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結構：從“倒丁字型”到“土字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整體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有的社會階級階層，如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發生了變化，還產生了很多新的社會階層。

對於這種變化，陸學藝提出“十個階層”的觀點，實際上主要是對職業分層的闡釋。

筆者以純粹量化的方法，依據“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採用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作了定量研究。

研究發現，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從“倒丁字型”轉變為“土字型”。

這說明兩個基本現狀：其一，迄今為止，中國中下層群體所佔比例仍較大；其二，中產階層所佔比例明顯有所上升。根據筆者所帶領的課題組的測算，目前中國中產階層（包括其家庭成員）佔全國總人口的26%~28%，人口有3億多。筆者試闡述以下四大整體變化。

城鄉人口結構發生根本變化

就整體社會結構來看，從21世紀初葉中國以農村為主體，變為當前的城市常住人口為主體的社會。

通常用城鎮化率來顯示這種變化。2001年，中國城鎮人口48064萬，佔總人口37。7%；鄉村人口79563萬，佔62。3%。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萬，佔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9萬，佔36。11%。也就是說，中國城鄉人口比例正好倒了個個，當年是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占6成以上，而2020年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占了6成以上。

城鄉差異歷來是中國的最大問題之一，但目前亦有新的特徵，就是城鄉差異出現了複雜化和多元化局面。

今天，農村與農村的分化也很突出。

農村、農民有很貧窮的，也有很富裕的。城鄉關係比以前複雜多了，以前農村發展主要透過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解決。現在農民不願意被市民化，因為市民化就要失去土地，而土地是財富之母。這樣的案例很多，不少地方土地確權後，農民手裡有土地證、宅基地證、房產證，不少村莊將地權股份化了、將集體財產股份化了，農民成為股權持有者，獲得很大的分紅利益。尤其是離大城市不太遠的農村，出現了一批富裕起來的、建立了新機制的鄉村。

總的來看，離大城市近的農村富裕一些，離大城市遠的、邊遠地區的農村落後的多一些。

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帶來居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

這樣一種城鄉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是全方位的。

數億人的

生產方式

從農村的農業勞動，轉變為城市、城鎮的工業勞動、服務業勞動、商業勞動。

生活方式

的變化也是根本性的，從農村的那種“房前屋後種瓜種豆”、養雞養豬自給自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花錢的生活方式，轉變為幾乎所有事情都要透過商業交換才能夠實現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很多老人都不太適應，另一方面確實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市場消費水平。

轉變為城市生活以後，

住房面積

顯然遠不如之前寬敞，但

生活的便利程度

明顯提高，

出行條件

也是農村無法比擬的。

那些“農轉居”成為城鎮市民的人，獲得了城鎮居民的社會福利保障權利，所以，

權利權益也發生了巨大變遷。

當然，對於很多人來說，最難改變的還是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城鎮生活也在每日每時訓練人們遵守現代城市文明的行為方式。

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權利權益、文明行為這四個方面的變化，很多難以作量化的描述，但所帶來的巨大社會變遷是真實的。

職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遷

近些年，中國出現了一些新生的職業群體。

其一，快遞員。

根據《2020—2025年中國快遞行業市場前瞻與未來投資戰略分析報告》，目前中國外賣員、快遞員總數達到1000萬人，而且其增長速度是十分驚人的，2018年該職業群體人數僅300萬。

其二，網約司機。

根據2019年10月的報道，中國網約司機從業人數達到3000萬。

其三，網銷人員。

中國城鄉從事網路銷售的人，是一個很大的群體，迄今沒有官方統計數字。據我們日常觀察看，各個年齡段的很多人都有在網上銷售的經歷，甚至在微信群裡，網銷也是常見現象。

上述三個龐大的從業群體，很多人都是兼業的勞動者，很多人都是一天打幾份工。所以，這種新的從業方式，在中國歷史上亦屬創新。今天出現的新趨勢是，哪一種勞動掙錢快，勞動者就會湧入哪一個勞動力市場，而且不少人都是在兼職工作。

如此，研究者要想嚴格區分每一個人的職業位置，就變得比較困難。

大城市人口社會經濟地位與中小城市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的巨大分化

在中國整體社會結構上，城鄉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於持續多方位的政策調整，城鄉之間的差異有了很大變化，很多農民開始到家鄉附近的城市或城鎮買房，從鄉村生活轉變為城市生活。而與此同時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是，

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存在著巨大的分化。

這種分化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城市之間職業地位的分化。

人們的職業地位是一種綜合社會地位，它暗含著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聲望等，非常重要。由於國家尚未公佈“七普”的職業資料，引用“六普”的資料可以看到，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人口職業地位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所以，近年來，很多大學畢業生雖然想回家鄉參加建設，但感到中小城市的職業結構與自己在大學所學習專業的職業結構不匹配。這樣，人才就更多地從小城市流往大城市。人才是城市發展的關鍵，人才的流失就更易造成小城市發展的惡性迴圈。

其二，這種超大城市、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差異，是一種“政治經濟社會區域體”的差異。

所謂“政治經濟社會區域體”，是中國一種比較突出的現象，由於政府在資源配置上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每一個地區都是有行政級別的，資源配置也大體上依照這種行政級別配置。所以，級別高的大城市自然獲得更多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場活力也比不了這種按照行政級別給與的全方位資源配置。

其三，這種差異也突出體現在房價上。

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價無論怎樣控制，還是呈攀升的趨勢。而中小城市的房價雖也有上升，但大多數呈下降趨勢。北京大學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財產的構成中，79。8%是房產。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價越來越高，小城市的房價不升反降，這本身就代表著家庭財產的分化，這是導致財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處理大城市房價的迴圈累積效應，迄今仍是一道難題。

（作者：李強，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民生經濟研究院院長、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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