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景攝影的回顧與反思

攝影是如何顛覆歷史的

本文節選自《攝影之友》2020年12月刊

編輯：崔崔崔 文：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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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專家

林路

上海師範大學攝影專業教授、攝影專業碩士生導師。上海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藝術策展人。

已出版攝影理論和技術專著以及畫冊100多本，發表攝影文章數十萬字，獲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評論文章二等獎。1999年和2001年分別獲得由中國文聯和中國攝影家協會共同評選的中國攝影國家最高獎：第四屆、第五屆中國攝影金像獎，2004年9月獲得由全國高校聯合會評選的“中國攝影教育優秀理論獎”。2015年獲上海市德藝雙馨優秀文藝工作者稱號。

2005風光十人聚首。從左至右依次為：王建軍、陳長芬、於雲天、簡慶福、李元、孫成毅、朱恩光、姜平、翟東風、謝墨。圖：王小寧

中

國風景攝影是一個太大也太難的話題。但是梳理中國攝影史上這一獨特的攝影現象，尤其是改革開放後至今的中國風景攝影程序，卻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價值。中國風景攝影風起雲湧，有無數輝煌的成就，也有讓人刻骨銘心的失落與無奈，在此反思，以望未來。

中國風景攝影真正有影響力的宏大交響樂的第一章，源於80年代香港攝影家的風景攝影在大陸的驚豔亮相。香港著名攝影家陳復禮的攝影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以濃郁的畫意風格和大氣的視覺衝擊吸引了六七萬觀眾的目光，從某種意義上顛覆了長期以來“重大題材”或“長官意志”對攝影界的統治，對中國風景攝影在新時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位香港攝影家簡慶福的作品同樣以獨特的畫意色彩為大陸同行引領了新的風氣，為大陸風景攝影的發展構成了一個可供參照的視覺文化座標。

與此同時，隨著國門的開放，一些西方風景攝影大師的作品也隨之引入，其中最為有影響的莫過於美國攝影家安塞爾·亞當斯的作品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成功舉辦，從而成了第一個在中國展出原作的西方大師級的人物。然而亞當斯這一代美國西部攝影人的初衷是想透過照片更多地保留大自然的、歷史的遺存，讓人們不再有無處尋根的彷徨，從而導致了他們的觀念在整體意義上被誤讀了——亞當斯攝影作品完美到極致的自然光影、精緻的後期製作所呈現的影調結構，在中國攝影人無意識放大下，成為唯一借鑑的空間。從而在忽略了地理文化背景的語義結構中，變成了唯美的風景攝影的另一種呈現，進而和香港風景攝影融合成蔚為壯觀的視覺洪流。當然，還有一些國外攝影家身體力行，進入了中國風景攝影的實踐，也為這一風景攝影的潮流推波助瀾，其中代表人物為日本攝影家久保田博二和美籍華裔攝影家李元。從整體上看，唯美，是這一時期中國風景攝影的獨特旋律！

一方面，作為中國最高級別的全國攝影藝術展覽，從1982年的第12屆一直到1988年的第15屆，主要以唯美的創作風格傾向扭轉了攝影曾經是作為一種說教的偏差，從推動群眾性的攝影創作和加快攝影的普及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在風景攝影的領域中，形成了一個參與者眾多，影響力最大的攝影群體。另一方面，隨著大眾旅遊文化的蓬勃發展，消費攝影趣味一時間也主導了整個中國風景攝影的審美取向，從而為風景攝影的無序發展埋下了“禍根”。此外，一代風景攝影名家引導大眾風景攝影的嘔心瀝血，一方面培養出了新一代風景攝影人的諸多翹楚，另一方面也讓許多大眾層面的攝影發燒友誤以為風景攝影的門檻低、獲獎容易，從而蜂擁而上，構成了和國展相為呼應的唯美主義大潮，影響了中國風景攝影向更深層次發展的程序。

