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文明強大而持久的制度設計和制度文明可以最終稱霸世界？

意義是什麼

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社會制度，制度對於每一個人的影響都無處不在。但是當下除了西方文明的強大之外，其他文明的制度都曾在上個世紀被徹底擊垮。為何西方文明強大而持久的制度設計和制度文明可以最終稱霸世界，而其他諸如中國，印度，伊斯蘭教國家以及其他的曾經的文明強國的制度會在近代以來不堪一擊呢？

西方文明的制度來自於對社會核心價值的重新塑造，這些東西過去在每一個文明發展中都不可或缺，就像正義，和平，自由和對財產的重視，但是西方自身的社會核心價值，在西方早期思想家革命家和社會實踐家的手中，真正契合了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其他文明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則後繼乏力，相繼被西方的制度設計所代替。

西方的制度設計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紛紛提出了對於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設計理論。在當時較為簡單，所謂的制度設計就是對於一個政治體系的創造，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它包含了具體層面的國家組織機關，也包括了公民對於自身國家的定位和治國理念。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認為人類社會最理想的政體是哲學家統治的國家。

這樣一個國家當中，城邦有農民工匠，護衛者和哲學家構成。不同職業按照不同的工種進行分類，各自發揮所長，並且堅守城邦正義。哲學家知識淵博，通古今，他們所創立的國家城邦制度才能夠真正保證每一個公民的利益。因此被當時認為是最優良的政體。 同時，對於一個城邦的具體治理方面，也應該有富人，中產者和平民共同組成混合政體。哲學家確實可以治國，但是在具體操作方面必須要全體民眾的參與。

城邦的各個部分，各個階層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單單從其中一個階層當中選取整個城邦的領導者必然會導致狹隘的正義觀而損害其他部分的利益。為了要保證社會的基本平衡，每一個人在政權當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以尋求各部分力量之間的平衡，進而尋求城邦正義，必須有富人，中產者和平民同建立政權，其中中產者的應該最大，因為中產者在三者當中的力量最為集中，同時貢獻也更為穩定。

他們不會像富人那樣，有時候為富不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同時他們也不會像平民一樣自己沒有更多的物質基礎，從而希望瓜分同一個城邦內部的其他人的物質所有權以補貼自己。這兩種人在某一時刻都是卑劣的，但是中產者則不偏不倚，更能夠帶領城邦進入小康生活。並且不至於發生革命，有助於現實政治的安定。

到了近代，馬基雅維裡也偏向人民共和國制度的制度設計思想，希望建立一個適合於現實的優良政體，也就是一個混合的共和政體。此種理論也被後世的哲學家所繼承，但是當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馬基雅維裡進一步指出了真正符合實際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應該存在的基本原則。在原先的三個城邦階層當中，馬基雅維裡無可置疑地提出，此三者都會走向自己的背面。

富有的人逐漸形成了貴族意識和貴族形態，君主制向暴政轉變，平民治國也會使民主制度轉變為暴民政治。中產者並不固定，有向上走的趨勢也有向下走的趨勢。而且當中產者的整體利益隨著社會的基本運轉而出現改變的時候，他們也無法約束自己內部利益，進而達到協調，中產者失控，那麼不論是富人還是平民都不可能將城邦拉回到一個正常的發展狀態之下。

想要見證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在制度設計方面必須在人性惡的基礎上進行符合社會實踐的思考。任何人的德行都可以被建立，同時也可以被腐化，這必須透過制度來克服並且轉移。政治是最容易激發人性當中的惡欲，貪念和權利慾望。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德行確實可以約束人性，但無法約束眾人的人性。真正能夠約束的是制度。這一制度必須要有人民去信仰，並且堅守才能夠維護共和。

立法一定要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絕對獨立。這種地位才能保證這一制度不成為任何一個人的權利工具，才能夠使制度得以真正維持。制度設計並不依賴於任何一個個人，而是依靠群眾之力。羅馬建立了世界上最為輝煌的共和國曆史，但是羅馬共和國依然毀滅了，羅馬共和國的毀滅，源於其擴張導致的城邦內部權力結構的失衡，這種失衡使得羅馬共和制度不再被信仰共和自由逐漸消失遺忘。

表面上的共和體系成為君主和權力慾望者的工具，由此根本無法發揮共和的治國理念和效果，而公民們為了發洩心中不滿，情緒掩蓋了理智，最終於共和國玉石俱焚。所以，共和國的制度並不完美，但這種不完美恰恰來自於人們對它的不信仰，而並非制度本身。嚴格意義上來說，任何一個制度都必須得到真正的群眾基礎，才能夠發揮自己的治國效用，但是這一點難上加難。

除了權力野心者，對於制度的隨意濫用和更改之外，原先處於同一水平的公民也會隨著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而出現內部矛盾和階級分化。共和國隨時隨地都要保證制度的創新和與實際生活狀況的貼近。而當內部出現階級分化的時候，社會將很難達成一致。制度的傾斜與否，制度的新與舊，都會導致共和制度生命力的長與短。

此後，更進一步提出了西方制度設計思想當中的權利與專制的作用。民主國家並不是不存在權利與專制，而是將這兩點關在牢籠中。只是用於對於國家整體層面的治理，而不是針對個人進行專制和權力的集中，一點很重要。只要人類還生活在人類社會當中，權力和專制就永遠存在，這是不可消失的人類屬性，但是我們卻可以將它們放在國家的系統性治理方面，而非針對個人。

就像原先階級鬥爭的時候，矛盾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當和平發展的時候，則是人與生產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雙方之間的鬥爭過程，鬥爭結果和鬥爭的最初目的都是有完全不同的。人不可能與其他人永遠處於敵對的自然狀態。不論是社會契約也好，還是三權分立也好，還是馬克思所領導下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好，其本質都是人與社會生產力的鬥爭。政府必須來自於人民的授權，並且政府的權利也是有限的。政府的根本目標就是訂立社會契約，而政府的權利則來自於人民，這種社會治理制度理念也是西方這個現代強勢文明一手奠定的。

自然，西方國家的制度設計理念也有自己的缺陷，也有大量的批判，其中一個就是對於理性構建主義的缺陷。西方的任何一個哲學家，包括馬克思，都透過自己的實踐或者是思考，提出一個適合於當時社會基本環境發展的優良政體，但是這個政體並不是永恆存在的。同時代西方的制度設計體現出了不同的意識和不同的社會核心價值。

但這必須建立在人們的理性意識基礎之上。一個社會制度以及制度的構建，在最初都是極為理性的，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歡迎，但是當遇到種種現實的利益分配問題的時候，有些制度缺乏自己的協調性而不得不給社會帶來混亂，又或者引入更多的社會問題。但這似乎也是制度設計能夠持久不衰的原因。沒有哪一個制度是完美的，但同時一個良好的制度一定是可以被補充的。在理性的思考下，一個完美的制度是可以被補充的制度，而一個邪惡的制度則是一個被領袖看來是絕對完美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