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稼雨：中國傳統文化“三段說”背景下的中國文學演進軌跡

文學是人類精神財富的重要凝聚之一。它是人類精神和情感的表現渠道，文學的歷史也是人類精神情感歷史的重要記錄。

認識瞭解人類文學的歷史，是回顧人類精神情感歷史，鑄造當代人精神情感家園的捷徑之一。中國文學是中國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記錄，對中國人陶冶情操，鑄造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文學史》，寧稼雨主編，教育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

作為人類精神情感記錄的文學，其產生髮展歷程受到其載體記錄方式的制約。在文字產生之前，文學是透過口頭傳承流傳的。文字出現給文學提供了廣闊的生存空間，文學在此基礎上得到蓬勃發展。

文學又是人類社會文化的重要基礎組成部分，所以，本書把中國文學置於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和把握梳理。

從歷時的角度看，中國文化主要經歷了史前矇昧文化、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和文化轉型五個大的歷史段落。其中“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是主體部分。

史前矇昧文化是指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是中國文化的準備和序幕時期。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材料可以看到，華夏史前文明時期已經具備了農耕文化、家庭本位和倫理觀念的雛形，為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帝王文化是指先秦兩漢時期，是中國文化的形成的奠基時期，主要體現帝王階層的意志和利益。從諸子百家思想，到周禮禮儀的確立；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無不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從各個方面奠定基礎。

士人文化是指魏晉南北朝到唐宋時期，是中國文化的成熟和繁榮時期，以體現文人階層的觀念修養為主要特色。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揭開了它的序幕，唐詩宋詞則以細膩的筆觸，描繪出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和生活。同時，中國文化的文雅氣息，也逐漸從帝王文化的氛圍中逐漸分離出來，成為一枝獨秀之花。

市民文化是指元明清時期，是中國文化的鞏固和發展時期，以表現市民階層生活和願望為主。市民階層登上社會舞臺，為中國文化增添了無限生機。從勾欄瓦肆，到秦淮河畔，戲曲小說中的市民生活是古代大眾文化的集中縮影。

《中國文化史》

文化轉型是指近代，是中國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西方列強的大炮不僅打開了中國國門，也輸入了西方的文化。中國文化在此強烈衝擊下，從社會思想、政治制度到文化思潮和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全方位的轉變。

一、帝王文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學

這個時期包括先秦、秦漢，也就是本書所分的帝王文化時期。

我們首先注意到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幾乎都孕育於這個時期。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詩歌可以追溯到《詩經》、《楚辭》和漢樂府；小說可以追溯到神話傳說，《左傳》、《史記》等歷史散文，以及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辭賦可以追溯到《楚辭》。駢文中對偶的修辭手法，在這個時期也已出現；就連戲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

其次，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也是孕育於這個時期的。特別是儒道兩家的思想影響著此後幾千年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臺灣《詩經》郵票

第三，中國的文學思潮以儒道兩家為主，儒家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道家注重文學的審美價值，這在這個時期也已經形成了。影響著整個中國文學的一些觀念，如 “詩言志”、“法自然”、“思無邪”、“溫柔敦厚”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提出來的。

第四，從文學的創作、傳播、接受來看，士大夫作為創作的主體和接受物件，文字作為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文學的這個基本格局也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直到宋代出現了市民文學，才使這個格局發生了變化。

這個時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學。在這個階段，文學的創作主體經歷了由群體到個體的演變，《詩經》裡的詩歌大都是群體的歌唱，從那時到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詩人屈原出現，經過了數百年之久。

《詩經》收詩三百零五篇，按照音樂分類，共有“風”、“雅”、“頌”三部分。《詩經》中靈活運用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初步形成民歌創作的藝術傳統，為後世文學創作奠定了發展的基礎。《詩經》中的篇章大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人民性，自西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豐富複雜的社會生活，以及當時人民多樣的思想感情，都得到了真實生動的反映。

