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罵了胡適十餘年，為何胡適從不迴應？晚年一段話，足見其人品

在民國學術界，魯迅和胡適都被尊為“現代孔子”，也曾遭到“封建餘孽”的謾罵。作為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胡適和魯迅這樣兩個有著共同理想的文學泰斗和革命先鋒，按理說可以結為好友。

現實中，這兩位大師也曾經一度惺惺相惜，遺憾的是，這樣的友情並沒有持續到最後。魯迅與胡適最終分道揚鑣，站到了不同的陣營。

魯迅和胡適最早的交往始於1918年，兩人因為同為《新青年》撰稿，成了同事。魯迅年長鬍適10歲，而胡適成名更早。

1917年，胡適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聲名大噪。第二年，胡適在陳獨秀和蔡元培的邀請下，擔任北大教授，成為國內“文學革命”的一大領袖人物，而彼時的魯迅還只是臨時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小公務員。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從此成為“文學改革”陣營的核心人物。作為“文學革命”的兩大骨幹，魯迅和胡適在各自擅長的領域裡開天闢地，胡適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寫詩，而魯迅則致力於創作白話小說。在此期間，兩人成為摯友。

在魯迅和胡適的交往中，兩人一起吃飯、郊遊，還經常一起探討文學創作。在此後的五六年間，兩人均有交集往來，關係甚密。胡適曾經公開評價魯迅和周作人，表示“周氏兄弟都很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

魯迅在創作《中國小說史略》時，胡適給他提供了不少參考，該書出版後，胡適將之譽為“一部開山的創作”。同樣，在胡適研究《西遊記》、《水滸傳》等著作時，魯迅也熱心地為他蒐羅相關的書籍資料，提供過不少幫助。當時，魯迅還稱讚過胡適的文章“警闢之至，大快人心！”

這一段時期，說起來可以算是魯迅和胡適交往的“蜜月期”。

不過後來，兩人由於在創辦《新青年》雜誌上發生了一些分歧，關係逐漸疏遠。然而真正導致兩個人直接決裂的“導火索”卻是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1925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爆發了一起學生驅逐校長事件。

女子師範大學新任校長楊蔭榆與國民政府互相勾結，壓制學生的革命活動，濫用經費，違章收費等，引起學生公憤。學生派代表抗議，要求教育部撤換校長。

沒想到楊蔭榆趁機對學生進行打擊報復，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六名學生，解散學生自治會，逼令學生搬出學校。學生群起反抗，向教師和社會各界求援。楊蔭榆竟然派人鎖門斷電，關閉伙房，與軍警狼狽為奸、毒打學生。

隨後，這股風潮迅速蔓延，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紛紛聲援女師大學生。女師大以魯迅等人為首，成立校務維持會，並撰寫《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發表，公開支援學生活動。這件事最終以楊蔭榆的校長職務被撤職告終。

對於“女師大風潮”事件，胡適和北大的十幾名教授持不同意見，他們公開呼籲學校應當脫離“政潮與學潮”，胡適等人認為學校作為教學機關，不應當捲入政治和黨爭的漩渦，而魯迅的態度截然相反。

魯迅認為學生的這次行動完全是正義的，需要得到無條件支援。魯迅甚至為此撰文痛罵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教育部長章士釗，而胡適也成為他批判的一大物件。魯迅雖未點名，卻辛辣地諷刺胡適“出賣靈魂，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令人生厭”，但是胡適未做迴應。

從這件事情往後，魯迅主動斬斷了和胡適的友誼，並且每當再提胡適，魯迅的言語中總是不乏譏諷。

1933年，胡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過一句 ：“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因為這一句話，魯迅痛罵他是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1936年，魯迅又公開抨擊胡適“和官僚一鼻孔出氣”，但是面對這些言論，胡適都沒有迴應。

其實，魯迅和胡適的決裂主要還是魯迅單方面與之斷絕關係。在胡適那一頭，他還是一直渴望和魯迅重歸於好。

1926年，胡適曾經致信魯迅，表示希望兩人可以重歸於好，但卻未得到魯迅迴應。1929年9月，胡適給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表示，幾年時間過去，他依然敬愛魯迅，其中和好之意，不言而喻，而這次他依舊沒有能到積極的迴應。

魯迅雖然不再和胡適往來，公眾場合對他也不乏口誅筆伐，但是胡適從未回擊，甚至多次公開讚賞魯迅。1929年，胡適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細密周到”，並對此表示佩服。胡適不僅讚美魯迅，而且把自己對魯迅的敬仰的推崇付諸行動。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反魯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去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蘇雪林稱魯迅是 “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還痛罵魯迅心理病態，人格卑汙。出乎蘇雪林意料的是，胡適在回信中竟未出一句惡聲。

他在給蘇雪林的回信當中說：“人既然已經走了，就沒有必要在工作方面行為如何，這些小節撇開就好，應當多關注他的思想內容。”胡適認為蘇雪林不應當攻擊魯迅的私人，而是應該多去研究他的作品和思想。

關於魯迅的文學作品，胡適同樣給出了高度評價，胡適表示：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適還替魯迅辯白，澄清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並非抄襲之作。胡適對魯迅的愛戴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魯迅去世後，胡適還主動出任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委員。當許廣平與他商量《魯迅全集》出版的事宜時，胡適二話不說，鼎力相助，為之四處奔走。當別人問他難道已經忘了魯迅曾經挖苦他之事，胡適只是淡淡說了一句：“先生已經作古，我為何還要去計較那一點過去的事？”

1956年，魯迅逝世20年後，胡適與學者周策縱交流時，他談到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並表示自己和魯迅是一路人，話裡行間滿是對已故魯迅的欣賞和回憶。

1958年，胡適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談及新文化運動時說：“魯迅喜歡弄創作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最重要的是，他寫出了讓人只能望其項背的許多優秀小說。”胡適給予了魯迅最真心實意的褒獎，彷彿兩人從來不曾有過敵對。

胡適對魯迅的態度，印證了他曾說的那句話：“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胡適曾在給楊杏佛的一封信中說：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這也是為什麼魯迅痛罵胡適十年，胡適沒有一次迴應的最佳詮釋。胡適從26歲出任北大教授到後來擔任北大的歷任校長，先後資助過林語堂、季羨林、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千家駒等一系列知名學者，詮釋了什麼叫做“君子之風”。

陳丹青曾評價胡適：“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而放眼諸多民國大師，這樣的評價用在胡適身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古語有云：“君子斷交，不出惡語。”胡適不愧是謙謙君子，頗有古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