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意象怎麼釋放幻象先鋒與冷靜地書寫：人道、批判及其他木易

神之意象怎麼釋放幻象

先鋒與冷靜地書寫：人道、批判及其他

——從深度現實主義看何基富詩歌審美特徵

詩評/木易

凱爾泰斯·伊姆雷曾自《船伕日記》中寫道“寫作，寫作，只不過是為能忍受自己的生存，更重要的還是為自己的生存作證”。作為集中營倖存者，凱爾泰斯洞悉自己的悲觀，選擇冷靜，保持獨立。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對奧斯維辛集中營不僅停留於靈與肉的“傷痕”控訴，還上升到社會文化、歷史的反思層面。後來學者對凱爾泰斯寫作進行了集中的研究闡述，將其定義為深度現實主義寫作的標杆。深度現實主義強調“客觀性”、“代表性”、“批判性”的美學原則，最初理論界是把深度現實主義和傳統現實主義混為一談的，這種模糊認識，直到九十年代才得到了有效的糾正，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二者有許多合謀之處，但是隨著文學史的深入研究，學者們發現二者是相互背離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導致許多文藝工作者僅以虛構的方式來呈現深度現實主義（這確實是一種寫作方法），從而忽略了文學的客觀性，缺少“在場”的寫作經驗，不具備佐證文學史的條件。在這一方面，詩人何基富很好的處理了二者之間的關係，在踐行詩學理論和規範的同時，深度現實主義和傳統現實主義張弛並存，驗證了他所要表達的詩學立場。

事實上，隨著1985年後現代主義思潮引入中國後，中國文學的基本特徵發生了改變。從理論指向上看，後現代主義要從根本上動搖現代主義對世界確定性的信念，在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圖式裡，沒有了等級秩序和在場的優越地位，也沒有了真實和虛構、過去和現在、重點和非重點的區別。在個人化寫作、存在主義寫作、解構主義寫作等多種寫作思潮的衝擊下，我們從前賦予文學神聖的精神內涵正在消解，隨著大眾世俗文化的娛樂性、消閒性、現世性等因素滲入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學，純文學正在雅俗的溝通中消淡，各種文學流派、文學思潮、文學觀念的碎片化並置和無序化共生；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態與瀆神的狂歡；價值立場、審美意識發生了深刻的分化，使文學逐漸偏離現實主義傳統，但現實主義文學並未因此而終結，而是處於“邊緣化”的隱性位置，若要使現實主義文學重返統攝地位或與其它寫作方法並駕齊驅，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前提是對其進行有效的歷史清理和反思省察，而非簡單的退回現實主義傳統。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就已經反覆涉及過此問題，甚至陳思和、王曉明等在《上海文論》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由此展開激烈的文學論爭。

在當代，現實主義寫作不乏代表、名家迭出，若要選擇在詩壇進行橫向比較，何基富或許是最執著於現實主義寫作的代表之一。他以特色鮮明的寫實文體，在20世紀70年代便初現鋒芒。1975年擔任《四川青年雜誌》副總編輯；隨後出版個人詩歌集《天空有朵孤獨的雲》；出版合集《當代新詩實力詩人》、《中國當代詩壇名家代表作》、《新世紀詩歌領軍人物範本》、《百年豐碑－中華兒女風采錄》、《建黨百年-文壇先鋒作品珍藏版》等20餘本，作品風格逐漸趨於成熟。何基富的詩歌作品總是能夠深入社會文化、歷史的反思層面，影射出社會內涵的龐雜性與豐富性，對人物的塑造和描摹、社會黑暗的諷刺與揭露、另類的社會視景都能夠打破當下詩歌創作的尷尬處境。尤其是當下口語詩寫作、下半身寫作以及氾濫的政治抒情詩（區別於十七年政治抒情詩）橫行，何基富始終保持著一種平和穩定的寫作姿態、清醒獨立的寫作立場，將“小我意識”置身於現實世界，宏觀著眼，微觀落筆，不以宣洩自我情緒為目的，而是對複雜的社會現實和曲折多變的歷史進行嚴肅客觀的審視。這是何基富詩歌靈魂所在，也是其內心深層次的復現，更是當下“精神危機”的人文知識分子應該效仿的榜樣，並重新審視的重要命題。何基富對現實世界的感受在經過思想的提煉昇華之後，在“世俗化”的文化語境下，思考著當下文化如何定位、如何擺脫“商業化”的趨勢、如何擺脫在“經濟化”衝擊下中國文學精神貧血的現象以及文化泡沫扭曲現象，開掘出歷史與時代的不同的缺憾之處，為詩歌介入現實和社會提供有力的視角與辦法。

