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對不孝的界定和懲罰方式各不同

長幼順,上下治什麼意思

1、儒學認為「三無」為不孝，應處五刑

在《孝經》的「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孔子認為，在當時社會的三千條三罪行中，不孝為最嚴重的罪行。理應根據五刑，視情節受到刑罰。

五刑分墨、劓、剕、宮、大辟。所謂墨刑，是在罪犯的臉上做個記號，就像現在人紋身，終生洗刷不掉；劓刑，是把罪犯的鼻子割掉一塊，比墨刑更慘忍；剕刑，是砍掉罪犯的腳，使人殘廢；宮刑，是讓罪犯失去生殖的能力；大辟，就是極刑，斬首或者絞死。

不孝之罪分為三種。首罪是「要君者無上」，對上不忠，謂之無天。次罪為「非聖人者無法」，謂之無法。再次罪是「非孝者無親」。古代之所以把「要君者無上」列為三千罪名之首，是因為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對君王的尊敬猶如敬天，故而要挾非禮君上者就是無天，就會脅迫君主，假傳聖旨，犯上作亂；就會目空一切，結黨營私，另立山頭。把「非聖人者無法」列為次罪，是因為聖人的教導都是本性本善的行為規範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這些法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根本。故而非聖人者就是無法。

如果無視或否定聖人的教訓，就會目無法紀，渺視規矩，膽大妄為；就會使人心無所依從，引發社會動盪不安。在我國傳統的廉政文化中，對要君無上者和非聖人無法者，一般都定為大辟，處於極刑。顯見，這是“禁區”，是不能愈越的“雷池”，是行孝者絕對不能觸控的“高壓線”。 再罪是「非孝者無親」，因為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長輩，無視孝悌者，就是產生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謂之無親。 所以，孔子將無天、無法、無親這三罪謂之三惡，並警示這三惡為「大亂之道」，是引發社會動盪的惡廇。一日不除，天下難寧。

2、佛教認為不持「五戒」為不孝，墮於地獄

在「戒孝章」佛曰：「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五戒中，第一是不殺，第二是不盜，第三是不邪淫，第四是不妄言，第五是不飲酒。

不殺就是仁，不盜就是義，不邪淫就是禮，不飲酒就是智，不妄言就是信。能夠做到五戒，就可以成為人材，榮顯雙親，這就是孝。五戒中，如果有一條未做到，不僅本人沒有好結果，而且連累雙親受辱，這就是不孝。

對於不孝如何處罰，在「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中，有如下精闢的描述。「不孝之人，身壞命終，墮於阿鼻無間地獄。此大地獄，縱廣八萬由旬，四面鐵城，周圍羅網；其地亦鐵，盛火洞然，猛烈火燒，雷奔電爍，烊烔鐵汁，澆灌罪人，銅狗鐵蛇，恆吐煙火，焚燒煮炙，脂膏焦燃，苦痛哀哉，難堪難忍。鉤竿槍槊，鐵鏘鐵串，鐵槌鐵戟，劍樹刀輪，如雨如雲，空中而下，或斬或刺，苦罰罪人，歷劫受殃，無時暫歇。又令更入餘諸地獄，頭戴火盆，鐵車碾身，縱橫駛過，腸肚分裂，骨肉焦爛，一日之中，千生萬死，受如是苦，皆因前身忤逆不孝，故獲斯罪」。忤逆不孝父母的人，命終時就會墮入地獄去受苦刑。

此地獄縱橫長廣有八萬由旬之大，四周高圍鐵城，上面緊扣羅網。在鐵質地面上，通徹的燃燒著猛火，雷聲霹靂，閃電不斷。地獄裡的夜叉鬼將銅鐵烊化，澆灌在罪人的身上；銅狗鐵蛇吐出煙火，不斷地焚燒煮炙著罪人，將罪人體內的脂肪膏油燃燒焦爛，苦痛哀哭，難以忍受。同時在半空中還掛有大鉤竿和尖槍長矛，不時刺殺罪人。

