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時期，維新派報紙在知識界引起了怎樣的反響？

時務報是什麼時期的

前言

上海學會和《強學報》停辦後，汪康年才從湖北來到上海，1896年月8日，強學會的餘款及圖書器物等，便移交給汪收存。時黃遵憲在滬，他是上海強學會發起人之“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為倡始”。與汪康年“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意請梁啟超參加，康有為也想“改辦報以續會務”，梁在京既無可作為，便讓他去滬辦報，4月間梁抵滬，參加《時務報》的籌備工作，“三人日夜謀議此事”。

《時務報》和《知新報》

不久，原強學會員鄒凌由江西到滬，知縣吳德瀟自京往浙赴任，道經上海，均積極成辦報，諸人又商量多次。5、6月間，以黃遵憲、吳德瀟鄒凌穩、汪康年、梁啟超五人為創辦人，釋出公啟，宣告《時務報》館成立，推汪康年為經理，駐館辦事，梁啟超為主筆。先後任述者，還有章太炎、麥孟華、徐動、歐甲等。《時務報》創刊於1898年（光二十二年）8月9日，句刊，每期20餘頁，至189年8月8日終刊，前後兩年，共出69期。

以維新變法，教亡圖強為宗旨，分論說、諭旨、奏章、外文報譯編、京外近及附編等欄目。以譯載外文報的篇幅最大，“詳言啟兵制、學校、農礦、工商各政，條理然”。

▲《時務報》

而以論說最重要、最精，影響最大，執當時與論界的牛耳。所論“皆按切時勢，參的中外，切實可行”。尤其梁啟超“筆端常帶感情”，議論新，條理明晰，深入淺出，生動流暢，富有魅力，使讀者為之傾倒，成為當時與論界的驕子。他主筆政一年多，發表文論達60篇之多，他的長篇名著《變法通議》，連載數十期，系統闡述有為的變法主張。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他把変法的根本，歸於廢科舉，興學校，變官制。還發表了《古議院考》、《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宣揚民權論。

《時務報》因有梁啟超的宏文而風靡一時，梁啟超也因主編《時務報》而揚名四海，康有為的變法理論也因此得到廣泛傳播。在《時務報》撰文較多的還有擔任經理的汪康年，他先後發表文論14篇。

前期他的議論與康梁協調一致，在列強加緊侵略面前，鼓吹“以全國之愛力愛其國”，實行變法。認為要力反數千年之積弊，與西人相角逐，唯有恢復民權。変法的本源在設議院，實行君民共主。主張改革科舉，設學堂，立學會，翻譯西書實行有利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各項措施，與各國進行商戰，反映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社會要求。康有為諸得力弟子蟬聯《時務報》主筆，保證了《時務報》成為宣傳維新變法的主要陣地。“大聲疾呼，哀哀長鳴，實為支那革新之萌焉”。

它的出現，“從最初就是一個燦爛的勝利，震動了整個的帝國”，受到多數官士夫的極大歡迎。例如鄒代就極力稱讚《時務報》“名貴已極，讀書人無不喜閱”不僅採擇精，雕印雅，尤其是“識文兼具”，“足洗吾華歷來各報館之陋習”。

“急讀之下，狂舞萬狀，自始至終，莊誦萬”，可見其深受歡迎，及其在知識界所引起的強烈反響。梁啟超說：“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每有新論登出，“舉國士夫，乃噴噴然目之日：此新說也，此名著也”。《時務報》代銷處多達109所，遍佈全國70個縣市，加上它順應時代的要求，道出了維新派和愛國進步人士的心聲，使他們深受鼓舞，不但自己爭先購閱，而且積極主動充當義務推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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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 畫像

在知識界所引起的強烈反響

一種報刊得到這麼多地方官的極力推薦，這在近代報刊史上還是第一次。張之洞在札中稱《時務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決定由善後局撥款訂購，分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門、各局、各書院、各學堂。由於地方官的提倡和購送，更使《時務報》銷量激增，從最初的4000份，半年後增加到7000份，不久便突破了萬份大關，最多銷售到1。7萬份，創造了當時國內報刊發行量的最高紀錄，“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

《時務報》也受到各省地方大吏的極大重視，西布政使曾、河南彰衛懷道觀察琴春榮、保定府太守陳啟券江寧府太守劉澍、山西清源局、清苑縣今勞乃等通札各屬及書院諸生，悉行閱看，或令自行購買，或由善後局撥款購送。