縱觀何基富的詩歌，我們發現其作品風格大都顯得“平白鋪敘”、“通俗簡易”，其好用啟示性、暗示性的語言來傳遞內在情感，在樸素明晰的形式結構中，濃縮深厚的體驗。情緒隨著所要描寫的圖示進行不規則運動，感情軌跡由“熱”到“冷”，對社會弊端的真實反映和激情洋溢的抨擊，開始變為對現實社會的冷靜、客觀的分析和解剖，刻畫的重點由外部事件轉入對人物的內心世界。個人情緒由急躁迴歸到平靜、由繁雜迴歸到單純。這裡所指的平靜單純，並不是文字學上意義的語義所指，這不僅是詩人刻意製造的“冷抒情”的效果，也是詩人擅長利用簡單意象塑造詩歌隱喻的必然結果，這也直接成就了何基富詩歌的“生命哲學”。可以說，何基富是集詩人、思想家於一身的，哲學與詩本同為一體。關於這一方面，何基富曾與我反覆論述過，他說“一個好的詩人，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何基富用獨到的眼光對人生、世界進行徹底的審視，何基富的這種審視，實際上是在審視自我、審視民族、社會和知識分子的良心，並將這些經驗訴諸於生命個體，從文化與人心的層面展示普羅大眾的生存狀態和心理軌跡，對客觀現實作出平和之中藏有冷靜的理性批判，對文學作品生產“世俗化”、作家藝術“工匠化”、審美趣味“庸俗化”、動亂年代的苦難歷史、人性毀滅、理性淪喪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與批判，顯示出知識分子對人文精神的恪守和張揚，透露出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理性關懷，顯示出他作品中強烈的人道主義色彩。詩人勇敢地剖析大眾的迷失幻象、時代潮流，現實生活、歷史積澱與民族文化心理，建構真實可感的意象，與社會、政治、歷史對話，在冷峻、辛辣、犀利、勁捷的筆調中，隱含著探求生命、世界本原的訴求。

作為一位現代主義詩人，何基富選取特殊視角，獨立看待當下世界，詩人試圖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下，從民族歷史發展的宏觀視角，展開對政治現實的思考。他的思考是獨到、真摯、有情的，其對商業語境下的生存現實進行了全方位的透視與描寫。詩人並沒有採用先鋒文學的技術實驗色彩，而是追求一種與生活同構的、簡潔的、平和的敘事方式，所以作品充滿著強烈的生活感和現實感，其將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的意象融入作品，直面真誠人生，凸現底層世情，揭示社會問題，表現出強烈的現實參與意識。在藝術上表現出對無技巧境界的追求，試圖把詩歌本色和生活本色呼應聯絡起來，努力在詩歌中消除主觀敘述的痕跡，使詩歌文字呈現出生動的生活畫面和生活情節，保留社會生活的底色，這些“平民化”、“日常化”、“通俗化”的詩歌，摒除了歷史意蘊的繁瑣沉重。何基富是詩人，但他卻更能以一個思想家的姿態，運用理性的思維方式，表達著對人生、人性、歷史和虛無等古老哲學主題的理解和思考，詩人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對普羅大眾經驗的理解和審視、自身知識的積累與思想觀念的衝擊，這三種體驗共同構成了詩人創造性活動的基礎。何基富正是透過這些創造活動，闡述詩歌的內蘊、表達社會的本質、探討人性、虛無、死亡等哲學命題，以期完成“自我”的超越。在《休說盛唐》、《“憤青”，新世界的拓荒者》、《請敬畏“抱怨”和“不滿”》、《“蒲松齡講習班”夭折夢中》、《你，你有什麼？》、《恐怖啊，“龍捲風”》等等，均有很好的驗證，在這些詩歌作品中，他尤為關注生命問題、生存困境、存在意義等哲性命題，生命個體存在的意義、個體生命的情感價值都在他的詩歌中合而為一，這些詩作都是他特有的人生經歷所沉澱下來的產物。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何基富極為尊崇個人體驗和自由想象，以純粹的個人話語包含對現實人生的體驗和個體感受，具有非凡的想象洞察和深刻的哲學意味。

