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書法藝術，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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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書是紙產生以前中國人在用來書的另一種材料，它與簡牘同時存在，並差不多同時消失。帛書也稱繒書（

繒是古代對絲織品的統稱)

，是古人寫在綿布或絲絹織物上的文字。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桑養的國家，傳說炎黃時代就已發明了養蠶、繅絲、織帛的技術。現今考古發現提供的證據，中國最早在4700年前就有了較高水平的繅絲、織絹技術。在周時，上層貴族已十分熱衷在絲帛上寫定。

《墨子尚賢》中說：“書之竹帛……傳以遺後世子孫。”《晏子春秋》也說：“者之於帛，申之於策，通之諸侯。”

可見，帛書的使用年代與簡牘大致相當。

帛書

我們最早發現的帛書是1934一1942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墓葬中出土楚國繒書，接著便是1972 年在長沙馬王堆2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後一次發現數量極其可觀，有

《易經》、《經法》、《天文》、《地圖》、《老子》、《縱橫家書》、《醫藥》、《相馬》

以及《

導引圖

》等。其中許多文獻是已失傳的，另一些可以彌補史料之謬。由於絹帛織物相對於簡牘，成本昂貴得多，所以在先秦魏晉時期，將其用作書寫的材料的一般為貴族或中上層知識分子，平民不太可能使用。

漢墓出土的帛書

就連孔聖人都說：“

貧不及素

。”這裡的“素”，指的就是絹帛（

漢代一匹長約10多米、寬不及1米的絹帛，的價格相當於720斤大米

）。所以現今出土的絕大部分帛書屬於貴族的消費品，因而不具有民間文化的性質。目前我們看到的最早的具有平民化傾向的帛書墨跡發現在西北，與漢晉簡牘一同出土，質地為較為粗糙的棉織品即綿帛，而不是長沙等地出土的絲絹。根據所書文字的內容判斷，它們的主人均來自西北兵營，分別為官員和士卒。三則分別從敦煌、居延數個不同地點的漢代帛書書函，可以肯定，它們是由不同的人書寫的。從內容看都是問寒問暖的家書，心情、字詞、文法如出一轍。它們的作者都是一些關塞的官吏，經濟狀況自然較一般的平民要好些，所以他們寫出的字絹秀、工整，一絲不苟，不像當時的一些簡牘，歪歪斜斜，逸筆草草。

漢代帛書書函

大約也是由於官吏身份的緣故，所以這些帛書儘管有不同地方的不同作者寫在不同時間，但風格上有著驚人的一致，這種一致性的存在，很容易使我們聯想起馬王堆或曾侯乙墓簡帛書的一些特徵。好在這些作者們

“官薄身賤”(此乃手札作者之言)

，所以我們仍然將其作為民間書法中的一個特例。它們的存在，更讓我們看到了文化的民間性與官方性的明顯差異。當然，西北邊塞出土的也並非都是千篇一律，1990年於敦煌附近的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則均書於宣帝年間的帛書書函，就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它們中一則奔放一則謹慎，一則用筆爽利一則用筆沉靜，隸屬於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完全是一種個性的流露 ，它們與上層社會簡牘或帛書中的無差別同一是絕然不同。

漢代帛書書函

敦煌、居延等地的漢代帛書遺物來自民間，這裡尚有幾個實物證據。兩則登記衣物的帛書，質地較粗。其一日：“

南陽郡戍卒。皂而單一領。”其二日

：趙國易陽。神爵三年。戍卒皂布覆袍一領。麻重十二口三……簡簡單單，漢代成邊士兵的清苦生活躍然而出。這是一種平民得無法再平民的生活。當然，這些帛書可能是由邊關中的“

行家

”寫的，但與這類下層士兵打交道的“

行家

”決不是當時社會中的領風氣者。所以西北帛書的民間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說上面的帛書書法太規整而與許多的西北漢簡不同的話，那麼1973年出土於居延肩水金關遺址的《

張掖都尉啟信

》就會帶給我們幾許親近。所謂啟信，亦稱為幡信或信幡。

西北漢簡

根據《

古今注

》所說，這是標誌官名以為信用的物件，具體用途是作為種通行證，大概是像小旗那樣用手舉著走。這則作於紅色織布，上的墨書文字，長21釐米、寬16釐米，乃是西漢末年間的作品。透過它，我們會發現，兩漢時期邊關的那些官員並尤多少貴族氣，相反他們的身上或欣賞口味更多的是山野氣息。具有鄉土氣息的官吏在任何場合可能都不會正襟危坐，遇到須有些神秘感的喪事更是一派民間化。1959年，出上於甘肅省武成縣磨嘴子漢墓的土柩銘攤放在棺上的東西，以淡黃色或紅色麻布製成，上書篆“

姑臧渠門裡張日日之

”。這些篆書極容易讓我們］想起敦煌漢簡的憨態可掬的篆書，但它們卻出現在官家的眷屬的靈柩上，令人思考起整個漢代西北邊陲的文化狀態和社會心理。

敦煌漢簡

同出於一墓的這些柩銘，在書風上也是各行其是：前者清瘦，後者豐潤；前者中宮緊縮四周伸展，後者間架寬疏、佈列均勻。完全不像東部或南部墓葬那樣整齊劃一。這是漢代西北帛書民間性、多樣化的一個有力證明。

參考資料《中國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