對宣傳和普及維新思想作出了傑出貢獻。《時務報》是當時維新派最重要的宣傳機關，是時代的號角。由於它的宣傳深入人心，使“通國土流，漸知改革政體之不可緩，言變法者勃然興矣”。推動維新運動的發展，促進變法的到來。《時務報》宣傳維新思想、造就維新人才，本身就推動了維新運動的深入發展。同時它又是維新開展維新運動的重要陣地，一些新派創辦的學會團體即設在《時務報》館內，或由報社代辦會員登記，代收會費。

頑固派江西道監寮御史熙麟驚呼：“兩年以來，內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縣幾於人人《時務報》是當時辦得最好、最有影響的一份報紙，獲得了日手一編”意想不到的成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吳德 畫像

開創近代報刊的新時期，由於《時務報》的成功，打開了局面，起了示範和播種的作用，隨之而起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現，出現了近代辦報的第一個高潮和黃金時期。這個時期所創辦的報刊，大都以《時務報》為榜樣。梁啟超在總結中國近代報刊發展史時指出：《時務報》創刊後，“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悉仿《時務》，若恐不肖者”。馮自由也肯定說：“吾國雜誌之倡導改革者，該報實為先河”。吳德甚至把《時務報》館稱為中國報館之“館祖”。

它還設專欄登載各地新成立學會、報刊、學校的訊息，從而大大推動各地學會、報刊和學堂的發展。它又是聯絡維新志士和進步人土的中心和橋樑，上海及全國各地來信來訪者絡不絕，有應接不之勢。

《時務報》交織著內外矛盾和鬥爭《時務報》的刊行並非一帆風順，相反，自始至終交織著內外矛盾和鬥爭。早在創辦之初，汪、梁矛盾已露端倪，在創辦人中，梁啟超比較激進，汪康年較為保守，梁承有為之意，主張《時務報》以孔子紀年，注則主張以廣譯西報為主，名為《譯報》。雙方意見均未被多數創辦人贊同，黃遵憲調和間，終於辦成既有較多報譯，又每期必有論說的《時務報》。《時務報》“所撰述文字，大都驚世駭俗，頑固士多為目”。

可見《時務報》在當時影響之巨大，在中國報刊發展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可以說它開了中國近代報刊發展的新時期，不妨稱之為《時務報》時期。

▲張之洞 畫像

梁啟超發表《知恥學會序》，揭露官場無恥醜態，張指責梁“幹名犯義”。令此冊不送湘鄂兩省。並多方示意要梁引去。梁啟超追述當時的情景說：“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涉甚烈，其時人之與文襄，殆如僱用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在《時務報》內，汪、梁之間由於政治觀點不同和爭奪報社權力，加上張之洞等的挑撥離間，鬥爭也日趨激化，使梁感到難以繼續呆在報社，正巧湖南創辦時務學堂，熱情聘請他當總教習，便在1897年11月應聘往長沙。

“故報紙初出，言日至，斥百端，殆難忍受”。尤其是張之洞的干涉和壓制，力圖控制汪康年，勸他“多譯實事，少發偉論”，頻頻戒以“千萬不可動筆”，迫使汪步步退縮。

汪、梁矛盾也日益升級，至1898年8月8日，梁啟超終於向汪康年牌，指責汪獨斷專行，表示不甘當汪的“僱工，“為汪氏一人一家所開之生意”撰文，從此辭職。汪則為所欲為，從55期以後，譯文大增，論說漸減，且多錄來稿，斷原有的戰鬥，因然失色，“已非前此之精神”。7月課《務報》，康代宋伯魯擬《請將時分報改為官報折》，8月汪將《時務報》改名《呂言報》繼出版，《時務報》停刊，

梁啟超離滬後，仍遙領《時務報》撰述，繼續為該報撰稿，汪康年兄弟乘機獨攬大權。

繼續與頑固派作鬥爭

1896年11月，康有為至澳門，與當地的開明人士何廷光（穗田）商定創辦《知新報》，報址選在澳門是因為“廣東督撫於洋務二字，深絕”，澳門是葡萄牙租借地，脫離清廷管，比內地言論稍有自由。資本主要由“慨好義，力任報事”的何廷光等籌集，集股萬元。康回羊城後，由其弟康廣仁與何廷光等具體籌備創報事宜。此時正值梁啟超返里省親，廣仁等力邀梁赴澳共商。梁幫助他們起草章程，“以全力助成之”。並撰寫《知新報敘例》，《知新報》基本上仿照《時務報》刊行。

