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明皇幸蜀圖是青綠山水畫嗎？明皇幸蜀圖的畫風是怎麼樣的？

明皇幸蜀圖是青綠山水畫嗎

唐 李昭道《明皇幸蜀圖》，縱55。9釐米、橫81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山水畫家李昭道，是李思訓的兒子。官至中舍人，因為其父人稱“大李將軍”，所以他也被人稱為“小李將軍”，但他並沒有將軍職務。

李昭道的藝術得自家傳，也是擅畫青綠山水。史載，畫“海景”是他首創。他的畫風工巧繁密，但作品一般用線較細弱，所以唐代理論家認為他“筆力不及思訓”，但他的優點是能“變父之勢，妙又過之。”（“勢”這裡作形勢，體勢解，指畫面佈局大勢。）他能變革其父的構圖形式，所以在奇巧方面超過了李思訓。

安史之亂始於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12月16日；756年六月安祿山佔領長安，十三日，玄宗逃離長安，在唐玄宗被迫逃往成都避難的隨行人員中就有李昭道，李昭道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這幅具有歷史真實意義的《明皇幸蜀圖》。

所謂“幸”就是古代君王駕臨某地，稱“幸”。好像他到那裡，當地的百姓都感到幸福。為了表示“幸”，就不能畫出倉惶出逃的樣子，所以畫上人物個個衣冠楚楚，置身於青山綠水之中“遊春”似的。

畫裡的那點意思

崇山峻嶺，白雲繚繞，高聳的樹木掩映著曲折崎嶇的山路和棧道。一隊人馬自右側山間穿出，畫中人物身著唐裝，向遠山橈道行進。

隊伍前方，一騎者著紅衣乘三花黑馬正待過橋，與畫面中其他人不同的是，紅衣男子氣宇軒昂，就連他騎的馬也和別人的不一樣，這匹馬體型健碩，呈棕黑色，馬鬃被修剪成三辮式樣（就是馬脖子上的毛有三撮突起），這種樣式是唐代御馬的特殊標誌，名為“三鬃”。由此推斷，騎在馬上的這位紅衣男子正是唐玄宗。

不過此時唐玄宗的這匹馬，明顯是因為走不慣山路，面對逼仄的橋面和湍急的水流，馬兒心生畏懼，露出驚蹶停步之態。或許作者是藉此動作表示唐玄宗避難途中的驚慌心理，但坐在馬上的唐玄宗依然身體筆直，沒有面露驚愕，這或許又是作者為了保持皇帝的尊嚴和形象而故意刻畫的。

隊伍中間是一群女子，她們騎在馬上，頭戴帷帽，身穿胡裝，從她們的裝扮來看，應當是隨形的妃嬪。馱負行李的駱駝和腰繫弓箭計程車卒為女子們開道。

在小橋的左邊，也是畫面中間，是運送物資的隊伍，他們正在一片平地上休息。

最遠處的那個宮人挽起了褲腳，可能是久行以後鞋襪已被打溼，正好利用休息時間在溪水旁洗一洗，緩解長途跋涉的勞累。

此刻，他們中有的人將騾子和駱駝上的貨物卸下，地上擺放著包裹和馬鞍。利用這難得的時間休息調整一下。

近處的騾子、馬已經倒地仰天，在經過長途跋涉以後，可能體力已經達到了極限。畫中的人物動態及其衣帽服飾，刻畫得細緻入微，馬匹、駱駝也描繪得生動有趣。

畫面最左側，是更加崎嶇的棧道。似乎稍有不慎，便會墜入萬丈深淵。

懸崖峭壁之上有一些用木板搭建起來的棧道，棧道下是懸空的，十分危險，走在上門的人和馬都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怠慢。畫面安排了峻險的山嶺，盤曲的石徑，危架的棧道，雲繞的天際，將李白詩作中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地貌特徵表現的淋漓盡致。