何基富詩歌創作融入了對人生、人性、社會的思考，這也是被讀者所認同接納併產生共鳴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閱讀何基富的詩歌，會被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所吸引，這是作者完成生命救贖的重要途徑，也是讀者閱讀審美不斷提升的重要方法。何基富不斷的思考人生、人性、社會的意義，以期達到“自我認識”的目的。他的“自我認識”的過程是由各種對話組成的，傳統化的內心獨白被他捨棄了，詩人在對話中向其假設者或社會人對話甚至進行良性的論爭，在這個過程中表達詩人對於人生、人性、社會等哲學母題的思考。巴赫金著名的對話詩學理論即有類似的觀點，其認為只有我與他人的相互存在中的關係中，世界及其價值才會展現出來，單個我無法衡量外在世界價值的大與小，甚至對外在世界的意識和看法也無法產生。這個觀點所表達就是注重與他人的關係，可以引申到與他人的對話，何基富的詩歌實踐恰好符合這個觀點。他在一次與我對話中也提到這個觀點，對話其實就是一個永恆的神話，它有別於政治意識形態和性別，理解它、運用它，就可以理解今天和未來的詩歌。在這一方面，何基富的詩藝是非常純熟的。並且經常在其作品裡設定許多人物，比如“父親”、“母親”、“二哥”、“女兒”等，具體作品表現為《父親節祭父親》、《母親拔牙，肉跳心驚》、《難忘二哥那份情》等，這些人物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都是何基富對人思考的重要載體，這些人物本身除了帶有詩人的感情寄託，還折射出其強烈的哲性意味。透過這種方式，何基富在對人思考的過程中，不斷地加深“自我認識”，以尋求精神上的圓滿。在《父親節祭父親》、《母親拔牙，肉跳心驚》、《難忘二哥那份情》等作品中，都是何基富在各種對話中與某個他者進行交流，表達了對生命、世界的本原、生存意義的思考和理解。對這一切問題的追問，與對談者的討論，可能並沒有客觀、具體的答案，但透過這個過程，詩人可以不斷地接近這些問題的本質。他把生命、世界轉換成他者，將他們作為人物意象放置在詩歌世界中，這樣可以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正是由於這些人物的“在場”，使何基富詩歌具有對話性，也使得詩歌的抒情主體具有濃厚的哲思，從而使詩歌更具哲性意味。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詩的源泉在於生命”，他認為詩歌的創作只本著我們內心的衝動，強調的就是詩從生命中湧動奔流，而不是由苦吟得來。而何基富詩歌就是其生命的展示、自然的流露，用“生命詩學”來看待何基富詩歌，可以看出其作為詩人自我生命機能的詩思、詩形與詩藝。不難發現何基富的詩歌間閃耀著率真質樸的“通俗”之美。這種原生態給人帶來的美是獨特的、是特殊的，讓人感到無限的情感張力，其詩歌就是從語言、從思想中所抽象出來的個體經驗，是對客觀世界濃縮、深刻的表達。在何基富的詩歌世界中，底層生活與人能夠構成一種“詩性關聯”，這種“詩性關聯”是美的、天然的、自發的、無意識的，他並不能依靠後天習得，或許說這就是一種天賦，他給詩的美感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當下不少讀者認為詩歌應該描寫“浪漫”、描寫“陽春白雪”，其實底層生活所具備的詩意也可以是“浪漫”的、震撼人心的，“審醜”的過程也是一個審美的過程、一個探求真善美的過程。何基富詩歌“審醜”化並不僅僅是佐證倫理道德的重要依據，還是依其本身美的特質而獨立存在的，他詩歌的“審醜”特徵裡包含深度的內涵之美，詩思中所蘊藏的原生態的“粗糲”之美、語言意識與創作手法上的詩藝之美，是一種審美反價值的基本形態。在他的作品中，醜可以反襯美、突出崇高，可以包含美、包容崇高，也可以轉化美、變為崇高。何基富詩歌中運用了大量的“醜”的意象，以醜的典型讓我們感受到強烈的反價值力量與特殊的審美感受，這種另類的審美感受，在當代詩壇是少有的，甚至說是稀缺的。由於何基富親歷了當下生活和現實人生存在的疼痛、怪誕與慌亂，常常在其詩中充滿著強烈的主體色彩，並且控訴中常常包含許多如小三、龍捲風、貪官、老鼠、大糞等醜的意象，所有這些內心情緒的表達是貼近現實的，是具有警示意義的，是符合詩歌的社會功能的，何基富詩歌正是藉助“醜”的意象、通俗的語言與情感，將醜惡還原，揭露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對醜惡進行批判與否定，因為醜，才顯出何基富詩歌的個性與本質，才讓我們深入體會其中的精神意蘊。從醜中感到強烈的張力刺激，從而培養出不俗的審美趣味。當年聞一多先生的一篇《死水》就將醜寫到了極致。這正是應對當下社會現狀，詩人使用自由、天然的人性精神才具有原始主義、裸性的魅力。何基富作為一位具有生命意識和使命意識的詩人，在“審醜”的過程中表現出了積極的意義，因為它以一種嚴肅的人生態度直麵人類當下的生存現實，它往往從社會歷史、文化的高度來反思人類生存、命運與精神苦難，因而具有博大與超越的精神世界。詩人的這種“審醜”意識並不僅僅耽於個人寂寞、瑣碎、荒誕的狹隘主觀世界，而是包容了巨大的文化指向和歷史意蘊，在詩人歷史意識與主體意識逐步覺醒和相互促進之下產生的理性沉澱。

