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為今用，思學合一—河北戰漢時期金石遺存對當代印學創作的啟示

篆刻藝術是中國文化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賦予國人以豐富的情感。河北戰漢時期豐富的金石資源對地域印風和當代印學的創新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平山縣的中山三器、元氏縣的祀三公山碑、滿城縣劉勝漢墓的銅壺文字從“印從器出”“印從碑出”“印從壺出”三個方面對篆刻本體傳承與創造均有一定取法的啟示。

印從器出——以中山三器為例

河北春秋戰國時期的鐘鼎金文及刻石形式多樣、數量巨大，內容涉及哲學宗教、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軍事科學、文化藝術等諸多方面。春秋戰國時期，在燕南趙北之間，曾存在一個神秘的“中山國”，直到20世紀70年代，石家莊平山縣三汲鄉發現了中山王厝墓，出土了大量璀璨奪目的瑰寶和鐫刻著長篇銘文的“中山三器”——中山王鼎、中山王圓壺、中山王方壺。“中山三器”揭開了中山國度的神秘面紗，開創了當代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書法等學科對戰國新領域的研究。

在中山王厝的陵墓裡共發掘出帶有文字的器物118件，篆書銘文共計2458個字，主要集中在中山三器的器身上面，其中中山王鼎469字、中山王方壺450字、中山王圓壺182字，這些文字銘刻精緻，體形修長，端莊秀麗。“中山三器”的銘文風格可以說是北方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從篆字的構型到具體筆畫均展示出獨特的風格，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身處戰國中晚期的中山國人的審美喜好。中山國篆書文字的多樣性和獨特的審美使其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為我們當代的書法創作、印章設計提供了又一條取法之路。

中山王厝三器拓片（區域性）

“中山三器”的篆字銘文屬於戰國時期金文的體系，據專家考證，這些精美的文字是以鑄造為主、鑿刻為輔的手法而成，呈現出了金石的濃郁氣息。其整體氣象有類於秦代小篆，但實質卻又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山三器”篆書銘文的線條看似尖起尖收，甚至有柔弱之態，但近觀實物卻存在著豐富的變化，當代的很多作者只是將其寫得尖細而堅挺，看似文雅但卻失去了銘文線條的精神內涵。我們觀察原物可以發現，其線條質感既有北方民族的剛強堅韌，又具南方諸國溫文爾雅的風度，所以對於“中山三器”銘文的書法、篆刻創作應該從其精神內涵延展到線條質感、用筆方法，進行深入的嘗試和探究，切不可被表面現象所迷惑。

以中山國篆字銘文的風格進行篆刻創作，要從構型、用筆等方面進行琢磨，需要下相當多的字外功，對古中山國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瞭解，比如中山國篆書體系並非只有三器銘文，還有一些其他風格的篆字出土，有的與“中山三器”的篆書風格截然不同，甚至有些吸收了楚系文字、齊系文字的基因。只有對中山國篆字體系的脈絡、文化背景予以熟知，才能更好地體會中山國篆字的本源和要旨。

元氏縣封龍山祀三公山碑拓片（區域性）

印從碑出——以祀三公山碑為例

石家莊地區元氏縣封龍山山上的“祀三公山碑”為繆篆神品。繆篆入印，可使結字莊重沉實、妙趣橫生，整體章法遒勁渾厚、醇和典雅，進入一種純粹的藝術狀態。《祀三公山碑》是篆書向隸書進化的代表作，減少了篆書的反覆盤曲，加入了隸書的蠶頭燕尾、橫平豎直，該碑書法渾厚遒勁、高古茂樸，歷代篆刻家都非常重視對此碑的臨習。

清書法名家康有為、楊守敬稱該碑為“瑰偉”，日本書道界人士也讚歎該碑為“神碑”，見到此碑如獲至寶，認真領悟習摹。此碑帶來的不僅是視覺上的震撼，還有對當代篆刻家、書法家的啟迪，就是如何在創新與傳統之間進行取捨，如何博採眾長開創出一種既具古人的傳統又天趣橫生的獨特風格。吳昌碩先生看到《祀三公山碑》後深受啟發，他將鐘鼎文及《石鼓文》《祀三公山碑》三者之間的文字型式進行了融合，獲得了自己的風貌。作為晚輩的齊白石看到吳昌碩的作品之後亦受觸動，在吳氏的基礎上進行了開拓與發展。