獄中槌聲鏗鏘，鐵器連串，鐵槌和尖槍鐵戟，滿空飛馳，劍樹和輪刀利器，如雨如雲，苦慘的刑罰著罪人。接著又令這些罪人，繼續接受其它苦刑，或頭上頂火盆，或鐵車縱橫碾壓而過，致使罪人的腸肚碎裂，骨肉燒焦腐爛。在一日內，須經無數次的苦刑，他們之所以會受到如此悽慘的苦刑，皆是因為生前忤逆不孝所致。

在《孝論》的「原孝章」佛教誡：「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意思是說，天地與孝理相同，鬼神與孝靈相通。對不孝之人和詐孝行為，不僅天地難容，而且鬼神不饒。

3、道教認為「九虧」為不孝，魔煞禍侵

在「辯親章」中帝君闡述了孝有「九虧」，這「九虧」幾乎囊括了道士守身做事的方方面面，若有一虧，則為不孝。「我孝父母，不敬叔伯，不敬祖曾，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子孫，不敦宗族，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和姻婭，不睦鄉黨，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忠君上，不信師友，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人民，不恤物命，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天地，不敬三光，不敬神祗，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聖賢，不遠邪佞，於孝有虧。我孝父母，財色妄貪，不顧性命，知過不改，見善不為，於孝有虧。淫毒婦女，破人名節，於孝有虧」。

對不孝者的處罰，帝君在「孝感章」警示有三。一是「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孝之家，萬劫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殛，魔煞禍侵」。不孝的子女，百種善行都不能救贖他的罪過；如是至孝人家，則萬般劫難都能消除。如是不孝子女，則天地不容，遭雷霆怒擊，魔鬼惡煞用各種災禍予以侵襲。二是「抑知冥獄，首重子逆。閻羅本慈，人自罪犯，多致不孝，自罹冥法。人盡能孝，多致善行，地獄自空。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在超生」。

地獄首先重責忤逆之罪。閻羅王本來是慈悲的，一旦有人膽敢犯罪，屢致不孝，就會觸犯冥界律法，自投落網。如果人人都能盡孝，多行善事，地獄自然形同虛設。人在世上的每一孝行，冥神必會逐一登記，處處咒語。三是「天鑑不可欺，禍福時昭報」。上天鑑察不可欺瞞，禍福報應時常昭顯。

道教認為，孝道能產生的種種神奇感應，為天地鬼神所敬重，天地以此為據，降授福祿災禍。盡孝可以使自己超度成仙，免於沉淪苦海，宗親父母亦可獲得解脫。不盡孝天地不容，則雷霆怒殛，魔煞禍侵，且「天鑑不可欺，禍福時昭報」。以此勸導世人盡孝行善，以期天地和諧，家國安寧。

7儒、釋、道的孝道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各不同

1、儒學的《孝經》被歷代統治者視為治國寶典

首先，《孝經》在歷史上享有無與倫比的地位。因為《孝經》共十八章，就有十五章在講孝治天下，「孝治」作為主旨貫穿於全部經文。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把《孝經》視作治國的寶典，將以孝治國作為政治實施綱領，大力倡導孝道。漢文帝曾用《孝經》來考核官員，在晚唐時，《孝經》被列為《十二經》，宋朝列為《十三經》，並作為科舉考試的學科和選拔人才的標準。

歷代有近二十個皇帝為《孝經》作過註釋。如東晉元帝著過《孝經傳》；南北朝梁武帝著過《孝經義疏》；唐玄宗著過《孝經註疏》，並刻於石碑之上，以流傳後世；宋太宗、宋高宗二帝把《孝經》刻、寫出來賜給大臣，作為獎賞；就連非漢族的清順治、康熙、雍正三帝，也分別著過《孝經注》、《孝經衍義》、《孝經集註》。康熙詔請百官做的《御定孝經衍義》，還錄入《四庫全書》、《四庫薈要》。

孔子自己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曾國藩也曾講：「讀盡天下書，無非一孝字」，他把《孝經》發給每個將士，用以激發士兵的作戰鬥志。孫中山先生也說：《孝經》所講到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得這麼完全。

