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骨文到楷書，漢字走過了怎樣的一段歷程

漢代用什麼字型

文/艾東門 原創文章

周有光說“語言使人類別於禽獸，文字使文明別於野蠻”。［①］語言是人類交際和思維的工具，文字是語言最重要的記錄性工具。作為記錄漢語的漢字承載著中華民族對世界、自然和自我認知的智慧。在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中，漢字本身已經是中華文明絕不可少的一部分。探索漢字發展演變也就是對中華文明最具代表性意義的美的典範進行梳理。

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三大古文字分別是兩河流域

楔形文字

、古埃及

象形文字和中國漢字（甲骨文）

。前兩種文字都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成了死文字。而漢字從甲骨文演變到篆隸行楷，到現代依然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這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字

中國漢字（甲骨文）

在漢字的發生發展史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漢字起源問題。其次，漢字在發展過程中形體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文字學上研究漢字歷史演變的時候，常將其分為

古文字階段

（甲金篆文字階段）和

近代文字階段

（隸行楷草階段）來分析。漢字發展階段也遵循這一大的方向和大的階段來分析。

一、漢字起源

漢字起源於什麼？至今還存在爭議。

1899年，甲骨文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這為漢字起源的問題提供了更遠古的材料。《史記·殷本紀》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一語，甲骨文證實了這一說法。與此同時，帶來了一個新的困擾。有人將甲骨文視為漢字起源性文字，認為漢字起源於甲骨文，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甲骨文已經是能夠較為成熟記錄漢語的文字，被釋讀出了一千多個字，涵蓋了商代政治、農業、生活的各個方面。一種起源性的事物就像剛起步的孩童一樣，會有很多的限制和不足，而甲骨文更像是一個已經學會走路的人。

關於漢字的起源，主要有

結繩說、八卦說、倉頡造字說、楔刻圖畫說

等說法。

1、結繩說

結繩記事

《易經·系詞下》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許慎《說文解字敘》有“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結繩而治”是幫助人們來處理一些事物，幫助人們記憶某些事情，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大事記大結，小事記小結”的結繩方法有幫助記憶的作用，這一點和文字的作用有相似。但是文字是記錄語言來交際和表達情感的作用，這是“結繩”做不到的。

高明說“文字是以自己特殊的符號記錄有聲語言，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因而它能將語言傳播給同一生活範圍以外的人們。結繩只是在個人或某些人之間為了某種記憶或某些行為而確定的記號……

它既沒有社會意義，也不能承擔記錄語言和傳播語言的作用。”［②］高明的說法清楚的闡明瞭結繩不能成為文字的兩大關鍵因素：社會性和交際性。

2、倉頡造字說

《說文解字敘》中有“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楔。”《淮南子本經訓》中有“昔者倉頡作書，天雨慄，鬼夜哭。”這二書都將創造文字之功勞都歸結於倉頡。從這兩書的說法來看，文字的產生是劃時代的大事，所以才有“天雨慄、夜鬼哭”的場景。

但將一種文字歸結一個人創造的說法讓後人難以完全信服，《荀子解蔽》篇中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這一說法將倉頡作為文字傳承的典型代表來看待，是對倉頡在漢字史上的地位較合適的定位。後人將倉頡作為“文字始祖”是對倉頡貢獻的讚譽。

3、楔刻圖畫說

漢字起源於什麼？現代學者一般接受“楔刻與圖畫”說。於省吾在《商周金文錄遺》的序言中說“原始社會勞動人民的創造文字，極質樸，極簡單，也是極符合客觀事物的真象，所以寫一二三四都作積畫，以□為方，以○為圓，都是最原始的文字，還要早於其他的任何象形文字，這對於考證文字發生的萌芽狀態，是具有重要關係的。”

於省吾先生提出了人民群眾是文字的創造者，楔刻圖畫是文字的起源。龍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遺址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說話的合理性。“楔刻與圖畫”說也越來越為大家所接受。

總之，“漢字起源於原始記事方式，特別是圖畫和楔刻；它萌芽於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6000年，其形成體系，當在夏代，距今約4000年。”［③］

二、漢字的發展

漢字發展到秦漢之際，出現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變革，稱之為“隸變”。“隸變”說法最早見於唐玄度的《九經字樣》。“隸變”對漢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漢字在“隸變”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等文字象形程度較高，而“隸變”之後，漢字則更加符號化了。例如甲骨文的“日”隸變之後，我們已經不能很直觀的看出其形狀來了。

隸變

其次，隸變之後的漢字在體態上的區別最為明顯，曲筆減少，代之以更高程度的平直化特點。例如大篆中的“好”，隸變之前，線條圓潤，隸變之後變得平直。從這些轉變可以說“隸變”破壞了古文字的表音表意系統，使得漢字更加的符號化。

同時，“隸變使現代漢字基本筆畫形成。”［④］“隸變”是古今漢字轉變的關鍵點，是我們瞭解漢字發展首先需要注意到的一個現象。漢字各種文字演變的關係不是“你存我亡”的關係，而是彼此之間有一定的承遞的關係。隸變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但並不是說“古今文字沒有承遞的關係”。

