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推薦】《明夷待訪錄》的作者是誰？這部書是怎麼被引用起來的

待訪錄什麼意思

《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這部書對三代以後、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進行了深刻反思，並且在對儒家政治理想進行重新闡釋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構想，是中國古代政治學說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僅引起過學者的興趣，更曾被引用參與到近代中國的實際政治程序之中。

一

《明夷待訪錄》的作者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世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得年八十六歲。黃宗羲的一生，正值明末清初這個劇烈變動的特殊時代，而他又往往處於時代漩渦的中心，親身參與過許多重大的歷史程序，無論是政治作為還是思想著述，都帶著那段歷史的鮮明印記，因此他的生命極富光彩，完全有資格成為17世紀中國的代表人物。

黃宗羲像，葉衍蘭繪

黃宗羲在晚年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入清以後，隨著明代復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黃宗羲逐漸潛心學問，著書數十種，在很多領域都有極高的成就。在剛剛開始著述生涯的時候，黃宗羲首先要做的就是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順治十八年（1661），他寫了《留書》，康熙元年（1662）起，他刪去《留書》中比較激烈的部分，又加以大幅擴充，次年完成，這就是《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共有十三篇，最受後人矚目的是前五篇（即《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這五篇互相支撐，渾然一體，是一套基本完整的制度設計，所體現的是黃宗羲努力復興原始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概括起來，這種政治理想大致包含如下方面：第一，權力來源於社會管理的需要；第二，士大夫是社會治理的中堅階層；第三，社會應在儒家倫理原則的軌道上執行，並由士大夫負責保證。

其餘諸篇，系針對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取士》是科舉改革的藍圖，主張考試和人員的任用都應當多樣化，應以實用為取士用士的準則；《田制》論述土地制度的改革，認為可以透過土地分等、實物徵稅、簡化稅種等途徑，達到減輕百姓負擔的目的；《兵制》是軍事改革方案，主旨是兵民合一；《財計》討論金融和財政問題，主張廢除金銀、輔用紙鈔；《胥吏》針對明代的胥吏之害，主張任用文人為吏，打破官與吏之間的身份壁壘；等等。

二

明代自萬曆以後，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繁榮，再加上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方文化的輸入，歷史呈現出許多不同於傳統的新特徵。在思想領域，陽明之學傳衍流行，在陽明後學中廣泛出現了肯定私利和慾望的思潮，對以程朱理學為主的正統意識構成巨大挑戰；在經濟領域，工商業空前發展，私人佔有的財富大量增加，引發了社會矛盾；在政治領域，一方面宦官成為政治的毒瘤，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乃至在野文人的政治熱情持續高漲，雙方彼此角力，晚明政壇給人以十分焦慮而緊張的感覺。

在晚明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幾乎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傑出的人物，風氣似乎也十分自由，社會成了各式思潮和人物表演的大舞臺。這樣，入清以後對明亡進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同時面臨著雙重的任務：一是剖析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良好政治的新標準；二是回答晚明提出的新問題，重構社會秩序。這就是《明夷待訪錄》所面對和試圖解決的問題。

“明夷”是《周易》的第三十六卦，卦象坤上離下，孔穎達疏：“夷者，傷也”，意思是光明受到了挫折和壓制。《序卦》又說：“明夷，利艱貞”，是說君子在面對明夷的境況之時，應當“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程頤《伊川易傳》）。“待訪”的說法則來源於周武王訪問殷商遺臣箕子，箕子陳述了治國的方略而為武王所接受。

《周易》（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

本書既名“待訪錄”，那麼作者究竟想要“待”誰人之“訪”，立刻就成為一個問題。一種說法認為，身為明遺民的黃宗羲，其實是在等待著清朝君主的來訪。這種看法由來已久，乾隆時候的全祖望表示過贊同，後來章太炎、陳寅恪等也持此說。另外一些學者，如梁啟超等，則認為《明夷待訪錄》是為“代清而興”者設法，作者所等待的是盼望中的清朝之後的王者。還有一些學者推進了梁啟超的推測，並將“代清而興”者具體為鄭成功等等。種種說法，不一而足。