何基富多數詩歌中近乎原生態風格的書寫，將人民大眾的本真的生活境遇和真實的生存體驗展示於眾，不僅引起大眾的情感共鳴，還有一種特殊的審美趣味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也是何基富詩歌認同接納程度越來越多的重要原因。如詩句；“捆在火刑柱上的布魯諾高喊/專制的烈焰可以燒死布魯諾/千年地心說難擋日心說科學/布魯諾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這種由於特殊的審美趣味所蘊含的張力，即來自於詩人內心毫不掩飾的、率性粗獷的語言，在這裡，詩人沒有藉助任何修辭，情感卻在詞間自然地流露與傾瀉，在“吶喊”中感受到前進的力量，呈現出的是極其“粗糲”、原始的語言與情感，並與詩文中與“黑暗”、“真理”、“黎明”相呼應，讓人感到顫慄感。何基富詩歌就以這種率真質樸、原生態的通俗語言，橫掃當代詩壇的不正之氣，讓人感到浩然正氣與雄性的力量。當年金斯伯格也是以這樣的感情裸露無遺的“嚎叫”震驚了美國文壇。何基富詩歌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極真實、原生態地展示出了大眾的生活現狀與心理狀態，以樸實無華的文字講述著當下的生活故事，具有原初、真實的生命氣息和粗糙、質樸的形態，沒有藝術上的雕琢和安排，比現實主義的敘述還要本分。這種敘述使他的詩歌充滿一種真實的生存痛感，他以個體生命經驗的方式切入了對於存在的哲學追問，回答了海德格爾的疾呼“詩人何為？”其詩歌從根本上超越了先鋒詩人對於西方現代派理念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理論的觀念性吸收、認同和模仿，從而賦予了其主題以強烈的生命性和真實性，在藝術上給人帶來一種真切的、率性而粗獷的藝術感染力。由於何基富的生長經歷，他的詩歌散發著“平民意識”，其採取了一系列平民化寫作方式去淡化詩中意象本身帶有的情感特徵。透過瑣碎的日常事物挖掘自我的生命情懷，寓人生哲理於凡人小事的敘述之中，寓真善美於平凡瑣碎的事件。詩人捨棄了對形而上價值的探究，轉向對現實生存場景、生存狀態和生存體驗的展示，他普遍放棄了文學的深度模式建構，採用日常化的低調敘述，努力揭示更為深刻的生活本質。“平白鋪敘”的詩歌隱喻讓何基富的詩歌創作顯得日常，平凡而不失詩意，回味真實，思考沉著。