（一）古文字階段

古文字發展過程中，各種文字不是先後交替出現，它們是多有重合的時間，但按興盛的先後時間順序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篆書”。從時間上來算，“如果把商代作為開端，秦代算作終端。古文字階段大約起自公元前14世紀，終於前3世紀末，歷時約一千一百多年。”［⑤］

（1）商代：甲骨文

1899年（清光緒25年），時任國子監祭酒的山東福山人王懿榮首次發現了比銅器文字更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其實，早在1899年之前，在河南安陽小屯村，農民就挖掘出了甲骨，當作治療創傷藥材來使用，人們稱之為“龍骨”。

王懿榮是金石學家，他偶爾在使用“龍骨”的時候，發現它上面有和西周金文相似的字，猜定這可能是一種很古老的龜板文字，後派人到藥鋪買下全部有字的甲骨。

當年秋天，古董商範維卿將刻有甲骨文字十二版賣給王懿榮，每版價銀二兩。端方知道後出家更高，範維卿獻給他的甲骨，每字二兩五錢。“龍骨”身價倍長，慢慢成就了舉世聞名的“甲骨文”。甲骨文與晉漢木簡、敦煌文書、明清內庫檔案的發現被稱為中國近代十大學術發現。“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更是標誌著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的轉型”［⑥］

甲骨文是“占卜用的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⑦］，它發現於商代後期王城殷墟（今河南安陽市境內），大約是盤庚遷都到殷墟至商紂王亡國這一段時間的占卜記錄。甲骨文多是用刀在甲骨上刻寫出來的，少數是用毛筆蘸墨或者硃砂寫成的。在商代發現的文字資料中，甲骨文是數量最多，也是最有價值的一類。商代人特別迷信，像戰爭、農業、生育，做夢等諸事都要占卜看吉凶。占卜的材料是龜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商人往往將占卜的事由、卜兆的吉凶和是否應驗等情況刻在占卜的材料上，形成了甲骨文的來源及其內容。

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已經達成普遍共識：殷商甲骨文是現在所知的漢民族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其單字數已經超過四千（包含已識和未識的字），已經能夠逐詞記錄殷商語言。甲骨文的主要特點：筆形是細瘦的線條，拐彎多是方筆，外形參差不齊，大小不一，異體字較多［⑧］，象形性較高。

綜上，“甲骨文是一種功能完備、成熟發達的文字元號系統，是迄今為止可以確認漢字進入成熟階段的體系完整的唯一的文字樣本，全面奠定了西周以後漢字發展的基礎。”［⑨］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的是甲骨文也有其原始性，例如，前後異形同字的情況眾多，“災”在武丁、武乙和帝辛時期的寫法就不同，這就大大增加了對甲骨文釋讀的難度。

（2） 金文

上古時稱青銅為“金”，後來的人們沿用了這一名稱，將刻在青銅器皿上的文字稱作“金文”。《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商代後期甲骨文很好的印證了這一句話。幾乎與甲骨文同時代，商代人就有在青銅器上刻字的風氣。但是其全盛時代則是在西周，出現了上百字的青銅器，例如西周前期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後期的毛公鼎有498字，這相對於甲骨文來說可算是鴻篇鉅製了。戰國以後，隨著作為禮器的青銅器退出，金文也逐漸消失了。

從金文的形體上來看，殷商金文的象形性比甲骨文更高，可能其字形更為原始。裘錫圭指出“商代金文是在正規場合下使用的文字，尤其是族名，帶有一定的保守性，字形更為象形，而甲骨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刻字的人為提高寫字效率，就把毛筆的筆法改為細筆或者勾勒，以期簡便”。［⑩］西周的金文外形比較的方正、均勻，更加的線條化和平直化。金文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明顯的美術化的傾向，形體加上了一些鳥形或蟲形的裝飾性部分，人們將其合稱為“鳥蟲書”，流行於楚、宋、吳、越等國。

（3）篆書

篆文分為大篆和小篆。《說文解字 敘》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中的“古”是“古文”，實指六國文字，六國文字包含金文、陶文、簡帛、貨幣等多種載體的文字。“籀”即“籀文”，大篆一般指的就是“籀文”。“籀文”來源於《史籀篇》，其篇首句是“太史籀書”，王國維先生懷疑“史籀”並非人名，“籀書”有“讀書”的意思，古人摘取其首句中的二字，故稱《史籀篇》。雖然我們認同王國維的觀點，認為史籀並非名人，但太史是史官則不容懷疑，相傳其為周宣王的史官，那麼《史籀篇》應該是周宣王時代的文字，從《說文》收集的籀書來看，其形體與小篆近，《觀堂集林》（卷七）中說“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意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從這些分析來看，大篆字型與小篆近，字形多與春秋時代的秦國文字近同，應該是戰國時代通行的文字。

秦始皇統一中國，用秦國的文字去統一六國文字，小篆形成。《說文解字敘》說“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作為秦朝的標準用字，小篆字型大小均一，筆畫無大小粗細變化，已經將古文字的象形程度降至最低的限度了。

