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一個更真實的徐渭

徐文長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文長先生

文/謝權熠

［編者按］

今年，適逢明代書畫家徐渭（字文長）誕辰500週年，各界及相關專業人士紛紛出動，舉辦各類活動、發表各種文章，紀念這位五個世紀以前的曠世奇才。然而，這類活動及相關文章，大多虛張聲勢，充滿幻想，恰似瞎子摸象。有的甚至是裝腔作勢、扭捏作態，與徐渭的的人格形象恰成鮮明對比。

謝權熠君生長、生活于徐渭的故鄉，本人又精於書法及詩文。他的這篇2012年寫的文章，充滿真情實感。對於徐渭一些不為人知、甚至難以啟齒的事，也予以披露，讓我們對這位五個世紀以前的傑出文人又多以一份瞭解。

［一］

最近一次去大乘弄10號的青藤書屋是4月29日，那天我陪同廣東詩壇前輩鄒文老先生和他的夫人一起尋訪山陰的前賢古蹟。他對這個坐落於民居之中的小院落很是喜歡，大約與我第一次過訪的感覺是相近的——古樸、寧靜，處處瀰漫著帶有紹興味道的濃濃文化氣息——有人或許還會追問：什麼是濃濃的紹興味呢？其實對於一種很好的感覺就是無法描述、無法表達，古人說“妙不可言”，想來妙處總是難以言說的吧。

一進院子，先是寬闊的空地，依卵石小徑看去，有書屋三間，老式的紹興平房，房子的牆邊是修竹婆娑，假山數塊，還有桂、梅、石榴、芭蕉，都不是什麼奇花異石，倒也清幽不俗。房子裡面青石板鋪地，前面是書房，後面是內室，兩者僅一牆之隔。內室外面還有一個小“天井”，所謂天井，紹興人指屋與牆之間的一小塊露天的地方，通常挖有自己家用的水井。

多年前看過一篇論文，大意是青藤書屋與徐文長先生並沒有太多關係，我讀過之後，深以為是，應該是當時那篇文章的證據說服我了。但在感情上，我們還是喜歡把青藤書屋與文長先生緊緊的聯絡在一起。有時候事實是一回事，我們想的又是一回事。就像紹興人婦孺皆知徐文長，但你要是說徐渭，恐怕知道的就要少一半了。

青藤書屋原先叫“榴花書屋”。按照嘉慶重修《山陰縣誌》卷二十八記載：“榴花書尾，在大雲坊大乘庵之東，徐渭降生處。”主人是文長先生的父親徐鏓。因旁有大安石榴樹而得名。至於後來怎麼變成了青藤書屋，則是從崇禎末年，陳洪綬由諸暨遷居來，手書“青藤書屋”匾開始的。如此名之，可能是緣於池邊青藤，這株青藤傳為文長先生手植。先生嘗有詩云：“吾年十歲栽青藤，乃今稀年花甲藤。寫圖寫藤壽吾壽，他年吾古不朽藤。”這首詩可能存在偽託，但至少把文長先生、青藤以及他的晚號互相聯絡了起來，讓人覺得頗有可信之處，也虧那些多事文人良苦用心了。先生還號天池，而在書屋邊上：屋前有池，一泓清水，方不盈丈，不涸不溢，號為“天池”。是天然之池，非是是天上之池。不知道是否連這個池也是後人量身定做，來配先生之號的呢！

石榴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

大家都說文長先生的一生坎坷，非一般落魄文人可比。這是對他才華和際遇不相匹配的感嘆。但先生在當時也不是默默無聞的泛泛之輩，“聲聞臺省，聲聞督撫，聲聞館閣。”（俞憲《徐文學集序》）被權傾東南的總督胡宗憲所深為器重。使得先生在胡幕中是可以放浪形骸的一個特殊人物。總督大人愛才敬才，對他生活上也十分關心。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胡宗憲為了使先生安心於幕僚工作，為他在杭州聘定張氏為繼室。先生原配早亡，繼娶兩次又不歡而散，對有這樣婚姻經歷的先生來說，總督大人的人性化關懷使得他非常感動：“渭失歡帷幕，動逾十年，俯託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己見，遂駭眾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為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徐渭《徐渭集·謝督府胡公啟》）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總督大人欣賞文長先生，將“一切疏計，皆出其手。”（袁宏道《徐文長傳》）而這份知遇之恩，感性的文長先生自然是用盡全力。既為代筆，有時候還不得不放下自己耿直的性情，說些言不由衷，自己聽了都要生厭的話語。如在嚴嵩八十、八十一歲生日的賀文中極盡吹捧：“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 “施澤久而國脈延，積德深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鶴立。”徐渭《徐渭集·代賀嚴公生日啟·代賀嚴閣老生日啟》文長先生豈會不知道嚴嵩是一位奸相，況且還有嚴嵩將其好友沈鍊迫害致死在前。他在《抄小集自序》中說：“昌黎為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概視哉？”以“處地然耳”為韓愈的行為開解，也替自己作辯說。但他其實心裡也一定清楚，只有如胡宗憲之知遇，才願意做這樣一些不樂意做的事情。