相呼應的，畫面右側上方同樣有盤曲的石徑，危架的棧道

畫面中還有三個旁觀者，饒有興致的盯著這隊人馬，他們可能就是普通的山民。

畫上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御題詩：“青綠關山迥，崎嶇道路長。客人各結束，行李自周詳。總為名和利，那辭勞與忙。年陳失姓氏，北宋近乎唐。”詩中全然不提帝王倉皇出逃那件晦氣事，“北宋近乎唐”也同目前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一致，認為這是一幅宋代的摹本，但色彩金碧輝煌，畫風古樸典雅，很好地體現了“二李”金碧山水的藝術風格。

金碧山水一派

金碧山水興盛於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時期，是中國繪畫史上重要的流派，以“大小李將軍”李思訓、李昭道為代表。以泥金、石青和石綠三種顏料作為主色，比“青綠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於鉤染山廓、石紋、坡腳、沙嘴、彩霞，以及宮室樓閣等建築物，與石青、石綠二色交相輝映，形成富麗華貴、金碧輝煌的藝術效果。而這種畫風，對宋代王希孟、趙伯駒、明代仇英，清代袁江等人的青綠山水都有很大的影響。

畫上奇峰、峻嶺、巨石、白雲、流水，都用細線勾出，並用線條表現出了岩石的形體和結構，塑造出了山峰的雄偉氣派，改變了以往畫山石只能表現出山的象徵形象的作法，這在唐代山水畫中是極少見的。

關於《明皇幸蜀圖》的確名，怎麼又和摘瓜扯上關係？

這幅名畫在清代《石渠寶笈·三編》中的著錄畫名曾是《宋人關山行旅》。

1957年李霖燦先生根據蘇軾《東坡題跋》卷五《書李將軍三鬃馬圖》中“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其三鬃，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裴徊不進狀。不知三鬃謂何，後見岑嘉州有《衛節度赤驃歌》雲，‘赤髯鬍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鬃其飾也。

”

以及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中的一段話：“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餘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

峰嶺

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

……”

於是得出結論，此畫應叫《摘瓜圖》或《明皇幸蜀圖》，一圖兩名。

1999年，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新先生髮表《胡廷暉作品的發現與明皇幸蜀圖的時代探討》一文，提出新觀點：認為《宣和畫譜》中李昭道名下的《摘瓜圖》可能就是蘇軾所說的《明皇摘瓜圖》，《宣和畫譜》的編者大概考慮到李思訓卒於安史之亂以前，所以改訂為昭道所作；至於不加“明皇”二字，乃是編者對避蜀故實的顧忌所致；《明皇幸蜀圖》是針對整個事件給題，《（明皇）摘瓜圖》則是對畫中細節的描述。於是，所謂“明皇幸蜀圖”的作者之釐定，由“傳李思訓”變成了“傳李昭道”。

此圖不久被賞賜出宮，蔡翛（即蔡京之子）《鐵圍山叢談》雲：“秘書省自政和末，既徙於東觀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為幸之，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又賜閣下小李將軍《明皇幸蜀圖》一橫軸，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竊謂：御府名丹青，若顧、陸、曹、展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於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休咎，則是舉也厥有兆矣。”

蔡絛認為：“明皇幸蜀圖”描繪玄宗倉皇避難，而後徽宗被金人北擄，宛如不祥徵兆。當時被貶謫白州（廣西博白）的蔡絛，於是有‘邈在炎陬而北望黃雲，書此疾首’的痛語。”

多說一點，上文裡提到的“摘瓜圖”，是什麼意思。“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

”這首詩叫《黃臺瓜辭》，出自武則天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的手筆。當時的唐朝皇帝是李治，而實際理政的便是武則天。這首《摘瓜辭》是對武則天專橫跋扈，毒殺皇子的控訴。摘瓜其實是指責武則天壓迫皇子，而且帶些嘲弄和警告的譏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