批評家和讀者往往從道德層面對詩歌進行批評，而忽略了其詩歌的詩藝特色，忽略了其內心對自由、民主、平等的嚮往及對現代文明的思考，事實上，底層經驗的表達與詩藝的追求兩者的關係從來都不是相互矛盾的。何基富大部分詩歌除了質樸、自然的特點外，還透過隱喻、誇張、反諷等寫作策略，調侃黑色幽默，給人一種新鮮的美學感受，其將語言的遊戲功能發揮到極致，種種這些修辭手法的運用，表明何基富的詩歌創作已經由較為典型的悲劇形態向著諧劇甚至喜劇的形態轉化，某些詩歌已經具有了後現代主義的“解構”、“消解”和“反諷”特徵。何基富並不是在刻意地創作藝術，而只是在城市、社會與經驗中進行自我傾訴，達到“自我認識”的目的，但這分行的文字卻不經意間地創造了各種各樣的詩歌意象，隱喻了時代的悲劇與獨語，為這個失語的階層展開了富有張力的言說。何基富詩歌向來都是心靈的藝術，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到了真實的形象，並透過形象來表現作者的情緒體驗，何基富詩歌的可貴之處就在於，詩人用自己的心靈感知社會，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人生，不拿捏、不抽象，在詩中閃現的完全是生活中的語詞。一般來說，像“文化”、“歷史”、“哲學”等這些宏大的語詞，通常出現於主流作家的作品中，然而在何基富的大量詩歌中，經常出現“歷史”、“社會”等詞語，他把自己的身份轉入到了歷史的世界，把自己放在宏大複雜的歷史中進行對話，何基富之所以這樣，他不過就是想站在高遠的視點和內在的層面，對底層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做出更加深刻地思考與批判，同時，還有一種警示。詩人將“倖存者”與“歷史”並置，尤其是對社會底層的普通人的關注和同情，他力圖喚起人們心中的良知和愛，展現出了底層生存的歷史學悖論，從而產生出明顯的反諷效果。

如若把何基富的詩歌及美學思想看作是一個整體，那麼其最接近魯迅、王小波的文學藝術，在當代重拾魯迅的對國民性的批判思想和“立人”的觀念，有著十分重要社會意義，魯迅透過文學，特別是小說、雜文對國民劣根性及傳統文化根源進行徹底的批判，肅清封建宗法制度下遺留的劣質文化，根除愚昧民眾心中的痼疾，可以說，國民性批判是魯迅最重要的思想，這也是何基富詩歌創作較為重要的思想。讀何基富的詩歌可以發現，其致力於對普羅大眾氣質性格中的消極因素加以批判，這種批判並不是指向某個生命個體，而是有著同樣弊病的大眾群體，因而就具有啟蒙思想的意義，何基富的高妙之處就在於他敢於正視現實，以一位社會活動家所特有的敏銳的藝術眼光觀察生活，取材於生活的“真實”，毫不留情地把筆鋒指向那些隱藏在一般的社會現象之下的虛偽、醜陋。藝術上，何基富詩歌中有著龐大的批判藝術美學體系，在其作品中，客觀的現實是基礎、生動的語言是血肉、尖刻的風格是骨骼，這也就造就了他的作品給人一種現實感極強的審美形態。何基富作為中國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以文學重塑當下的價值觀念，對國人的精神心理進行反思，在民族、國家層面進行深刻的剖析，敦促國人保持清醒，衝破思想的束縛，獲得精神的解放，真正擁有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