戰國後期，在南方產生了具有楚文化獨特風采的新詩體，即楚辭。楚辭以六言、七言為主，長短參差，靈活多變，多用語氣詞“兮”字。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運用楚辭形式創作了《九歌》和《九章》。其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宏偉瑰麗的長篇抒情詩。《詩經》和楚辭，在文學史上並稱“風騷”，共同開除了我國古代詩歌現實精神和浪漫色彩並駕齊驅、融會發展的優秀傳統，並垂範於後世。

米芾書離騷經帖

上古巫史不分，史從巫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人事的記錄，這是一大進步。而士的興起與活躍，對文學的發展又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先秦文學的形態，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詩樂舞結合，這種混沌的狀態成為先秦的一大景觀。

所謂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這個領域而言，在講先秦散文時我們無法排除《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也無法排除《周易》、《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等哲學著作，那時還沒有純文學的散文。

至於詩歌，最初是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呂氏春秋》裡記載的葛天氏之樂，以及《尚書·堯曲》裡記載的“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都是例證。《詩經》、《楚辭》中的許多詩歌也和樂舞有很大關係。風、雅頌的重要區別就是音樂的不同，據《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樂歌唱。《楚辭》中的《九歌》是用於祭祀的與樂舞配合的歌曲。

《論語正義》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遊士蜂起。在百家爭鳴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了諸子散文，其中佳篇往往說理透闢，邏輯嚴密，言辭鋒利，善用比喻，《論語》、《孟子》或警策，或雄暢，《莊子》則文學性最強。與諸子散文輝映一時的，是一記事為主的歷史散文。《左傳》、《國語》和《戰國策》，後一時為序，或以國為別，其中的優秀篇章，情節曲折，人物生動，剪裁得體，有很高的藝術性。《戰國策》的人物描寫更有個性，技巧愈加高明，言辭愈加鋪張，是歷史散文中文學價值最高的一部。

秦漢文學屬於這個時期的第二段，秦漢文學出現了不同於先秦文學的一些新的特點。首先是創作主體的處境有了變化，戰國時代遊說於列國之間計程車，聚集到統一帝國的皇帝或諸侯王周圍，形成若干作家群體，他們以歌功頌德或諷喻譎諫為己任。

如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東方朔，吳王劉濞門下的枚乘、鄒陽。這些“ 言語侍從之臣”正好成為大賦這種漢代新興文體的作者。與漢代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相適應，漢代文學以大為美，鋪張揚厲成為風尚。

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政策相適應，漢代文學失去了先秦文學的生動活潑與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滯的風格。

然而，對於中國詩歌來說，漢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朝代。《詩經》那種四言的軀殼到漢代已經僵化了，楚辭的形式轉化為賦，漢代樂府民歌卻以一種新的姿態、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間繼而在文人中顯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並由此醞釀出中國詩歌的新節奏、新形式，這就是歷久不衰的五七言體。

《樂府詩集》

兩漢時期，大一統帝國君臣追求物質和精神享樂，用文學來歌舞昇平，弘揚國威，於是辭賦應運而生。漢賦經過了騷體賦、大賦、抒情小賦幾個發展階段，給予魏晉辭賦和唐宋文賦以直接的影響。

兩漢文學中最有價值的是樂府詩。樂府本是建於西漢武帝時的官方采詩機構，其所採集的民歌即稱為樂府詩。樂府民歌多“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深刻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體現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心態、願望和要求。其著力反映和表現社會生活的精神和賦、比、興各種手法的互補運用，與《詩經》一脈相承，而它長於敘事鋪陳，語言富於生活氣息，句式以雜言和五言為主，有體現了詩歌藝術的新發展。

在漢樂府民歌哺育下，漢代文人五言詩也由醞釀而逐漸發展成熟。東漢末年出現的《古詩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誌。這是一組由寒門文人創作的抒情短詩，抒發了動亂社會下層士子的牢騷不平，情調難免感傷。與漢樂府民歌多為敘事詩不同，《古詩十九首》長於抒情，委婉含蓄，自然質樸中顯出精煉工切，被後人讚譽為“五言之冠冕”。

