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安處：正本清源的主張

正本清源的主張

羲與和在曆法數學方面的才華，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這方面的才華。堯舜的智慧對事情並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堯舜也不一定能從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現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習，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卜之士，也可修訂曆法，占卜天像而不會有閃失。難道這是後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堯舜、禹稷更能幹嗎？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因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論語集註》中引尹氏話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若禮樂名物之類真與成聖的功夫相關，而聖人也須等學了之後才能知。那麼，聖人也就不能說是生而知之了。聖人生而知之，是專就義理而言的，並不是從禮樂名物方面說的。那麼，禮樂名物之類，亦與聖人毫無關係了。學而知之的人，也應該只是學這個義理罷了。困而知之的人，也應該只是在困難中學這個義理罷了。現在學者向聖人學習，對於聖人所知的，他們不去透過學習而知曉，相反迫切地把聖人所不能知的來作為學問，這不是將向聖人學習的方向給迷失了，不能讓天下人理解拔本塞源的主張，那麼，天下向聖人學習的人，就會日益感到複雜，日益感到艱難，並將會漸漸倫為禽獸夷狄，還滿以為在修習聖人的學問。不懂拔本塞源，即便一時理解我的主張，最終將是問題此起彼伏，疑惑接踵而至。

天下平常人的心，起初與聖人並無什麼不同。他們只是被自我的私心迷惑，受到物慾的矇蔽而間隔，公天下的大心變成為我的小心，通達的心變成有阻礙的心。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甚至有將自己的父子、兄弟當他人看待的。聖人為此深表憂慮，所以推廣他天地萬物一體的仁心來教育天下，讓每個人都能剋制私心，剔除矇蔽，藉以恢復人們原本共有的心體。聖人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堯舜所傳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教育的細枝末節就是舜命令契的五個方面：“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堯舜與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學的只有這些。其時，人們沒有不同的看法，戶戶沒有不同的習慣。能自然做到這些的稱聖；能努力做這些的稱賢；違背這些的，即使聰明如丹朱也為不肖。在街巷田野之中，並從事農工商的人，均紛紛學習它，努力完善自己的德行。什麼原因？因為他們沒有紛繁的見聞、煩複的記誦、糜濫的詞章及對功利的追求。而只讓他們去孝敬父母，敬重兄長，誠實待友，籍以恢復心體中原本只有的。而這些是人性中固有的，並不是從外而借來的，又有誰不能做到？學校裡所做的事，只是為了成就德行。人的才能各異，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教，有的擅長治理水土和種植，這就需要依據他們所成就的德行，在學校中進一步培養各自的才能。依據德行讓他任職，並讓他在這個職位上終生不再更改。作為領導，只需要讓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樂業。注意他的才幹是否稱職，而不憑地位的貴賤來分重輕，不憑職業種類來分優劣。作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樂業。若自己的才能適宜，即便終生從事繁重的工作，也絲毫不感到辛苦。從事低賤瑣碎的工作也不認為卑下。此時，全天下的人高興快樂，和睦相處，親如一家。其中資質較差的人，就安守從事農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奮，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沒有好高務外的念頭。才能卓著的人，如皋、夔、稷、契等，就出仕當官，以發揮自己的才能。國事宛如家事，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製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以實現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願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時有所怠慢，因而特別重視自己的職責。所以，稷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的擅長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長教化；夔主掌音樂，不因為不懂禮而感到羞恥，把伯夷通曉禮看成自己能通曉禮。他們心地純潔明亮，能夠徹底實現萬物一體達到仁的境界。因此，他們的胸懷寬廣、志氣通達，沒有彼此的區分和物我的差別。例如人的身體，眼看、耳聽、手拿、腳行，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服務於自身的。