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典論·論文》中的曹丕：中國文學不能沒有曹丕的歷史地位

四科八體指什麼

如今品讀《典論·論文》，仍然感到那個時代濃濃的文學氣氛。他是一個時代的高峰，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拓者。中國文學不能沒有建安文學，更不能沒有曹丕的歷史地位。

曹丕的文學高度

文/鍾百超

曹丕（187—226），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魏朝的開國皇帝。文學方面卓有成就，與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後世並稱為“三曹”。

《典論·論文》為曹丕所創作，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篇文論著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階段。

一篇文章應該具有怎樣的社會價值？曹丕對此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為什麼文章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曹丕從歷史的角度予以論述，他說：“年壽有時而盡，樂榮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曹丕以壽命和榮華富貴為比喻，說明文章的意義。他認為，人的壽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耗盡，榮華富貴也只能止於一身，這兩者都不能長久，只有文章才可以留存於世。人的生命有限，如何讓自己的生命延續下去？靠的就是文章。為此，許多文人做出了思索和實踐。曹丕說：“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古代文人，投身於筆墨之中，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文章，即使不借助史官的言辭，官祿的權勢，名聲自然就流傳於後世。因而，文章的流世就是生命延續的最佳方式。

人無論處於怎樣的環境，都要想到文章的重要性，並拿起筆來，抒寫輝煌的篇章。為了激勵文人的創作熱情，曹丕以西伯侯、周公旦作為例子而展開論證。他說：“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西伯侯遭幽禁時寫下《周易》，周公旦顯達時寫下了《周禮》。一個人不應該因困境而耽誤事業，不因顯達而改變志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而時光是寶貴的。一個熱愛創作的人，一個視創作為生命的人，一定會珍惜光陰，爭分奪秒去進行創作活動。曹丕提倡向古人學習，他說：“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古人看輕徑長一尺的碧玉而珍重一寸光陰，因為害怕時光流逝。但是，如今的人又有多少能夠做到。因此，曹丕指出了今人的種種弊端，他說：“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多數人不知道努力，貧賤的人止於飢寒交迫，富貴的人止於眼前的安樂。他們都只知道眼前的事務，因而錯失了建立千秋功業的機會。日月如梭，時光流逝，人的身體逐漸衰老，突然就會發現人與萬物一樣正在變遷中死去，這是有識之士最為痛心的事情。曹丕還以孔融等人和徐幹做比較，他說：“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孔融等人已經逝去了，只有徐幹寫成了《中論》，成為一家之言。

文章的靈魂何在？曹丕提出了“文氣說”。他認為：“文以氣為主。”什麼是“氣”，曹丕沒有做出闡釋。但我們認為，所謂“氣”，應該是創作者個人所具備的思想境界、文化修養、個性特徵，以及人文情懷等。“文以氣為主”就是強調，無論自己創作，還是評價他人，都應該以“氣”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同時，曹丕指出：“氣之清濁有體，不可以力而致。”氣有清濁之分，不是靠用力氣就能達到的。為了更好地說明“氣”的特徵，曹丕還以音樂打比方作比較。他說：“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音樂的曲調節奏有統一的標準，但是由於運氣行聲的不同，其效果也會迥然不同。曹丕進一步指出，氣是因人而異的，不同的人，氣也有差別。他說：“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為什麼運氣不同，因為有些人嫻熟精通，有些人生疏笨拙。即使父親、兄長，也不能將它轉移給兒子、弟弟。

曹丕認為，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由本和末共同建構而成。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文章的“本”和“末”是什麼？曹丕也沒有予以說明。但我們認為，所謂“本”，指的是文章的內容，即主旨、思想感情等；“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徵或文章在形式方面的特點。因此，一篇文章，其“本”是相同的，彼此的差異在於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

曹丕首次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他說：“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在文體特徵上，奏議要文雅，書論重說明，銘誄尚事實，詩賦則應該華美。雅、理、實、美，就是“末異”，它們都是關於文體的不同風格體貌的具體表徵。所以，曹丕的“文字同而末異”，說的就是文體和風格的關係，不同的文體應該有不同的風格特徵。“文字同而末異”當是最早提出的比較細緻的文體論，也是最早的文體不同而風格亦異的文體風格論。

一個人想要留下千古美文，應該具有怎樣的寫作態度？曹丕不無遺憾地指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具體表現為“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章的文體有各種各樣，一個人不可能擅長所有文體，但是有些人偏偏只看到自己的優點，而看不到別人的長處，反而拿自己的長處去對比別人的短處。他還以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璨、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作為例子，他說：“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這七個人，在學問上無所遺漏，在文辭上無所假託，就像千里馬一樣馳騁，齊駕並驅，如果讓他們彼此稱服，也確實有困難。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瞭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再與他人作比較，取長補短，只有這樣，才能免於文人相輕之累，而後從容作文。

曹丕還提出，要創作優秀的文章，還有力戒兩種取向。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尊古卑今、捨近求遠，喜虛名而不重實際；一是“暗於自見 ，謂己為賢。”不能認識到自己創作的缺陷，自我感覺良好。

《典論·論文》開創了文學評論的風氣，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和肯定，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確立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以及“文以氣為主”的文氣說。它的出現，既為文學批評理論開拓了新局面，也為文學創作指明瞭方向。因而，其意義是重要而久遠的。建安之前，中國的文學批評僅有隻言片語，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建安時代，由於社會政治狀況以及時代潮流的變化，文學創作異常活躍，文學創作的自覺行為有顯著的提高，評品文章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曹丕的《典論·論文》橫空出世。

如今品讀《典論·論文》，仍然感到那個時代濃濃的文學氣氛。他是一個時代的高峰，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拓者。中國文學不能沒有建安文學，更不能沒有曹丕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