司馬遷墓祠

代表兩漢時期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此書以人為經，以事為緯，開創了紀傳體這種新的史書體例。《史記》“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和批判精神，向來為人們稱道。從文學角度看，它所塑造的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閃耀著鮮明獨特的個性光彩；刻畫人物的高超技巧，謀篇佈局的多樣和巧妙，語言的非凡表現力，都對後世敘事散文起到了示範作用。

二、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學

中古期從魏晉開始，經過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為止。為什麼將魏晉作為一個新時期的開端，並將魏晉到宋代這樣長的時間劃為一箇中古期呢？這是考慮到以下事實：

第一，這個時期中國文化的整體風貌是士人文化，文人文學是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現特徵之一；第二，這時開始了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並在南北朝完成了這個自覺的程序。第三，隨著文學獨立自覺局面的出現，代表文人文學幾種重要文體（詩歌、散文、詞）在這個時期臻於完備，並且達到這幾種文體的最高成就。

中古時期的第一段從魏晉到唐中葉。這個時期文學獲得更加自覺的發展，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成就。詩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的。

漢末魏初，“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文人詩歌創作進入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時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形成了眾星拱月的局面。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的共同風格，其中以曹植和王粲的詩歌成就最為傑出。

趙雍繪《建安七子度關圖》

魏晉之交，隨著世風變易，阮籍、嵇康、左思的作品或沉鬱艱深，或風調峻切，或氣骨遒上，在精神上繼承了建安文學，推動了詩歌創作的發展。西晉代表人物陸機、張協、潘岳等人的作品漸多麗辭縟採。

東晉玄言詩氾濫一時，能超拔流俗的大詩人是陶淵明。陶詩多寫田園生活，風格自然沖淡，對唐代山水田園詩派有直接影響。其散文和小賦數量不多，卻十分出色。這是五七言古體詩繁榮發展並達到鼎盛的階段，也是五七言近體詩興起、定型並達到鼎盛的階段。詩，佔據著文壇的主導地位。

文向詩靠攏，出現了詩化的駢文；賦向詩靠攏，出現了駢賦。從“三曹”、 “七子”，經過陶淵明、謝靈運、庾信、“四傑”、陳子昂，到王維、孟浩然、 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詩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這個階段最後的 一位詩人，又是開啟下一階段的最早的一位詩人，像一個里程碑矗立在文學史上。

胡適書杜甫詩

“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這兩個詩歌的正規化，先後在這個階段的頭尾確立起來，作為一種優秀的傳統，成為後代詩人追慕的極致。這又是一個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的階段，作家獨特的人格與風格得以充分展現。陶淵明、李白、杜甫，他們的成就都帶著鮮明的個性。

此外，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若干文學集團，文學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學的技巧。以曹操為首的鄴下文人集團在發展五言古詩方面的作用，齊梁和初唐的宮廷詩人在建立近體詩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證據。在這個階段，玄學和佛學滲入文學，使文學呈現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在儒家提倡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之外，玄學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為作家的美學追求；佛教關於真與空的觀念、 關於心性的觀念、關於境界的觀念，也促進了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南北朝時“文”“筆”之分日漸明顯，許多文人專力於詩歌和駢文的創作。

南有謝靈運、謝眺，多作描繪自然景色的山水詩。鮑照擅用七言古體抒發憤世嫉俗情懷，頗有氣魄。北有庾信，其詩在北方比較沉寂的文苑中獨標清新，在社個形式上可稱為六朝詩歌的集大成者。駢文則是這一時期的流行文體，規矩雖多，有些佳作仍粲然可觀。

此外，南北朝樂府民歌也足以與漢樂府詩前後輝耀。因南北地獄、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差異，南朝吳歌、西曲大都具有明麗柔婉的風格，北朝少數民族歌曲卻剛健亢爽，如裘馬大風。

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頗引人注目。以晉幹寶《搜神記》等為代表的志怪小說和以劉宋時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實開後世文言小說之先聲。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著。《文心雕龍》尤其體大思精，今已成為顯學。