眼睛不因沒有耳朵的靈敏而感到可恥，但在耳朵聽時，眼睛一定會輔助耳朵。腳不因沒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恥，但在手拿東西時，腳也必定向前進。由於人身元氣周流充沛，血液暢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覺到，並有神奇的反應，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之所以聖人的學問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容易學會，容易成才，正是因為它把恢復心體所共同的義理當根本問題來抓，而非只注重有關知識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後，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後，聖學顛覆而邪說橫行。教的人不肯再教聖學，學的人不肯再學聖學。行霸道的人，竊得與先王相似的東西，藉助外在的知識來滿足私慾。天下的人競相模仿他們，聖人之道因此被叢生的荊棘阻塞了。人與人之間彼此效法，每天所關心的只是富強的技巧、傾詐的陰謀和攻伐的戰略。只要能夠欺天騙人得到一時的好處，可以獲取聲名利益的方法，人人都去追逐。比如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種人，簡直數不勝數。時間一長，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掠奪、禍患無窮，人與禽獸夷狄幾乎沒有兩樣，霸術再也行不通了。此時，世上儒者感慨悲痛，他們搜尋從前聖王的典章制度，在焚書的灰燼中拾掇修補，其意圖正是要恢復先王仁道。但是，距離聖學的時代太遙遠，霸術的廣泛流傳已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即便是賢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術的薰陶。如此，他們希望講明修飾，以求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揚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道的勢力範圍。相對來說，聖學的痕跡再也極難找到了。於是，產生了訓詁學；為了名譽傳播它，產生了記誦學；為了顯示博學去談論它，產生了詞章學；為了華麗去誇大它。如此沸沸揚揚，競相在天下爭鬥打鬧，面對萬徑千蹊，人們無所適從。世上的學者，如同走進了百戲同演的劇場，處處都是嬉戲跳躍、競奇鬥巧、爭妍獻笑之人。觀者瞻前顧後，應接不暇，致使耳聾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裡胡亂轉悠，樂不知返。他們彷彿精神失常，連自己的家竟也不知在哪。其時，國之君也被這些主張弄得神魂顛倒，他們終生從事無益的虛文，自己到底說什麼也一無所知。有時，雖有人覺得這些學問的荒謬怪誕、零亂呆滯而卓然奮起，欲有所作為，但他所能達到的，只不過是為爭取富強功利的霸業罷了。聖人的學問，越來越晦暗。功利的習氣，越來越嚴重。其間，雖也有人推崇佛老，但佛老的觀點始終不能消除人們的功利之心。雖也有人曾綜合群儒的主張，但群儒的主張最終也不能破解人們的功利之見。功利的毒汗，已深深滲透到人的心底骨髓，積習成性，時至今日已達幾千年之久。世人在知識上彼此炫耀、在權勢上彼此傾軋、在利益上彼此爭奪、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聲譽上彼此競取。那些從政為官的人，主管錢糧還想兼事軍事刑法，主管禮樂還想兼事官員選拔。身為郡縣長官，還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為御史又窺視著宰相這一要職。不能做那樣的事，就不能擔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曉那一方面的知識，就不能謀求那方面的名譽。記誦的廣博，恰好滋長了他的傲慢；知識的增多，恰好讓他去為非作歹；見聞的廣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辯；辭意的華麗，恰好掩飾了他的虛偽做作。因此，皋、夔、稷、契不能兼作的事情，現在剛入學的小孩子都想通曉他們的主張，窮盡他們的方法。他們樹的名義招牌，都是為了什麼共同促進天下的事業，但真正的意圖是以此為幌子來滿足他們的私慾，實現他們的私心。憑如此的積習，憑如此的心志，而又講如此的學術。當他們聞聽聖人的教導，就把它當成累贅包袱，從而格格不入。如此看來，此舉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他們認為良知並不完美，認為聖人的學問是無用之術，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了。士者此生，又豈能求得聖人的學問？又豈能講明聖人的學問？士者此生，以學為志，不也是太勞累、太拘泥、太艱難了嗎？真可悲啊！

有幸的是，人心中的天理始終不會泯滅覆沒。良知的光明，萬古如一日。那麼，傾聽了我所講的拔本塞源的主張，一定會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如決口的河水，一瀉千里而勢不可擋。若非豪俠之士，自覺勇敢地奮起，我又對誰寄予厚望呢？

文中的“拔本塞源”應為對時事的看法，而不是“主張”。如果當作主張解，就是“溯本浚源”、“正本清源”了。陽明先生這一大段議論和論述，說的就是對時事學風正本清源的問題。鑑於當時社會上士大夫階層到學者都拔除了先聖學說中的根本教義——天理，阻塞了傳統文化的弘揚。各種反常現象的出現，不但擾亂了人心，而且汙染了社會。所以，陽明先生最後大聲疾呼，把正本清源的希望寄託於學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