吉爾伯特·哈特說“如果你想了解任何時代，你不僅應該讀這個時代的史詩與哲學著作，而且應該讀讀這一時代的喜劇與諷刺作品”。這種力量來自於對現實的洞察、對現象的歸納、對問題的提煉，以及思想的精準表達。《好想幫你，但我已風燭殘年》、《媽媽，你不要走》、《媽媽，我不要》、《“水泥妹”禮讚》、《拾荒者之歌》、《街頭擦鞋匠》等都是何基富諷刺的代表作，這些充滿熱情的“戰歌”、充滿深情的抒情詩、嬉笑怒罵的諷刺詩，雖然在藝術上是“粗糙”的，但其慷慨悲壯的風格、簡潔冷峭的語言、戰鬥性、檄文性的鮮明特徵，具有強烈的戰鬥力和藝術感染力，詩中所表現出來的深沉思考，直面現實的戰鬥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當代詩壇的寫作風格和環境。在何基富看來，諷刺之高明在其旨微而語婉、言約而意盡，不同於譴責和謾罵常有的辭氣浮露，筆無藏鋒，諷刺藝術的特質也決定了何基富的處境，它揭露惡相、緊扣現實，想他人不敢想，寫他人不敢寫，所以被一些讀者覺得“非詩”、“通俗”，但是無論在現實生存還是藝術評價的層面，諷刺文學都難免受到壓制，也正因如此，諷刺本身就是一種戰鬥。何基富不斷地為諷刺正名，他的諷刺精神囊括廣大，既包括對底層生存狀態的關注、在此生存狀態之下對現實世界的批判，當前底層所面對的苦難，既有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可避免的隱痛，也有人類社會自古就有的難以根除的病根。何基富詩歌能夠立足於現實，以批判－反思－批判的眼光看待社會秩序和人生規範，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淋漓的鮮血，再現底層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對這些苦難予以冷靜的反思，繼承並表現出了嚴肅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

何基富的絕大多數詩歌都顯示出消解神聖宏偉，立足現實反傳統形而上的體驗，作品中內含“反英雄反崇高”的趨勢。這種原因在我看來，一是由於時代環境的改變，加上何基富特殊的成長環境、成長經驗，使得何基富與當下的價值觀念產生了分歧，在解析作品、詩歌創作、文藝批評方面出現了差異；再者，由於何基富自身文化水平、知識積累等原因，更多接觸的是前沿的詩學理論，多元化、個人化的觀念對何基富影響很大，傳統思想中的“英雄主義”精神不再成為詩歌的主體部分。“反英雄反崇高”的情感思想體現在何基富作品中，詩人利用詩歌隱喻產生的荒誕感、戲謔感、怪異感來瓦解人們正常認知經驗，如作品《戲說孔子》，就是一首刻意解構“英雄主義”情感的經典詩作。在這首詩中，一向被賦予“英雄”語義特徵的本體形象“孔子”不再是人們正常思維邏輯中的聖人，而是如同普通人一樣，這就是何基富打破人們長久以來的認知經驗，去刻意解構“英雄主義”情結的一種很有成效的隱喻方式。何基富詩歌隱喻的最大語言特徵就在於：用含有平凡、普通，甚至荒謬意味的文字元號，去給光輝、偉大、神聖的文化符號進行重新梳理定位，劇烈的反差空間足以帶給讀者強大的瓦解力量。除了利用隱喻產生的荒誕感去刻意解構“英雄主義”情感的詩作，還有一種是用大眾的認知經驗瓦解普通大眾司空見慣的認知框架，力圖讓“英雄”的意義範疇迴歸語言表面，不再額外附加過多的情感意義特徵。值得注意的是，詩中當詩人面對歷史文化價值的存在時，他與別人表現出“熱情”的情感特徵有所不同，他選擇了一種冷漠淡然的處理態度，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冷抒情”的敘事方式，這種冷靜、淡定的處理方式使得像“英雄”、偉人”這樣令人情緒高漲的比喻都喪失了自帶的“高尚、神聖、熱情”的情感語義特徵。讀者只有重新解讀詩歌隱喻本體、喻體的語義特徵，重新構建自我認知框架，拋去繁雜的、附加的非經典語義，將語義範疇縮減到只有經典義項存在的語義特徵，才能真正體會到何基富詩歌的感情特徵。