《六朝小說學術檔案》

唐代文學作家作品數量之多，成就之高，影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詩歌創作空前繁榮，堪稱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古體、近體爭奇鬥豔，各種風格流派異彩紛呈，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輩出，星馳雲湧。

“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和稍後的陳子昂，上承漢魏風骨，力掃齊梁宮體詩頹風，使唐詩開始走向社會、貼近現實，發為清新健康的歌唱。他們在詩歌形式和表現手法上的大膽探索，為唐詩的空前發展鋪平了道路。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史稱盛唐，出現了兩大詩歌流派。以王維、孟浩然等人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多寫閒情逸致，但格調高雅，意境幽美，人稱“詩中有畫”，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以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其作品多描繪雄奇的邊塞風光和艱苦的軍旅生活，或悲壯，或奇峭，有顯著特色。

接著李白與杜甫先後崛起，被稱為中國詩歌史上雄視今古的“雙子星座”。李白詩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表現個人理想與社會現實的矛盾，感情奔放熾烈，風格豪放飄逸。杜甫詩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號稱“詩史”；感情內在深沉，風格沉鬱頓挫。李白與杜甫，分別以其極高的藝術成就而成為澤被百代的偉大詩人。

顧炳鑫繪李白吟詩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從唐中葉開始的，具體地說就是以天寶末年“安史之亂” 爆發為起點，到南宋滅亡為止。

唐中葉以後文學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韓、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學語言和文體的改革，宋代的歐陽修等人繼續韓、柳的道路，完成了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實現的改革，確定了此後的文學語言和文體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

詩歌經過盛唐的高潮之後面臨著盛極難繼的局面，詩人們紛紛另闢蹊徑，經過白居易、韓愈、李賀、李商隱等中晚唐詩人的努力，到了宋代終於尋到了另一條道路。

就宋詩與唐中葉以後詩歌的延續性而言，有這樣兩點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詩人開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寫，與日常生活相 關的人文意象明顯增多，到了宋代這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由杜甫、白居易開創的反映民生疾苦積極參與政治的傳統，以及深沉的憂患意識，在晚唐一度減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強。

就宋代出現的新趨勢而言，詩人與學者身份合一，議論成分增加，以及化俗為雅的美學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為宋詩的代表人物，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具有比較明確的創作主張與藝術特色。蘇軾、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點，與江西詩派共同構成有別於唐音的宋調。

唐中葉以後曲子詞迅速興盛起來，經過五代詞人溫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為大觀，併成為宋代文學的代表。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等人的名字也就永遠鐫刻在詞史上了。

唐中葉以後傳奇的興盛，標誌著中國小說進入成熟的階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說”的興起，宋代“說話” 的興盛，則是這個階段內文學的新發展。

《全唐五代小說》

安史之亂後，進入中唐時期。唐憲宗元和年間，以白居易、元稹為首，倡導了一場新樂府運動。他們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創作綱領，以巨大熱情寫作了《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新題樂府》十二首等組詩，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加以集中概括，對時弊進行諷喻批評，形象鮮明，具有強烈的社會性。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堪稱古代長篇詩歌中的傑作。

和元白詩風殊趣的，有以韓愈、孟郊為首崇尚險怪、以理入詩的一派。此外各具藝術個性的詩人尚有柳宗元、劉禹錫、賈島等。在中晚唐之交出現的李賀，以其詭異的詩風獨樹一幟，並啟迪了晚唐詩歌。

到了晚唐，詩歌氣格趨於卑弱，染上濃厚的感傷色彩。這一時期最有成就的詩人是杜牧和李商隱。杜牧長於七絕，內容多傷春惜別和詠史懷古，風格俊爽自然；李商隱的的七律沉博絕麗，以愛情詩獨擅勝場，其“無題”詩工於比興，意蘊深永，但有些作品則未免晦澀難解。