（二）隸楷階段

古文字到了小篆時期，已經變得很不象形了。經過隸變之後，走上了符號化的偏旁組合的隸楷文字階段。在隸楷階段，隸書、草書、行書和楷書是其代表性的字型。

（1） 隸書

相傳首先將篆書改為隸書的人是秦代書法家程邈。在古文字階段，文字主要是上層人民所掌握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春秋戰國以後，文字開始走向下層人民的世界。秦朝時，焚書坑儒，大發隸卒官獄，職務繁忙，小篆書寫起來雖然已經簡易了一些，但還是線條彎曲，不易書寫，於是就產生了隸書，進一步解散小篆形體，所以“隸書”一名由“隸卒官獄職務”的性質而來的。隸書是漢字完全符號化了，書寫上把圓轉風格的小篆變成了平直化、線條化的筆畫，筆畫有粗細，末筆往往有上挑的筆法。隸書有“秦隸”和“漢隸”之分，“秦隸”又被稱為“古隸”，“漢隸”又稱“今隸”或“八分”。

（2） 草書

章草

漢代使用的字型除了隸書之外，還有“草書”，“草書”之“草”的意思是“粗糙、簡便”。草書在漢代已經形成。東晉時，草書形成了新的形體，於是人們就把漢代的草書叫做“章草”。“章草”得名傳說或歸於“章帝所愛，可以施於章奏”，或歸於“史游用於書寫《急就章》”，這些說法都不太可信的。章當取“法度或標準”的意思，“章草”與後期的“今草”而言，形體稍微的規範一些。東晉新體草書被稱為“今草”。草書出現了大量省筆的情況，如“時”寫作“時”，“盧”寫作“盧”等。同時，草書還大量使用連筆，唐代懷素等人的狂草書貼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3） 行書

王羲之《蘭亭序》

行書是間於楷書和今草之間的一種字型。它出現於東漢晚期，據傳，行書是恆、靈時代的劉德昇所創。張懷瓘《書斷》中說劉德昇的書法“雖以草創，亦豐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張的評價就是行書總體的書法特點：行書不失楷書的規整，又比楷書多一些自由；行書不如草書那般灑脫，又取了一些草書的靈活。字形近楷書的行書稱為“行楷”，字形近草書的行書成為“行草”，其字形結構是“大小相兼，收放結合”。行書代表作中被後人認為是“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書”的分別是“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和蘇軾《黃州寒食帖》”。

（4） 楷書

唐柳公權（柳體）

楷書有正書、真書、隸書等名稱。“正書”和“真書”是相對於“行書”和“草書”的，“隸書”是相對於“八分”的。楷書的“楷”當作“楷模”講，“楷書”的原意是指可以當做楷模或者法度的標準字，所以，“楷書”曾被用來指稱“八分”，到唐代已經不指稱。宋代以後，“楷書”就成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楷書”的專稱了。

漢魏之際，楷書已經形成，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楷書書法家及其作品是鍾繇的宣示表等帖的臨摹刻本。南北朝之後，楷書成為主要的字型，一直襲用至今。孫過庭《書譜》中說“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可以看到楷書最大的結構特點是“平正”，講究整個字形結構的方整、勻稱，於平正就見神奇，於靜態中顯示靈動之美。楷書從南北朝至今，一直是字型中的主導體，因此名家輩出，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楷書四大家“唐歐陽詢（歐體）、唐顏真卿（顏體）、唐柳公權（柳體）和元趙孟（趙體）”。

元趙孟（趙體）

漢字從遠古的仰韶文化一直走來，經歷了甲、金、隸、楷等多角度的演變，至今仍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中國成立後，簡體字代替了繁體字在中國大陸地區使用，很多人指責簡體字斷了中華文化之根，認為繁體字才是中華文化之根，這些認識是不恰當的。從漢字的演變來看，我們的認為的繁體字，就其發展時間來看至多也是隸書以後的字型，多是楷化之後才最終確定下來的。那麼繁體字是不是斷了中華文明先秦（上古）文化之根呢？

俗話說“窮則變，變則通”，此話用在漢字演變之上是極為合適的。隨著社會的發展，漢字在不斷的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果沒有一步步的演變，我們還保留在甲骨文時代的書寫水平的話，我們的漢字可能就會面臨其它兩大古文字同樣的命運：消亡。

同時，我們透過漢字演變至今的字型又能上溯漢字之前的形體，這是漢字守著了自己的發展之本，一直未變。所以，漢字之美，最大的美在什麼地方？我們認為是漢字懂得“觀時之變，守正之本”。

［①］周有光 世界文字發展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頁。

［②］高明 中國古文字學通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7頁。

［③］陳煒湛 唐珏明古文字學綱要［M］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二版第16頁。

［④］趙平安 隸變研究［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⑤］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第1版第40頁。

［⑥］王宇信 甲骨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4頁。

［⑦］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第1版第40頁。

［⑧］黃伯榮 廖旭東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3版本第167頁。

［⑨］黃德寬 古漢字發展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4月第1版第119頁。

［⑩］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