黃宗羲在寫作《明夷待訪錄》的時候，根據胡翰“十二運”的說法，認為二十年後將會迎來治世，而且是孔子之後的第一個治世，可望恢復“三代之盛”，他的這部書正可作為治世的為政綱領，起到與箕子為周室陳述大法相同的作用。對於“十二運”，黃宗羲恐怕也是寧願信其有的態度，總之是渴盼太平盛世的來臨，未來的治世要取消戰國秦漢以來的弊政，實現儒家的社會與政治理想，至於創造這個治世的人物具體為誰，其實並不重要。對於像《明夷待訪錄》這樣的作品，我們能夠領悟到作者在亂世中期待善治、在困境中發憤著書的苦心孤詣即可，似乎不必執著於類似“《明夷待訪錄》的寫作動機”這種聚訟不已的問題。

位於浙江樂清的黃宗羲紀念館

《明夷待訪錄》在清末之前流傳不廣。梁啟超曾說此書在乾隆時被列為禁書，但是現存的幾種禁燬書目裡面都沒有著錄，大概是他誤記了。

到了晚清，隨著政治改革的討論日益公開並逐漸成為朝野上下的中心議題，《明夷待訪錄》也漸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較早的如鄭觀應《盛世危言》就有《原君》《學校》等篇目，議論雖不盡與黃宗羲相同，但受到《明夷待訪錄》的影響則是肯定的。此後的維新派如康有為、梁啟超，革命家如孫中山、陳天華，乃至清朝大臣如張之洞等都對這部書稱揚有加。尤為重要的是，它不但在政治思想史上起過催化的作用，而且被應用到實際的政治實踐當中，成了新型政治理念的宣傳品。梁啟超說他們在鼓吹維新的時候曾經將《明夷待訪錄》節抄散發，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黨人也曾印送《原君》《原臣》等篇推動革命。

《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

正因為《明夷待訪錄》在近代史上如此風行，人們對它的理解和定位簡直是五花八門，爭論至今未息。學術界較為流行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認為它具有“近代”或者“啟蒙”的色彩，一種則認為它雖有思想上的突破，但是仍在儒家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這兩種觀點看似針鋒相對，但究其實都暗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歷史應當朝著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現代”發展，而“現代”和“傳統”又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只有突破了傳統，才有可能到達現代。上述兩種觀點的區別，只是在於《明夷待訪錄》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什麼位置：是仍然停留在傳統之中，還是已經開始過渡到現代。說到底，都是在“現代化”的座標系裡打轉轉，而這個所謂的“現代化”，又是以西方的歷史經驗為標準的。今天我們再來讀這本書，大可不必受各式概念、理論和框架的束縛，尤其不必戴著西方眼鏡，來觀察這部地地道道的“中國作品”。

三

黃宗羲不是儒家的叛逆者，亦非孤立出現的思想界“彗星”，《明夷待訪錄》明顯地有著孟子、蘇洵、方孝孺等人的思想痕跡，與作者約略屬於同一時代的顧炎武、王夫之、唐甄、李三才、魏禧等人都曾提出過與《明夷待訪錄》相近似的許多觀點，所以黃宗羲只是燦若群星的古代思想家中較為明亮的一顆，既無所謂“突破傳統”，也無所謂“走向近代”。黃宗羲對於政治問題的思考，來源於儒家的三代理想，而原始儒家的政治觀念，自然也以政府的良好運轉、社會的秩序穩定、人民的生活富足為目標。

《明儒學案（修訂本）》

《明夷待訪錄》與《破邪論》都是黃宗羲的政論性專著，此次“三全本”收入這兩種書合為一本，從它們前後相承的關係中，更清晰、深入地反映了黃宗羲的思想。

《明夷待訪錄》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胥吏》《閹宦上》《閹宦下》計二十一篇，涉及政治、法制、教育、經濟、軍事、人才選拔等各領域，每一篇或數篇圍繞一個問題進行深入剖析，談古論今，深切要害，並在最後提出相應的改革建議。

《破邪論》共一卷，寫於《明夷待訪錄》完成的三十年後，分《從祀》《上帝》《魂魄》《地獄》《分野》《唐書》《賦稅》《科舉》《罵先賢》九篇，每一篇都針對不同的內容進行論述。九篇文章，內容多樣而並沒有統一的主題，總體可以視為《明夷待訪錄》的再論和補充。

這兩部書自刊行之日起就影響極大，而《明夷待訪錄》尤甚，到了清末，梁啟超、譚嗣同等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中華書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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