陸儼少繪李商隱詩意圖

散文是唐代文學的又一大收穫。唐初駢文盛行，雖不斷有人提倡簡樸實用的散文，但影響不大。到中唐時，韓愈、柳宗元以復古相號召，致力於恢復散文的主導地位，領導了一場其實質是文學革新的古文運動。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的散文有比較充實的思想內容，力求反映各種社會現實問題，感情真切，內容形式都達到了推陳出新的境地。晚唐散文以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所寫的小品文為代表，魯迅讚譽之為“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由於古文運動的濡染，晚唐還產生了散文化的賦，如杜牧的《阿房宮賦》。

詩歌散文之外，唐人傳奇的成就也另人矚目，標誌著我國古代小說藝術的漸趨成熟。詞於盛唐以後興起。詞是配合燕樂歌唱的新詩體，最早起源於民間，中唐以後文人染指漸多；五代時，西蜀和南唐成為詞的創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詞》問世。五代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後主李煜，以詞寫亡國之恨，雖然境界不高卻感慨遙深，情真意切，語言樸素自然有珠圓玉潤，多屬藝術精品。

宋代在政治、軍事上顯得軟弱無力，在經濟文化方面卻相對繁榮，詞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成為一代文學的主要標誌。北宋初期，朝廷上下耽於享樂，詞在上層士大夫文人晏殊等人手裡，成為娛賓遣興的工具，詞風未脫花間一派的婉約綺靡。晏殊之子晏幾道，由於個人遭遇不幸，詞風格多低迴感傷色彩。范仲淹有革新思想，有以鎮守邊塞，經歷豐富，寫出了境界開闊、格調蒼涼之作。

在柳永手裡，宋詞有所革新。他從都市下層人民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以寫相思旅愁見長，大量創制並寫作了慢詞，富於平民色彩，在百姓中傳唱甚廣。

蘇軾書法

蘇軾不滿柳詞的囿於風花雪月，有意打破詩詞界限，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使詞擺脫音律的過多束縛，成為獨立的抒情詩體。他的“以詩為詞”，給北宋詞帶來了新氣象，並啟迪了南宋豪放詞派的誕生。

除柳、蘇之外，秦觀、賀鑄、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等詞人，都分別對宋詞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共同創造了北宋詞壇多種風格相互競爭的繁榮局面。

宋室南渡以後，感時傷亂、抗金愛國成為詞的一大主題。南宋初期詞人多經歷靖康之變，其詞一改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上承蘇軾一脈，下啟辛派詞風。

南宋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詞人當推辛棄疾，他使宋詞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達到了光輝的高度，在詞的藝術表現手法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和創造。他的詞多種風格並存，或壯懷激烈、豪氣逼人，或纏綿哀怨、清新活潑。屬於辛派的詞人有陳亮、劉過等，風格似辛而不免劍拔弩張。

沈尹默書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宋詩的成就不必與唐詩並論，自有特色。概而言之，唐詩主情韻，宋詩主理致。宋初詩人學李商隱，號西昆體。到歐陽修手裡，宋詩注重氣骨、長與思理的傾向愈益明顯。

北宋詩壇上影響最大的詩人是蘇軾和黃庭堅。蘇詩說理抒情，自由奔放，發展了宋詩好議論、散文化的傾向，代表了北宋詩歌革新運動的最高成就。黃庭堅重視詩歌語言的創造，有“點鐵成金”、“脫胎換骨”之說，其詩宗尚杜甫，瘦硬生新，成為江西詩派的宗主。

南宋詩人的傑出代表是陸游、楊萬里和范成大，他們都出於江西詩派，終能自成一家。陸游是宋代最突出的愛國詩人，留下詩作近萬首，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散文在唐代古文運動以後漸呈頹勢，至宋初仍未改觀。宋仁宗慶曆年間，在政治革新的潮流鼓盪下，詩文革新運動隨之興起，宋代散文取得了與唐文媲美的傑出成就。

歐陽修是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他堅持“事信言文”的創作主張，極力提倡平易通達的文風，所作散文極富情韻。在他的提攜下，文壇人才輩出，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都是一時俊彥。其中蘇軾成就最高，散文諸體兼備，自由揮灑，如行雲流水，姿態橫生。其《前赤壁賦》是宋代文賦的代表作。

