出土器物來看，馬橋文化顯示出某種不同於良渚文化的複雜性。原始瓷器的發明，體現的不光是工藝水平，還有生活水平。馬橋文化只出土了少量的原始瓷碎片，但是浙江的考古學家們卻發現了浙江地區這一時期的很多窯址，能夠大量地燒造原始瓷。如果馬橋文化中只是出土了少量原始瓷，那麼“到底哪些人在使用這些瓷器，他們是不是代表了當時比較高等級的聚落”，這是陳杰的疑問。

另外還有青銅器的出現。廣富林文化和馬橋文化的發展時期，中華大地上其他區域的文化也在蓬勃發展，它們與之產生交流，使得馬橋文化之中包含了某些其他文化的元素。考古學家對馬橋文化的斷代在距今3700年到3200年之間，當時，中原地區已經進入了以夏商文明為代表的青銅時代，馬橋文化中有少量的小型青銅器，很可能就來自中原地區的夏商文化的影響。馬橋文化的出土青銅器，目前僅見有工具和簡單的兵器，且數量很少，說明當時中原地區青銅器所蘊含的禮制思想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等級和社會秩序的文化內涵還沒有波及馬橋文化區。

馬橋文化中多元文化摻雜的現象是目前學術界公認的。來自中原的青銅文化、山東的嶽石文化、本地良渚文化和閩北浙南地區的肩頭弄文化，組成了一個眾多譜系脈絡的文化結構。

上海市政協委員沈永銘由此想到了上海“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在1020號的政協提案中，沈永銘和祝學軍都強調了這一點。上海市閔行區政府在對1020號提案的答覆中寫道：“考古挖掘、修復設計、歷史研究等多元體驗融合而規劃建設‘馬橋文化考古體驗中心’專案。”該專案已在《閔行區文化旅遊改革與發展“十四五規劃（徵求意見稿）》中被列為重點專案。

“馬橋文化考古體驗中心”就是針對這些想法提出的。“光做一個冷冰冰的博物館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我們希望它成為以考古體驗為主基調的文旅專案。在體驗互動方面突出自己的特點。”上海市閔行區文旅局局長楊繼楨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同時，這樣的保護開發方案，也與同城的崧澤遺址、廣富林遺址形成差異化的保護路徑。

在政協委員們看來，目前僅有一個馬橋文化展示館是遠遠不夠的，其展覽面積遠無法全面展示馬橋文化時期先民的生活，而遺址此前的挖掘面也較為狹窄，仍有很多考古資源深埋地底，有待發掘。沈永銘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的想法是成立一個遺址博物館。馬橋遺址是上海發掘的第一個考古遺址，意義是很大的，我們希望未來的博物館能夠還原當年挖掘現場的考古活動。”

南方週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