其次，《孝經》的歷史價值獨有千秋。此價值可歸納為「四個首次」。一是首次把孝道提到神聖高度。在「三才章」中，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就是說，奉行孝道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自然法則和客觀規律，並且在「感應章」強調，「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進一步闡明，孝道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二是首次將孝納入倫理道德範疇。在「開宗明義章」中，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學認為孝既是家庭、家族倫理，也是社會政治倫理。孝既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社會倫理道德基礎。三是首次提出移孝為忠。在「聖治章」中，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在「廣揚名章」中，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意為父親對於子女，既有為父之親，也有為君之尊。慈親講愛，嚴君講敬。兒女從小養成孝敬，成人後自然忠君。自古忠臣出孝門，在家為孝子，出外為忠臣。四是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孔子在首章「開宗明義」就指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這個「至德要道」，指的就是孝道。由於先帝深懂孝敬的至妙之道，把孝道作為執政手段和治國方略，用其治理天下。所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正如唐玄宗在《孝經註疏》所言，「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再次，《孝經》對中國文化及社會發展起到決定性的影響。（1）《孝經》是中國傳統孝文化的基石。古人稱《孝經》為「六經總會」、「五經總合」、「百王之大法也」。雖然儒家的《四書五經》中處處皆有談及孝的義理，但內容分散，體例不一。《孝經》將儒家的孝道思想集中加以提煉，論述嚴謹精闢，可謂中華孝文化的基石。同時，對道教、佛教也產生了極大影響。

（2）《孝經》為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體系，集中體現為「五倫、五常、四維、八德」。但不論是五倫、五常，還是四維、八德，都是以《孝經》為理論依據，貫徹孝道宗旨。宋代經學家邢昺在《孝經正義》中一語中的：「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

（3）《孝經》為人們提供了精神信仰的追求。中國的漢民族，歷史上是以自己的宗法家族作為精神的寄託，認為不需要尋找其他皈依，天地就是最高神靈。孔子在「感應章」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意為天地是民之父母，父母之靈就是生者的神，敬父母就是敬天地，天地感應其誠，就會彰明神靈，降臨福瑞予以保佑。所以，孔子也尤為重視倡導祭祖，認為誠心實意在祠堂裡進行祭祀，「追養繼孝」，「善述先人之志」，不僅能使天國的祖靈遺志與子孫的現實事業融為一體，而且能使後人得到精神充實和信仰追求。

（4）《孝經》成為社會育人選人用人的基本標準。自漢朝始，就把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不僅視為家庭倫理的道德觀念，而且作為治理天下的指導思想。因此，將《孝經》作為教科書，且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開始實行「舉孝廉」的用人制度，把孝廉作為「察舉」的主要科目，用孝道和廉潔作為選人用人重要標準。

儘管兩漢時期朝廷選拔官吏還有其它方式，但舉孝廉始終是預選官吏的主要途徑。魏、晉、南北朝仍延用舉孝廉的用人制度。隋代開始設立了科舉制，《孝經》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題目，宋代將《孝經》列為儒學十三經，科舉必考。即使當了官以後，發現有不孝行為也會立即受到彈劾。直到明、清時代人們還把舉人叫作孝廉。舉孝廉的用人制度，對歷代國家的管理和政權的鞏固曾發揮了重大作用。

（5）《孝經》為代古社會奠定了法律基礎。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無一不是依此精神制定。無論秦律、漢律，還是明律、清律，都將不孝作為忤逆大罪重判。相反，父母管教子女，即使加刑過當，也可以從輕發落。即使是錯殺，北魏律僅「徒五年」，唐律僅「徒二年」，明清律僅「杖六十或徒一」。

（6）、《孝經》為傳統廉政文化提供了基本理論。雖然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產生時間，可追溯到文明誕生之初。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對貪賄懲戒的條規刑律已初見雛形。但《孝經》問世，孔子分別對天子、諸候、卿大夫提出「博愛廣敬」、「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一系列廉政理念，為我國的廉政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雖然其實質是為了維持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但是，它對各級官吏提出明晣的道德自律和對各級官吏實行嚴格的禮法他律，對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和純潔各級幹部隊伍，乃至淨化整個社會環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