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宋代的通俗文學也得到了發展。在唐代講唱文學的基礎上產生了話本，成為後世演義小說和白話小說的濫觴。諸宮調和南戲也已經出現。

《全宋詞》

三、市民文化和轉型時期背景下的中國文學

這個時期主要包括元、明、清三個時代。這個時期文學的主要變化有兩點：一是敘事文學取代抒情文學，成為文學的主流形式。二是市民文學取代文人文學，成為文學殿堂的主角。具體表現為：

第一，文言小說在魏晉南北朝已初具規模，在唐代達到成熟。白話短篇小說在宋元兩代已經相當繁榮，白話長篇小說在元末明初也已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作品。

第二，文學傳媒出現了印刷出版、講唱、舞臺表演等各種新的形式。

第三，文學創作的主體和物件，包括了宮廷、士林、鄉村、市井等各個方面。總之，中國文學所有的各種因素都在這個時期具備了而且成熟了。

第四，在王學左派的影響下，創作主體的個性高揚，並在作品中以更加強烈的色彩表現出來；在文學作品中對人的情慾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對理學禁慾主義進行了強烈的衝擊，從而為禁錮的人生打開了一扇窗戶。

崑曲《牡丹亭》劇照

湯顯祖的《牡丹亭》所寫的那種“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愛情，便是一種新的呼聲。晚明詩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重視個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調的傾向，也透露出一種新的氣息。

第五，詩文等傳統的文體雖然仍有發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樣。而通俗的文體顯得生機勃勃，其中又以小說最富於生命力。這些通俗文學藉助日益廉價的印刷出版這個媒體，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併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以上各方面看來，元代以後中國文學的走向的確發生了一個新的變化。

近古期的第一段從元代開始，延續到明代中葉。從元代開始敘事文學佔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從此，文學的物件更多地從案頭的讀者轉向勾欄瓦舍裡的聽眾和觀眾。文學的傳媒不僅是寫在紙上或刻印在紙上的讀物， 還包括了說唱扮演的藝術形式。

儒生社會地位降低，走向社會下層從事通俗文學的創作，先是適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繼而提高這些文學形式，於是出現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高明等一大批不同於正統文人的作家。

經過自宋至元的長期醞釀，元雜劇以它高度的社會價值、傑出的藝術成就和獨特形式體制，開闢了我過戲曲文學的黃金時代。關漢卿的《竇娥冤》、王實甫的《西廂記》等，都是元雜劇中璀璨奪目的明珠。

元末雜劇衰微，南戲又復盛行，出現了高明《琵琶記》這樣的傑作。南戲的興盛為明清傳奇奠定了基礎。元代的文學以戲曲和散曲為代表，以大都為中心的雜劇與以溫州為中心的南戲，共同創造了元代文學的輝煌，而明代流行的傳奇又是對元曲的繼承與發展。

由於北方少數民族樂曲傳入中原地區，元代還出現了一種配合當時流行曲調清唱的抒情詩體，就是散曲。一般所說的元曲，是雜劇與散曲的合稱。散曲有小令和套數兩種，小令是單支曲子，套數由兩支以上屬於同一宮調的曲子依次連綴而成。散曲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通俗色彩，給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氣。

元曲郵票

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以關漢卿和馬致遠為代表，作品通俗平易，詼諧潑辣；後期代表作家是張可久與喬吉，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趨於雅正典麗。馬致遠的小令《天淨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哨遍·高祖還鄉》，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與元雜劇、散曲的成就相比，元代詩文創作相對衰落，沒有很傑出的作家和作品。元末明初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這兩部長篇白話小說，成為這個階段的另一標誌， 它們的出現預示著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到來了。

從明嘉靖初到鴉片戰爭是近古期的第二段。明清易代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對那些漢族士人的震動極其強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學創作基本上沿襲著明代中葉以來的趨勢，並沒有發生巨大變化。

《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

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學集團和派別的大量湧現以及它們之間的論爭，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在詩文方面有公安派、竟陵派、神韻派、格調派、性靈派、桐城派的主張和創作實踐，在詞的方面有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的主張和創作實踐，甚至在戲曲方面也有以“臨川派”和“吳江派”為主的兩大群體的論爭。