好在一些攝影家在厚積薄發的能量積聚下，在獨特的使命感召喚下，呈現出成就卓著的風景名作，其名家有：陳長芬、於雲天、趙承安、翟東風、牛犇東、林晶華等。更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至90代初期，同在中國軍隊從事攝影工作的袁學軍、王達軍、王建軍（攝影界簡稱“三軍”）所留下的風景攝影探索歷程，讓中國西部那些曾經被忽略的風景，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視覺大餐。儘管當年的“三軍現象”，其宏大敘事背景下的力度，已經具有了一種“前衛”的色彩，只不過在他們的努力經歷了多年的“風霜雨雪”之後，尤其是遭遇了後來無數攝影發燒友的簡單模仿所帶來的視覺疲勞之後，許多人都迷失在了一種麻木的狀態之中，無法回到當年的境地再一次去切身體驗曾經有過的傳奇。“三軍”風景攝影的最初指向，是讓無數人從他們的鏡頭中瞭解了西部，感受到了西部的神奇。這和後來無數的發燒友和愛好者從表面上模仿這片傳奇的光影形色，斷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一旦離開了時間和空間的參照系數，就有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誤讀。

©王達軍，《歸雁》，1987

©王建軍，《珠峰》，1997

由此，我們來到了中國風景攝影的一個重要節點：2008年第八屆中國攝影“金像獎”風波——關鍵是攝影者之所以拿那些“可以重複、可以超越”的風景照片參加評獎，是過度的風景攝影熱以及中國攝影金像獎的不成熟鼓勵了這樣一種毫無價值的創作傾向，從而導致了“悲劇”的發生。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次金像獎中大部分風光攝影作品都是可以重複或者說都可能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多人同時拍攝的（事實已經證明如此）。其實早在2006年，我發表在《中國攝影家》雜誌卷首的《“清算”——風光攝影》中就曾指出：“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多從唯美的意義上對風光的描述，面對同一個風景成群結隊的三腳架上的照相機在同一個角度瘋狂掃射，說得嚴重一點，耗費的是整個民族的精氣，得來的卻是毫無現實價值的唯美碎片。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會因此造成對許許多多原本純淨美麗的自然狀態的損害，造成無可挽回的人文與自然的破壞。”我在後來的撰文中繼續指出：我們（尤其是中國攝影界）太習慣於所謂的唯美主義的風光攝影模式，一切以光影色彩為風光攝影的衡量標準，從而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侷限了對多元化藝術空間的理解能力。這似乎對後來金像獎風波的出現，已經構成了一種暗示。

其實，鮑昆在他的《雪月風花近百年》一文中對風光攝影也早有警示。令人遺憾的是，鮑昆當年的苦口婆心不僅沒有得到更多人的認可，反而也遭到了誤讀和“圍攻”。然而，從“風花雪月”到“清算”風光，中國風景攝影的走向畢竟引起了更多有識之士的重視，這也有了後來的壩上“風光攝影高階論壇”，讓中國風景攝影的轉向，奠定了新的支點。論壇正是意在引入中國當代頗具建設性和影響力的高階學術資源，將對大眾影響廣泛的這一影像形態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平臺上去觀看和闡釋，透過互動交流和共同研討，展現以風光為題材的影像實踐的更多可能性，以推動中國當代視覺文化的實踐和長足進展。

從實踐的角度回顧21世紀初始的中國風景攝影，一些中國攝影人也已經在思考中國風景攝影的出路與走向。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試圖將中國文人氣質的禪宗意境融入風景攝影的實踐中，從而形成了一段返璞歸真的內心風景之旅。這一領域的代表，有自由攝影人段嶽衡，還有早些年仙逝的以中國傳統文人意趣所展現黃山風景的汪蕪生以及浙江攝影家邵大浪等等。

中國風景攝影由此走向了多元——一個名為“不一樣的風景”展覽，由色影無忌網在2010年推出，參展者陣容空前，觀念前衛，直接劍指“風花雪月”的無聊！展覽之所以取名“不一樣的風景”，是想表現一個在中國攝影界頗具爭議的話題：風景（或者風光），並同時用作品參與對於“風景攝影”的討論與呈現。這樣的理論與事件的推動，還包括作為“中國攝影家2011響沙灣迎春國際攝影周”最具學術含量的活動之一的“風景攝影的現狀及突破路徑”研討會，以及後來引起重要反響的羅平新風景攝影論壇。