2、佛教的孝道理論極大豐富了我國本土孝文化的內涵

首先，佛教的孝道為中國汲取世界優秀文化曾做出過不朽的貢獻。佛教是一種以信仰為根本，解脫為目的，教育為中心，文化為紐帶的印度宗教。

在公曆紀元前後才傳入中國，由於印度文化的出世思想極為濃烈，原本並不重視孝道，初期曾與儒、道曾形成嚴重的對立。佛教一度被視為入家破家、入國破國的邪教。為了適應中華倫理文化，後漢時期的佛教法師安世高，翻譯了《父母恩重難報經》、三國時期康僧鎧，翻譯了《觀無量壽經》，以及《地藏菩薩本願經》、《盂蘭盆經》等也先後被譯引入中國，當時的中國人正因為看到佛教原來也講孝道，才慢慢接受了佛教。

特別是宋代高僧契嵩所著的《孝論》，在繼承前代佛教學者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把儒釋道三家融匯在一起，從佛學角度對孝道進行了專門論述。這不僅填補了中國佛教沒有孝道專著的空白，而且為外來佛教能位於中國的諸子百家前排，最終得以同傳統的儒、道並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從這個角度講，佛教的孝道為中國汲取世界優秀文化曾做出過不朽的貢獻。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儒佛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也說明了我國社會對它的需求，而它又恰好滿足了這種需求。

其次，《孝論》提出的「孝戒合一」，從理論角度，為外來佛教的宗教倫理與我國的本土倫理的結合，確立了契合點。在《孝論》的「明孝章」佛曰：「孝為戒之端，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不僅把佛教戒律的基本原則和孝道合二為一，而且將孝作為戒之端，即孝為戒的出發點。

在「戒孝章」，還逐一闡明瞭佛教倫理的「五戒」和儒學「五常」的對應關係，「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最終推理出「戒為孝蘊」的結論，從而全方位地建立了儒佛之間孝文化契合的理論依據。

再次，佛教提出的「六道輪迴」、「三世因果」，從宗教角度，強化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本土文化理念。關於因果報應，《易經》早有論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但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一時無法兌現時，特別是出現事與願違的情況時，世人積善行孝的信心就往往發生動搖。佛教把「六道輪迴」、「三世因果」這一核心理論，作為孝道的基本教義，不僅從理論上論證了因果報應為自然法則，而且在實踐中，使人們在困惑時得到解脫，堅定了世人積善行孝的信心。所謂「六道輪迴」是指：天道、人道、修羅道、畜牲道、餓鬼道與地獄道，每一個生命者，無不依照自身的所作所為，自作自受，對號入座，如車輪迴轉不已，生死於這六條道趣，接受因果昭彰。

所謂「三世因果」，是指前世、今世、來世的因果報應。佛教的這一理論，在歷史上曾發揮了的積極作用，概括起來至少有三點，第一，人的命運由自己掌握，決定人福禍的不是天神上帝，而是人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你積德行善，恪守孝悌，就會行天道。否則，你就會行餓鬼道，甚至下地獄。第二，堅定了人們善因善果的積極進取的信念，當處於順境時，使人充滿期望，當處於逆境時，使人能自我解脫，並能在困苦中看到曙光。第三，警誡世人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善因善果，惡因惡果，隨人自取。可以說，佛教的「六道輪迴」、「三世因果」觀念，對中國古代自律理念的形成，產生著極其深刻的影響。

3、道教的孝道從正反兩方面強化了世人行孝的自覺性

首先，孝道的代表作《文昌孝經》，對世人行孝具有極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如果單從行孝的內容講，可以說，儒學的《孝經》是中華孝道的理論篇，而《文昌孝經》則是中華孝道的實踐指導篇，兩經可謂天衣無縫的絕配。

《文昌孝經》既不失於道家特色，又不侷限孝道理論，而是極力貼近民眾意識，內容深入淺出，平實具體，語言通俗易懂，苦口婆心，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操作性，是世人行孝的實施細則。經文中除用大篇幅教誡子女對父母生盡其養，竭力孝敬，死則安葬，追思常存外，還在「體親章」，從敬孝角度對孝子的一舉一動，都作了詳盡的教導。