至於胡宗憲出面促成的那段段婚姻，最終竟以悲劇落幕，讓人大出意外。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憲以“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被捕，自殺於獄中。遠在浙江的文長先生聞此噩耗，即揮淚作《十白賦》以表哀悼。由於之後對胡宗憲在浙的有關人士進一步迫害，一度導致先生髮狂，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袁宏道《徐文長傳》）精神幾近失常，到了癲狂的地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發病時殺死繼妻張氏。成為轟動一時之殺妻案，這使先生在紹興城內又一次成為了街頭巷尾討論的新聞人物。先生與其繼室張氏，皆系胡宗憲之成而成，敗而敗。先生的發狂，是對伯樂亡故的悲痛，更是對人情現實的失望乃至於崩潰。

雜花捲—上海博物館藏

萬曆元年（1573年），新帝登基，大赦天下。趁此機會，經過越中好友狀元張元汴等人的努力，文長先生才得釋出獄，此時先生已是五十三歲。在獄中的七年，他並不是無所事事，竟完成《周易參同契》註釋，揣摩書畫藝術，得到了境界的一個昇華。或許個人的不幸，確是中國書畫藝術之幸。他開啟了書畫藝術中寫意的新篇章，影響之後數百年筆墨流變。此後，文長先生嘗雲遊金陵、宣遼、北京，又過居庸關赴塞外，歷時多年，行跡遍及九州。大大的開闊了他的視野和胸襟，那些人世間的功名利祿也慢慢看淡了，但還是對於國事一貫的關心。回紹興後，與外界交往日少，搞得人家以為他是閉門謝客，孤獨無助一般。而現實是他客居在親家家裡，與親家翁相處融洽，或與之對飲暢聊，或獨自坐轎外遊（如七十二歲外遊，有《春興八首》）。在身邊照顧他的二兒媳婦也很是孝順，他在詩文中嘗予讚許。由此不難發現，文長先生晚年生活上是和樂的。或許後人喜歡把他描述的孤苦無比，以之來凸顯他的鬱郁不得志。透過這種懷才不遇的當然想法，實際上寄託的是後來者文人無限遐想與自我感嘆。

行書手札—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

［三］

文長先生的伯樂，總督胡宗憲算一個，袁宏道也是一個。作為晚明享有盛譽的文學士人，袁宏道對於文長先生的推崇，是使他名聲鵲起的關鍵所在。由他親自撰寫的《徐文長傳》，並熱情的推介給當時的文士、名流。雖然先生生前為總督器重，名聲卻沒有我們現在想像的顯達。袁宏道之前並不知道文長先生，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在紹興旅次讀到一本印製粗糙的書籍，開始並不在意，後來隨便讀了幾句，為之驚歎，這些文字正是文長先生的遺作。袁宏與友人燈下讀之、詠之、擊之、賞之，那是一個發現文長先生的夜晚。從此袁宏道“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餘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巨匠，浸浸知嚮慕雲。”（袁宏道《徐文長傳》）

行書詩卷—上海博物館藏

對於文長先生的書畫，後世評價很高。齊白石說“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橫塗縱抹，餘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餘於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願意自我降低身份如此，可見推崇之甚。但在當時並不然，既是有袁宏道到處宣說，效果也沒有他自己吹噓的那麼好。比如著名的藏家李日華就說：“袁中郎宏道表彰之，以‘當代一人’。然其人骯髒，有奇氣而不雅馴，詩則俚而詭激，絕似中郎，是以臭味相投耳。”（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說文長先生有“奇氣”算一個不低的表揚，至於說他“骯髒”，恐怕是無法理解他的風格，畢竟當時書畫圈還是崇尚文雅的古典傳統為主。文長先生的那種激情的表達實在與之完全不同。但是與之風格相近的陳繼儒卻受到董其昌等的一致好評，說：“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有一種蒼老之氣。”（董其昌《書品》）這裡我們不懷疑董其昌對於陳氏作品的解讀是出於真實感受，但更關鍵怕還是因為兩者的關係，才有如此高度評價。而他對與陳氏風格相似的文長先生的筆墨，卻未作任何評語，那就值得深深的思考了。既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當時名家的肯定，文長先生的作品還是發出了他應有的光芒。這讓人確信“是金子總會發光”。有時候文學藝術家被社會認可是具有滯後性的。老百姓總覺得書畫藝術家之類的作品，一定要百年以後才會越來越值錢，其名聲也是要在生後才會顯達起來。這或許也算一種歷史現象吧。這種情況的一再發生，大約是如同文長先生一樣的高人們，遠遠走在了那個時代的前面，時人肉眼凡胎，總是缺少歷史的眼光和格局，以為不過與自己差不多的一個人，故而一葉障目無法辨識。

2012年7月在衡齋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