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盪中，湧現出一些傑出的作家，清詩、清詞取得不可忽視的成就。但與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學相比，仍然還有江郎才盡之感。

相比之下，值得特別注意的還是市民文化背景下戲曲、小說方面的收穫。李贄作為明代中期以後市民文化的旗手，其思想在明代中期以後文學藝術界，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李贄的重要思想核心是提倡“童心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同時，反對傳統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等正統思想的虛偽與醜陋，注重人性中被壓抑的慾望，認為“雖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

尤其重要的是，李贄高度讚揚流傳在市井的通俗小說、戲曲。在李贄思想的影響和倡導下，不僅市民文學登堂入室，成為當時社會思想解放潮流的實體性成績，同時，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等與李贄相關的人之中，往往都是李贄思想學說的實踐者。

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作為這種理論的重要實踐，他們的散文清新樸素，自然平淡，具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真摯美感。

在敘事文學領域中，這種體現市民階層生活情趣和自由意志的理念也得到極大發展。《西遊記》中敢於犯上作亂、號稱“齊天大聖”的孫悟空，《牡丹亭》中“情可以生，可以死”的杜麗娘都在文學史上留下深刻足跡，也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觀念體系與價值判斷。

昇平署彩繪孫悟空

另一方面，在市民文化背景作用下，這個時期中國敘事文學的一個重大題材變化是，以往“講史”“英雄傳奇”“神魔”等遠離現實生活普通人的“高大上”題材逐漸被描寫現實生活普通人的“世情”題材所取代。

其中以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為肇始，馮夢龍《三言》和凌濛初《二拍》緊隨其後，經蒲松齡《聊齋志異》、吳敬梓《儒林外史》的各種摸索，到曹雪芹《紅樓夢》終於完成文學題材主人公的主體更替，現實生活及其扮演者成為文學的主體描寫物件。

同時，戲曲、小說、民歌等市民階層喜聞樂見的各種講唱文學形式也逐漸取代傳統詩文，成為文學體裁的主要樣式。文學領域市民化的巨大變化成為明清後期中國文化舞臺完全實現重心轉移具有說服力的文化現象。

綜上可見，從先秦兩漢，中經魏晉唐宋，再到元明清，伴隨中國文化舞臺從帝王——士人——市民的三段演化，中國文學也大致經歷了基本與文化舞臺中心同步變化的演進軌跡。明確這個從文化到文學的重心轉移過程，對於宏觀把握中國歷史文化走向及其對中國文學的統攝規定製約作用，掌握中國文學史上諸多文學現象的背後制約動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參照作用。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

近古期的第三段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與明清易代相比，鴉片戰爭的砲聲是更大的一次震動。鴉片戰爭帶來千古未有之變局，從此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方文化開始湧入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在向西方尋求新的富國強兵之路的同時，也尋求到新的文學靈感，成為一代新的作家，龔自珍、黃遵憲、梁啟超便是這批新人的代表。

與社會的變化相適應，文學創作也發生了變化。救亡圖存的意識和求新變於異邦的觀念，成為文學的基調。文學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文學被視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在國民中最易產生影響的小說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

隨著外國翻譯作品的逐漸增多，文學的敘事技巧更新了。報刊這種新的媒體出現了，一批新的報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們以報刊傳播其作品，寫作方法也因適應報刊這種形式的需要而有所變化。在古文領域內出現了通俗化的報刊文體，在詩歌領域裡提出了“我手寫我口”這樣的口號。

近古期的終結，也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終結，我們仍然劃定在“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次新文化運動，不僅在社會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也在文學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

主政北京大學時期的蔡元培

在“五四”運動之前雖然出現了一些帶有新思想與新風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屬於古典文學的範疇。“五 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質的變化。我們既注意19世紀末以來文壇發生的漸變，更注重“五四”這個大的開闔。“五四”闔上了中國數千年古典文學的大門，同時打開了文學的一片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