「我有手足，父母一體。異母兄弟，總屬天倫，恐有參商，殘親支體。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有乖戾，傷親骨肉。祖曾上人，恐失奉事，悖親孝思。子孫後裔，恐失字育，斷親嗣脈；恐失教訓，敗親家規。子侄世系，恐失敦睦，貽親庭釁。我夫我婦，子媳之職，恐失和敬，致親不安。我有姻婭，屬親至戚，恐失夙好，致親不寧。上而有君，為親所主，恐有不忠，致親以逆；下而民物，與親並育，恐有不恤，損親之福，外而友朋，為親之輔，恐有不信，絕親友道。師為我法，即為親箴，事恐失賢，以違親訓；匪人壬人，親之所遠，交恐不擇，以累親志。仰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親所敬畏。恐有冒瀆，妄幹天怒，致重親辜；俯而地厚，群生資始，親所奉履，恐有褻侮，業積暴殄，致延親禍；中而神祗，司我親命。恐有過犯，致減親紀。一舉一動，總期歸善，以成親德」。

經文中涉及到孝子十六個方面的行為準則，並概括為「十六恐」。既有對祖輩先人，又有對子孫後代、子侄後輩；既有對夫婦、親家和連襟，又有對異母兄弟、叔伯兄弟；既有對既君主、老師，又有對親朋好友。總之，上對天、下對地、中對神，立足於成全父母的德行，對孝子的一舉一動，都給予了啟發和期望。顯見，道教是將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提升人的自主命運能力，追求終得圓滿這一理念，從始到終貫注於孝道實踐中，對修道者和世人行孝起到極好的實踐指引導。

其次，道教以生前鬼神監督和死後地獄威懾的神學理論，影響並強化了修道者行孝的自覺性。在「孝感章」中，帝君曰；「朱衣與魁光，變幻文人心。遇彼不孝子，塞其聰明路；遇彼純孝子，開其智慧途」。「惟孝格天，惟孝配地，惟孝感人，三才化成。惟神敬孝，惟天愛孝，惟地成孝。水難出之，火難出之，刀兵刑戮，疫癘兇災，毒藥毒蟲，冤家謀害，一切厄中，處處祐之。孝之所至，地獄沉苦，重重救拔；元祖宗親，皆得解脫；四生六道，餓鬼窮魂，皆得超升；父母沉痾，即時痊癒」。

帝君教誡：人在做天在看，朱衣神人和上天魁星，隨時都會變幻文人心智。遇到不孝的子女，就會阻塞其聰明的道路；遇到純潔的孝順子女，就會開闢其智慧的道路。唯有孝能夠感通天，唯有孝能夠配享地，唯有孝能夠感化人，天地人三才得以化生長成。唯有神敬重孝，唯有天熱愛孝，唯有地成就孝。無論是出現水災，出現火災，刀兵刑戮，疾病瘟疫，毒藥毒蟲，冤家謀害，一切災厄中，處處都能得到神靈的佑護。孝所到之處，沉淪於地獄的苦難，都會得到解救；始祖宗族，都會得到解脫；四生六道中的惡鬼窮魂，都能得到超升；即使父母病魔纏身，也會立即痊癒。

由此可見，道教是將其神學倫理和我國古代的社會倫理相融合，把社會倫理所要求人們做到的規範，化為其宗教信仰的構成因素，並加以整合與昇華，創立出自己獨特的孝道觀念和教化系統，最終使孝道成為了信仰者獲得神靈佑助的前提。歷史事實證明，道教的這種說教方式，不僅強化了修道者行孝的自覺性，而且對於庶人這一群體來講，比儒學倫理的禮法約束更直接有效，更具有強大的說服教育作用，在我國傳統孝道的構築和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綜上述，儒、釋、道教倡導的孝道，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均發揮了各自的獨特作用。所不同的是，因為儒學倡導的「孝治天下」，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用和倡導，且歷代統治者和儒學大師，普遍認同「孝為德之本」的理念，均在傳統道德建設的系統工程中，突出強調孝道的功能，故儒學在統治階層的重視度和在廣大民眾中的影響度，遠勝於佛教、道教。

但在孝道範疇三教合一，殊途同歸，佛教、道教從宗教角度倡導孝道所產生的理論和發揮的作用，又是儒學無法比擬的。應該說，是儒、釋、道共同構築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孝道，共同培育了世界東方的孝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