黛山，2018年 © 張克純 ——《攝影之友》2020年8月刊

隨著各種觀念形態進入當代攝影的風起浪湧，註定了風景攝影也有了更為多元的拓展空間。尤其是在以往，從地理認知的角度看，相對西方風景攝影家的作品，中國攝影人的拍攝在實證性上還是顯得弱了不少，這就是民族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積澱所致。好在這些年不少人的努力，正在逐漸彌補這樣的遺憾。比如旅居英倫的中國女攝影家王巖，選擇了地理學的概念，以谷歌的衛星地圖為基點，從長江的源頭開始定位，每隔100公里設一個拍攝點，直至長江入海處，一共設定了60多個純粹地理意義上的標誌，然後驅車完成了對長江地貌的全景呈現。重要的是，她在每一個點上所發現的風景，和百度圖片中所搜尋到的純粹唯美的數以百萬張的長江影象截然相反，以一種冷靜客觀的景象完成了對母親河長江的重新解讀。張克純則是以系列《北流活活》拓展了風景攝影的表現力，他作品中被霧氣籠罩的發黃色調以及大景觀、小人物的構圖逐漸變得獨特且風格化起來。作品的名字取自《詩經》裡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是張克純在2009—2013年之間不斷往返黃河流域拍攝完成。這樣一種“景大人小”的風景攝影模式，構成了人文地理的多重疊加空間。而上海攝影家鄭知淵的上海城市景觀，放棄了無數上海攝影人喜歡日出日落，或者等待颱風過後拍攝風起雲湧、藍天白雲的東方明珠的傳統，總是在下午兩三點最為平淡的光線下呈現一個看似平面卻暗藏深度的“上海面目”。

當然，類似王巖的地理學景觀、張克純的人文地理景觀以及鄭知淵的城市形態學的景觀，是很難被當下更多人所接受的。這樣一種對風景攝影經過解構和重構後的視覺“拼貼”，要想在習慣了簡單地接受宣傳畫式的長期渲染的中國人心理背景上佔有一席之地，其難度之高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更多的拓展還在展開，比如從人類文化遺產的角度思考並實踐，也是當下中國風景攝影的一個亮點。作為世界遺產影像學專家，周梅生長於人文、地理、建築、風光類攝影專題的拍攝。近年來尤為注重“世界遺產影像學”體系的創立與整理，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以攝影的方式對於在中國的世界遺產進行了大量的拍攝與研究工作。他的創作經歷和思想理念，對於推動中國風景攝影向更高的文化維度提升，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最後的落點放在“‘非常西湖’—2016（首屆）影像西湖藝術現場”以及“中國風景攝影四十年”大展。前者是由中國美術學院與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發起的重大實驗性影像藝術活動。首屆影像西湖藝術現場的展覽主題為“非常西湖”，它將今天大家對待西湖的過分沉重的期望慢慢轉化為一種輕鬆和時尚的許可，在消費社會的激浪中，卸下過重文化包袱過後的視像，留給觀看者更多的可能性，反轉過來，人們將在這些可能性中，挑戰“景觀文化”的束縛，找到屬於西湖當下應該有的歷史命運、發展和繼承傳統的文化經典。後者是在2018年的長安攝影周，160多位攝影家參展、10個風景攝影展、4場對話以及1個評選，在構成中國風景攝影盛會的同時，為中國風景攝影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省略號……

回眸中國風景攝影走過的風風雨雨，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當代中國風景攝影已經有了這樣一些探索的走向——1。從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的角度延伸風景攝影的視角，從純美的角度轉向深度的觀察，將風景攝影的探索空間和人類的生存價值緊密關聯，引發對自然和社會的多維思考，創造出氣勢宏大且恆久耐讀的風景攝影語言。2。從哲學、心理學、宗教與禪宗的內心迴歸，藉助自然的神奇和神秘色彩，將思辨的層面融入自然符號化的元素，提煉出具有詩意的極簡主義畫面，並且從古典攝影工藝和傳統攝影製作的精華中感悟風景攝影的永恆魔力。3。從當代藝術的範疇思考風景攝影的可能，將風景攝影轉化成當代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形式多元變異的風景攝影中，將風景攝影變為探索世界、討論問題的媒介，從而將風景攝影轉化成獨特的時代、人性、媒介本身的密語。

中國風景攝影，山遠水長……但是至少，有擔當的中國風景攝影人不應該再回到柏拉圖的洞穴，面對一片唯美的風景自娛自樂，顧影自憐？

本文節選自《攝影之友》2020年12月刊

作者：林路

編輯：崔崔崔

出品：攝影知友（ID：fot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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