作為一種異於傳統詩歌的審美特徵，何基富詩歌核心精神就是對人的自我價值的重構與確認，揭示普羅大眾自我分裂和價值困惑的事實，提示知識分子看清自身境況，調整生存姿態，重構理想自我。作品中對人道 主義和人性復歸的呼喚，對人的自由心靈奧秘的探險，是何基富詩歌美學最為重要的元素。其詩歌在覺醒與叛逆、痛苦與莊嚴、失落與尋找、追悔與重建的氛圍中試圖構建一個新的詩學主題。總之，何基富詩歌具有不容忽視的現實主義美學意義。文學審美絕不是漂浮的想象和虛構，對何基富詩歌的理解，必須要放在現實世界中來評判比較，他的寫作嚴格遵循現實主義美學原則，按照生活本來的面目描寫生活，具有強烈的批判性、暴露性和震撼人心的悲劇性，之於當下來看，無論直面苦難還是批判現實都需要勇氣，而何基富詩歌寫真實的人，真實地寫人，以獨特的藝術感染力來批判社會弊端，使讀者產生同情感、痛楚感，併產生對現實社會進行以嚴肅的思考，我想，這也是何基富詩歌在當代存在的最大功能和貢獻。實際上，這種寄寓著人道關懷和道德良知的書寫，正是讀者對當代文學中現實精神的期待，同樣也是何基富詩歌賴以生存和壯大的根基。

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消費時代的到來，充斥文壇的“慾望化詩歌”寫作、繼續高蹈形而上精神追求的詩歌寫作、日常口語寫作，這類詩歌雖然也關注於日常著眼於當下，但更多是以日常的媚俗和無聊入詩並解構了詩歌傳統技藝。可以說，它們都沒有真正地介入現實。而何基富詩歌的出現，不僅具有一般底層詩作的審美意義，還具有超越性的特殊的審美價值，他沉默有力，重新找回了文學中迷失的現實主義精神，對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貧苦大眾充滿了無限地悲憫情懷。當然，何基富詩歌也有其自身的侷限性，如個別作品在語言上還比較淺顯直白，在藝術上缺乏美感。我們不妨可以將何基富創作整體當做“一部優秀作品”，當作一部“史書”來看，讓它遠離時代的熱烘烘的氣息，遠離市場經濟的喧囂，在一切熱鬧消散之後，將市場、敵人以及輿論的東西全部剝離，去尋求它最真、最美的價值，我想，那時，何基富的詩歌一定會閃爍出無可比擬的光芒！在源遠流長的中國詩壇上佔有不可或缺的一席！

2021年4月14日作於古都金陵

注：賈賽賽：筆名木易，詩人、文學評論家，傳世圖書出版中心主編。

賈賽賽簡介

：賈賽賽，男，筆名木易，詩人、文學評論家、中國詩歌網駐站詩人，現任傳世圖書策劃出版中心主編、《讀後感》雜誌常務副主編，“神性主義”詩學創始人。

作品收錄至《詩刊》、《詩潮》等詩歌選本。先後主編《中國當代詩經十八家》、《當代詩壇名家代表作》（上下卷）、《中國新詩最具影響力八十家》、《華語知名詩人作家名錄》、《大國傳世詩人》（三卷）、《中國當代詩壇十佳傑出詩人》、《中國當代詩壇經典校本選讀》、《新世紀詩歌領軍人物範本》、《21世紀中國百位詩人典藏大系》、《中國當代傳世詩文大辭典》等三十餘部國家級詩歌選本。作品被翻譯成英、日、法、韓等語言，2017年第五屆中國影響力創新藝術人物獎得主，任中國好品牌上榜影響力藝術形象大使，著有個人詩歌集《不垢不淨》、《太陽·七部書》，多部圖書被香港華裔文化博物館、臺灣史銘圖書館、國家大使館等收藏。

編輯：記者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