齊白石的篆隸體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方正雄偉，異於常人，符合他爽辣的湖南人個性，形成了獨特的書風，亦主導了他的篆刻風貌。齊白石習篆先學丁敬、黃易，然後又轉向趙之謙、吳昌碩，最終從“祀三公山碑”等名碑中得到啟發，將文字的圓筆篆書改為方筆篆書，形成了獨開局面的單刀入石刻法，在空間分割上大起大落，猛利衝殺，淋漓暢快，創造出大寫意篆刻的獨特風格。

齊白石以三公山筆意書寫的對聯

印從壺出——以劉勝漢墓銅壺銘文為例

我國的漢字源於象形，來自對萬物造化的深刻感悟，春秋戰國時期南方的吳越、楚國等地就在青銅器皿、兵器上用錯金銀的方法對篆字進行刻意的美化，由此帶來賞心悅目的裝飾效果。反觀北方地區燕趙大地，慷慨悲歌，粗獷沉雄，這種精雕細刻的文字實屬罕見。然而到了西漢時期卻出現了能夠和南方諸國相媲美的篆書傑作，它就是滿城縣劉勝墓銅壺銘文。

滿城縣劉勝墓出土了兩件銅壺，它們在珠光寶氣的陪葬品中只是不太起眼的日用品，然而兩件銅壺上刻制的銘文以其嫻熟高超的技巧和異於常人的想象力令翻譯者目瞪口呆，那些裝飾的文字震驚了世界，也為印人創作提供了參考與借鑑。這兩件銅壺造型極為平常，高40釐米，束頸，鼓腹，矮圈足，與同時期的青銅酒壺沒有太大的區別。兩件銅壺尺寸和形制基本相同，我們稱之為“甲壺”“乙壺”。兩銅壺的紋飾和文字都用金線和銀線勾出，絢麗奪目，形成了誤把文字當成紋飾的錯覺，由此可見其裝飾工藝的極致和藝術效果的逼真。

滿城縣劉勝漢墓銅壺文字線描本

甲壺的壺蓋銘文以蟠龍為中心，將12個花體篆字均勻分佈，形成了整體極佳的視覺效果。它的線條起始處多裝飾為鳥首，中間裝飾為魚狀，魚遊離於線條的外部，但又不脫離字型的本身。考慮到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所裝飾的鳥應非尋常的鳥類，而是能與蟠龍身份對應的鳳凰，那些縈繞盤曲的軀幹線條應是簡化處理的鳳凰身體，歸附於它的短線則是鳳翼和鳳爪。

南北朝時期梁庾元威在《論書》中講到，他經常在屏風上揮灑各種書體，其中就有鳳魚篆書之類的作品，因此可以推斷甲壺的壺蓋銘文應該就是“鳳魚書”。這些篆字的紋飾無不彰顯出南方諸國富麗婉約的風韻，探究其更深層次的原因便是中山靖王劉勝的祖上劉邦與他的謀臣干將如周勃、曹參、蕭何等都是楚國人，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他們自然會將楚文化傳播到各地。

在這種政風之下，原來處於南方的楚風必然影響到北方並逐漸與中原文明相融合。劉勝作為劉邦的嫡系子孫當然不會遊離於潮流之外，因此裝飾得富麗堂皇的南方風格的器物在北方出現就不足為怪了。

有萬喜

滿城劉勝墓銅壺銘文的發現，對我國古文字學、書法史研究極有意義，對當代印人的鳥蟲篆風格印的創作有著諸多啟示。鳥蟲篆印最早見於春秋，興盛於兩漢，篆刻藝術成熟之後至明清僅僅有少數印人偶爾嘗試，當時主要是受理論家“幾於謬矣”思想的影響。時至當代，鳥蟲篆印風逐漸恢復，其金石氣息和華麗面貌深深吸引了眾多篆刻家嘗試，這與近百年來發掘和整理研究古代鳥蟲篆印以及春秋戰國銅器上的鳥蟲篆銘文是分不開的。

盛心園

當代篆刻藝術的發展需要古代發現的文字資料以滋養，將考古學家、文字學家的研究成果化為己用，用新近發現的古文字入印，經過自身印化的處理過程，將為篆刻藝術的創新帶來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