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舉制並非是王朝選拔官員的唯一方式，科舉制的標準是怎樣的？

選官是什麼意思

科舉制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作為朝廷選拔官員的一種手段，它影響了中國社會上千年。無數學子因它而改變，從此改變命運。

但要算起來，誕生於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也並非是古代王朝選拔官員的唯一方式。那麼在科舉制出現之前，朝廷又是怎麼選拔官員的呢？

01、世官世祿制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選官制度，叫做世官世祿制，它首次出現在夏朝，又經歷商周時期，是一種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的選官方式。、顯然，這種方式的唯一標準，就是看血緣關係。

從名字就很好理解：世世代代都有官做、世世代代都有俸祿拿。這個時代的階級是固定的，每個人一出生，其未來便已經註定了。

到西周時期，世官制的等級更為森嚴，並誕生出以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為核心的宗法制。周天子的後裔，可以成為一方諸侯；而一方諸侯的後裔，也能成為大貴族。

顯然，這種消極的選官方式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在春秋戰國時期，世官制便被進步的思想風氣瓦解了。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便是社會的急劇變革，從而導致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以孔子、老子、莊子為首的思想家們，開始著書立說，並開展起了大規模的私人講學活動。

如孔子這般，講求

“有教無類”，

樂意把知識分享給每一位學生。由此一來，士大夫階層逐漸興起。他們擁有高明眼光和豐富學識，並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諸侯之間的爭霸，也讓人才得到了重視。當一個平民，因為才學過人而完成

“人生逆襲”

之時，他周圍的人自然也對學問充滿了嚮往。

於是，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便誕生了。隨著士大夫階層的不斷崛起，傳統的世官制受到嚴重衝擊，無能者退居，優秀者得到了盡情發揮。

當然，維繫上千年的世官制，也不是輕易被打破的。追溯其根源，不難發現這種選官制度的核心在於“宗法”二字。而圍繞著它的“孝悌”精神，卻始終流傳在社會之中。

因此在秦漢之後的朝代中，依舊能見到世官制的殘餘。比如兩漢時期，朝廷選拔官員也遵循

“任子制”。

一般情況下，官家子弟不必經歷多少波折，就能如願進入仕途。按徐天麟《西漢會要》所說：

“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這時候的皇帝，往往會將重臣之子納入宮中，一方面以示恩寵，一方面也可以為將來的太子培養班底。

三國時期，任子制依舊盛行，且廣泛存在於魏蜀吳三國之中。縱觀當時的入仕之人，也多是出身豪門世族，靠著祖宗餘蔭和人脈關係維持門第。

而這種現象，也始終貫穿於整個中國歷史社會。即便在科舉制盛行的宋朝，也不乏很多高官子弟進入朝堂。為此，朝廷還主動增設了不少閒職，用來安排功勳臣子的後裔。其中，有些孩童尚在襁褓之中，竟也能得到高官厚祿。

02、軍功爵制

春秋時代，隨著周王朝的影響不斷衰弱，一種新型的選官方式，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它就是軍功爵制。顧名思義，這是一種靠軍功來換取爵位、官職的選官方式。

最早將其發揚光大的，當屬秦國的商鞅。在變法時期，為了激勵秦國的軍士，商鞅便以殺敵數量與功勞大小來評判士兵們的軍功等級，以此授予他們不同的爵位與軍職。此舉，一度讓秦國軍士的戰鬥力，出現了較大增幅。

需要指出的是，軍功爵制的出現，是與戰爭緊密相連的。一旦社會處於急劇變革之際、或國家戰亂不休，便會湧現出一批高質量的軍事人才，然後憑藉赫赫戰功改變命運，進而青史留名。

在世官制盛行的商周時期，這種現象便已經存在了。比如渭水河畔的姜太公，因其用兵如神，被文王、武王奉為軍師。在周朝建立之後，姜太公也如願被封為一國諸侯。後來的齊國，便是姜太公當年的封地。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或是因為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刺激了無數出身貧寒卻想要改變自身命運的人。這些人或遊走諸侯之間，成為各個國君的座上客；或投身於行伍，依靠戰功來換取自身地位的提高。

而這，正是“亂世出人才”的真實寫照。春秋戰國時期，有吳起、司馬穰苴等軍事名家；三國時代，有關羽、張遼等一代名將，隋唐交替，同樣有秦叔寶、程知節等草莽英雄。

除此之外，在社會穩定之際，也不乏有些年輕人透過軍事戰鬥，最終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比如漢武帝時期，因為長期對陣匈奴的原因，當時的軍隊中湧現出了衛青和霍去病兩位軍事奇才。他們雖出身平民，但憑藉著過人軍功，最終完成了封侯拜相的壯舉。

03、察舉徵辟制

由於時代的進步，並非每一種選官方式，都是一勞永逸的。在東周時期，諸侯爭霸讓士大夫和將才得到了入仕機會，因此軍功爵制和養士制度得以大放異彩。

但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這兩種選官方式也出現了一些弊端。

比如士大夫階層當中，有些人只會紙上談兵；而透過軍功爵制脫穎而出的將才，許多又不通政治手段。

因此，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便開始推行軍功仕進和舉薦仕進。而這，便是察舉徵辟制的雛形。