《知新報》與《時務報》齊名，稱為妹報的是門的《知新報》，是在康有為的親自倡導和梁啟超的具體幫助下例辦的。

▲《知新報》

以康廣仁、何廷光為總理，何齡、韓文舉、梁啟超（兼任）、徐、吳恆煒、劉麟、王覺任、陳繼儼、孔昭等為撰述。此外，為報撰稿者還有祖健、歐架甲、康廣仁、康同、陳熾、林、凌孟華等人，多為“門徒侶”。並聘多人任《知新報》大致分論說、上諭、京外近事、美法英德日俄之農工商礦格致、東方商埠述要、路電擇錄等欄目。以宣傳維新變法為宗旨，“以啟發民智為先務”。

《知新報》正式創刊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22日初為五日刊，自第20期起改為句刊，第12期起改為半月刊。

述人類社會不斷變化發展的觀點，宣揚“歐洲自議院立，君民共主，上下一心，政俗丕變，用致富強”。同時介紹和述康有為有關孔子改制的理論。如徐的《春秋存中國說序》，梁啟超的《新學偽經考敘》，歐架甲的《論中國變法必自發明經學始》、林旭的《春秋螢氏學跋》。還注意有關變法新政的報道，選載康梁奏摺，大力宣傳各地創辦學會、學校和報刊。

在戊戌政變前的一年半中，其政論大力鼓吹變法，發康有為的變法理論。例如歐築甲的《變法自上自下議》，宣傳國家危亡，非變法不可。“今日言變法，人人皆有其責，人人當任其事”。徐勤撰長篇政論《地球大勢公論》，連載10期。

它在國內外廣設代銷處，國內計有北京、保定、天津、煙臺、太原、開封、西安、成都、貴陽、武昌、漢口、長沙南昌、九江、安慶、壽州、南京、淮安、揚州、蘇州、無錫、上海、常、常州、鎮江、杭州、寧波、紹興、溫州、安、台州福州、建寧、桂林、州、廣州、佛山、番山、潮州、香港等埠，53處。外洋有舊金山、海防、東京、橫濱、神戶、新加8埠，7處。共計46埠，60處之多。

對推動維新變法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知新報》是維新派在華南的重要機關報刊，頗受各地進步人士的歡迎。

▲康有為 畫像

廣西洋務總局在通中說：《知新報》“論說明正，深通時變，尤能激勵恥，博深切明。其所譯西國政事，以及農商化電等學，足見泰西富強之本，而非同訛傳，豈可而不學”。江西布政使稱讚它是“濟時之利器，導風氣之先聲，破拘墟之成見”。《知新報》能言《時務報》之不敢言，在某些方面更有戰鬥性，它的言論引起頑固派的仇恨，御史成博上奏彈効，聲稱“澳門知新報所記各事，語極悖誕”，請查辦。

銷路暢旺，行銷地域十分廣泛，影響很大。廣西巡撫、江西布政使、貴州學政、杭抗州府知府等地方官均通各屬購閱《知新報》。

尤其是戊戌政變後，剛興起的報刊，備受擢殘，調零殆盡，論界噤若寒蟬。唯獨《知新報》因在澳門，為清廷勢力所不及，不僅能照常繼續刊行，而且仍能體現維新派意志。在康有為被清延為“十不”的“版逆之首”，懸賞拿的“飲犯”之後，公然繼刊壁有為折、書信及演說等10餘篇。後來消廷野觀殺六君子，《知新報》則發表《清國狗難六士傳》、後又刊佈《以六君子殉難日為紀念會啟》，

清廷於1897年6月18日，論令兩廣總督鍾麟、廣東巡撫許振，“派員曉諭該館，不得傳佈訛言”。《知新報》置之不理，清廷也無可如何。

▲康有為 劇照

《知新報》開辦將近四年，至1901年1月20日停刊，共出版133期。不愧為維新派的重要與論陣地，在政變前對促進維新運動的發展，政變後堅守陣地，繼續與頑固派作鬥爭，均發揮了積極作用。1897年（光二十三年）冬，康有為以中國人滿為患，進京籌劃移民巴西，正趕上德國強佔膠州灣，一股愛國之情激盪胸中，保國之心油然而生，他“中夜涕，仰天痛哭”，為挽救國家的危亡，

寄託對難六君子的體驗，也是對清廷血腥罪行的控訴。並發表《八月六日朝變十大可說》，擊清發動政變是令人痛心之舉。

結語

他以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洞察力，根據三年來“萬國報館議論沸，成以分中國為言”“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壁畫祥明，絕無隱諱”。預見德據膠澳，列強必將群起效尤，“諸國成來，並思一”。從而正確論斷當時中國已到了被瓜分的邊緣。他深刻地指出：“瓜分豆剖，漸露機牙”，“警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共藉端，國固其矢耳”警告清朝統治者：“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為救國，他“診斷”中國的病根，認為中國之所以受侵略，是由於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味不知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