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那時的北大課堂：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作者：張中行

今人提起蔡元培時期的北大，很嚮往於那種相容幷包、學術自由的風氣。張中行先生1930年代在北大求學，親身感受過這種風氣，晚年敘及，仍歷歷在目，津津樂道。

張中行先生

張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北大教授，哲學家，是二十世紀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與季羨林、金克木合稱“燕園三老”，季羨林先生稱讚其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01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通體紅磚砌就，紅瓦鋪頂，稱紅樓可謂名副其實。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後作了文科教室。於是圍繞著這座樓，就有了許許多多的故事。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自古而來的課堂，從最初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該來上課的可以經常不來，不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

當年的北京大學課堂有個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同學間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就給旁聽者提供了方便，因為彼此漠不相關，是不是本班的人進來聽課，也毫不在乎，更不會有人沒事找事主動盤查。

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下來，常常在一起上課的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糊糊，有時必須核實，就會近於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的“古聲律學”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只有張中行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註冊的，原來是隻有一個人選學，後來退了，管註冊的人卻忘記登出，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至於說到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張中行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少；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

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於常上課的是親近，對於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麼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坐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鑽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後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

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只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後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根據張中行親身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就能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而又成文的法規管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形，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後來抗戰爆發，北方學校南遷，北大和清華、南開合為一體，在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北大返回舊居，一晃已是十年光景，但紅樓面貌，昔日風氣猶在。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到張中行家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後一次，講雜建築，應該去聽聽。

梁思成先生

那天，張中行和曹君一同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裡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麼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人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

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臺下作了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然後散去。張中行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家風，心裡覺得安慰。

02

紅樓風氣固然有散漫的一面，也還有嚴正的一面。有先生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裡提倡的就是這種精神。

早年古文家劉師培和今文家崔適，同在北大授課，兩家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面都客客氣氣，互稱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一到上課就完全變樣，照例毫不客氣攻擊對方荒謬，堅稱自己的學說如何正確，一副當仁不讓的模樣。下來見面，照舊先生互稱，鞠躬如儀。兩人分得清楚，學問是學問，道德操守是道德操守，各行其道，並行不悖。

1930年代初，錢穆寫了一本《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其中關於老子的出生年代，與胡適的說法有分歧。胡適認為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於孔子；錢穆考證老子，斷在戰國，略早於韓非。胡適出書早，自然按兵不動，錢穆於是起兵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

一次相遇於教授會，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胡適先生

最終，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當年的北大，因學問而起爭執是常有的事，教師之間如此，教師與學生之間也是如此。

一次，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中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

另一次是胡適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叫張君的學生，後來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麼叢書裡的什麼書。胡適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北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也會有不禮貌的。有次關於佛學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學生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適說：“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不過，讓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容許別人講話是紅樓的傳統。於是胡適又接著講。

這種堅持己見的風氣，貴在包容，一旦互不相讓，爭論起來就會沒完沒了。某教授和某同學，因講課中涉及的學術問題而意見相反，一直延續到期末考試。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別的什麼原因，考題正好包含了這個問題。答卷時，這位同學仍然堅持自己的見解，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於是評為不及格。按照規定，不及格者，下學期開學之後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評六十七分的成績，記入學分冊，九折才是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卻說這次補考，教授出題，仍是原樣。

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卷面評分，給六十，打折扣，自然又不及格。再來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麼，說是規定只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

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學校最終站在了學生一邊。

END

轉載自《必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