漢代的選官方式，以察舉製為主體，徵辟製為輔。其核心思想：是靠他人舉薦有才能之人，然後朝廷經過評判，給予其一定官職。

而察舉制與徵辟制的區別，也很明顯。前者有具體的一套流程，一般是地方長官聽說其轄內才子之名，然後推薦到朝廷。一旦透過考驗，便可授予舉薦才子一定的官職。

反觀徵辟制，便相當於一種“快速通道”，它是由皇帝或地方長官直接任命，無需經過他人認可。其中，皇帝任命為“徵”，也就是“徵召”之意。不少名氣大的平民，便是透過這種方式進入仕途的。

而地方長官的任命，則是為“闢”。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長官“闢”來的臣子是直屬於他私人的，並非有“公務員”性質。當然，如果朝廷發放察舉制的名額到地方，這些被“闢”入大人府中的才子，一般有優先得到被察舉的機會。

所謂“察舉”，就是先考察後推舉。朝廷選拔人才時，要指定舉薦的科目。比如通曉經學的人，可以去“明經”科。如果成功入選成為“博士”，那麼仕途將一片坦途。

當然，在察舉制中最常見、也最容易的科目，往往是舉孝廉。

孝，就是孝道；廉，就是清廉。漢初年間的舉孝廉，往往是分開進行，可到了後來，便逐漸合二為一。滿足其中一個條件的，便可以舉孝廉的方式入仕。而相較於

“廉潔”

，人的

“孝義”

之名，又是最好“刷”出來的。

比如孔融，幼年時便以孝義而聞名；又如袁紹，曾連續六年為父母守孝，期間穿著麻衣住著茅廬，一時間聲名大噪。由此孝義之名，他們在年齡剛到的時候，便成功舉孝廉入仕。

由此可見，察舉制的出現，讓一大批中小地主階級的人才，得到了入仕的機會。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可操作空間”的提升。

由於察舉制的關鍵，在於舉薦人（即地方長官）的主觀意願，所以世家子弟出身的人，是更容易得到這個機會的。

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四個字：

鄉黨情懷。

兩漢時期的城市發展，還不是很健全，一般人想要出個遠門，都要花上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因此，鄉里、郡裡之間的宗族、世家，往往會抱團生長。他們之間透過聯姻的方式，讓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

試想一下：受到鄉黨情懷影響的地方長官，在選拔人才之時，又怎麼不會優先考慮到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人呢？這樣的情況一旦出現一例，便會一直延續下去，然後越來越嚴重。

比如曹氏與丁氏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當曹氏之人成為地方長官之時，丁氏之人想要入仕，簡直再簡單不過。數年之後，曹氏衰弱，但丁氏之人又重新成為地方長官，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曹氏之人也順利入仕，並逐漸恢復了之前的地位。

久而久之，一些世家的影響力愈發深遠。到東漢時期，袁紹所在的汝南袁氏和楊修所在的弘農楊氏，便成為當時有數的超級世家。他們的門生故吏和族人，遍佈全國各地，如此一來，又豈能不一呼百應？也正因如此，袁紹和袁術哥倆才能在亂世來臨之際站穩腳跟，一個成為中原最大霸主，一個橫跨江淮地區。

說到這，或許有人會問：

面對世家互相“套娃”的行為，難道朝廷就眼睜睜看著他們不斷髮展壯大嗎？

其實朝廷曾做出過一定抵抗。

當時，漢朝還流行所謂的“三互法”，大概意思就是說：

地方長官不能是本地人來當。

但隨著世族吞併土地的趨勢愈演愈烈，大多數百姓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外地謀求生存。如此一來，人口遷徙和流動的速度也不斷增強。

而地方長官為了維繫自己的統治，也樂於重用一些流亡到自己轄內的老鄉。這麼一來，同鄉郡之間的抱團也形成了。

不難發現，這時候的察舉制度，也淪為了豪門世族之間用來提攜子孫入仕的主要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舉孝廉而入仕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孝義，便不得而知了。

只不過，東漢後期出現的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確實證實了察舉制已經基本崩壞。

04、其他選官制度

真要說起來，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其實也是一種新的選官方式。但拋開其外表來說，這顯然是察舉徵辟制的一種變化。

不同的是，此時的世家大族正式走上臺前，他們掌控政治與國家，併成功將這種任人唯親的選官方式合法化。人云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便是九品中正制的真實寫照。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選官方式頗為“奇葩”，那就是“納捐制”。

納捐，也叫做貲選，平民可以透過向國家捐贈財物，來獲取一定的爵位、官職和功名。

這個方式，往往多出現在一些中小地主階層中。他們的政治地位普遍不高，卻渴望進入仕途，因此不惜“花錢買個官”。

早在漢朝，貲選便頗為常見了。當時的錢非常有購買力，不僅能買來官職，也同時能免去刑罰。比如公孫賀，因為出征匈奴不利，面臨丟官的風險。但他及時繳納了一筆錢財，便立即免去了這個處罰。

同樣光明正大買官的，還有曹操的父親曹嵩。他身上的太尉之職，便是花錢買來的。

到了後世，

賣官鬻

（yù）

爵

的行為依舊屢禁不止。不同的是，這種行為不再是公開合法化的，而是已經轉為私下間的交易，成為不少貪官斂財的工具。

參考文獻：《戰國策》、《尚書》、《禮記》、《周禮》、《三國志》、《漢書》、《西漢會要》、《史記》、《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