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總參謀部的起源

總參謀部是什麼級別

耶拿-奧厄施泰特戰役

在小編《一場教科書般的勝利-耶拿-奧厄施泰特戰役》一文中，小編曾經說過，在短短二十四天之內，普魯士和薩克森的全部軍事力量都已經毀滅殆盡：戰死和負傷者共25，000人，被俘者為100，000人，其餘的兵力也都完全瓦解。法軍所獲得的戰利品更是多得無法計算，單單在柏林就有火炮4，000門，馬20，000匹和槍100，000枝。

而指揮上的糟糕更是將問題無限放大，普魯士的高階指揮可以說是一個多頭怪物。它的權力分別由不倫瑞克公爵（71歲）（時任普魯士陸軍總司令，雖然確實非常優秀，在18世紀中期的現代戰爭中被公認為戰爭大師，但是普魯士軍隊建設長期停滯不前，吃著腓特烈一世留下的老本，這位“大師”也“功不可沒”），霍恩洛赫親王和魯歇爾將軍來掌握。沙恩霍斯特將軍是不倫瑞克的參謀長，而馬森巴赫上校則為霍恩洛赫親王的參謀長。

更加暴殄天物的是，不倫瑞克公爵並沒有把優秀的沙恩霍斯特將軍作為自己的參謀長為自己出謀劃策，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因，布倫瑞克公爵自己在奧爾施泰特身負重傷，卻不知道如何利用他的聰明的參謀長，竟把他當成一名優秀的副官派出去傳達命令，完全浪費了沙恩霍斯特過人的軍事參謀才華。

普魯士軍團

而為了減輕這五個人之間的摩擦， 腓特烈·威廉三世親自擔任名義上的統帥，雖然他在青年時代加入了普魯士軍隊，1784年成為中尉，1790年晉升上校，還參加了1792年至94年的反法戰爭，但是對於戰爭實在是一無所知，所以又選定了八十二歲的莫倫道夫元帥作他的親信顧問（話說，甭管哪國人種，都82歲了，這腦子能不能跟得上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都不一定）。

同時腓特烈·威廉三世又把戰時內閣也帶上了戰場，這個內閣由各部部長和訓練總監組成，導致的結果就是每個指揮官和顧問都可以向國王提出他自己的計劃，一群門外漢在左右軍隊從集合開始的所有工作，一個指揮官就是一個山頭，他們更多的時間是在爭吵而不是在解決問題，彼此之間又在相互制肘，想贏都難。

因此在會戰後拿破崙曾說，普魯士軍隊是一支很好的軍隊，但卻一事無成，因為他們沒有人懂得指揮。

沙恩霍斯特

會戰過後，起初沙恩霍斯特決定與國王在一起，但他騎的那匹馬難以駕馭，不久便在夜色中與國王的大本營失去聯絡。路上，他偶遇馮·布呂歇爾將軍。布呂歇爾正以其騎兵殘部掩護遭重創的炮兵撤退。

在隨同布呂歇爾透過哈爾茨山向梅克倫堡的撤退途中，沙恩霍斯特成了布呂歇爾不可缺少的顧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軍銜和級別之分，併成為普魯士總參謀部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參謀長”。

由於缺少補給和彈藥，布呂歇爾和沙恩霍斯特在撤退中經過長時間的遲滯和規避戰鬥後，面對佔絕對優勢的敵軍，不得不在呂貝克灣附近的拉特考放下武器。馬森巴赫，這位總參謀部的理論創始者，早在撤退途中但還沒有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建議親王的霍恩洛厄軍團降服認輸。年邁的布呂歇爾說馬森巴赫想必是“知識過剩”了。

當普魯士軍隊已沒有人再發號施令的危難時刻，傲慢驕橫和趾高氣揚的舊普魯士軍官階層徹底崩潰了。完全放棄抵抗的除了馬森巴赫外，還有一位早期的改革者卡爾·路德維希·馮·勒科克少將，他在哈莫爾恩要塞向法軍投降。

後來，同另外一些缺乏頭腦和膽小懦弱的要塞司令官一起被判服艱苦勞役。在腓特烈二世時代後的國家體制中，沒有真正的國民意識，缺少下層人民的積極參與。沙恩霍斯特看到，國家危機的來臨，也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改革良機的到來。應當說，普魯士總參謀部的誕生不能不歸功於國家的危機。

1807年夏，國王不得不在蒂爾西特與法國簽署和約。在瓜分波蘭領土時所得到的東部省份大部再次丟失，普魯士的大部領土被法國佔領，佔領時間的長短還要視償付戰爭賠款的情況而定。

然而，普魯士的失敗卻使軍事改革力量受到極大鼓舞。改革力量除了沙恩霍斯特、博因、格羅爾曼和克勞塞維茨之外，主要還有奈德哈特·馮·格奈澤瑙中校，他因成功地堅守波美拉尼亞的科倫貝格要塞而聞名。

1807年7月，國王在上層改革派的壓力下，將施泰因召回，並將內閣全權交予其執掌。同月，在軍隊改革派的影響下，成立了軍事改革委員會。馮·沙恩霍斯特上校擔任軍事改革委員會領導。

他邀請他的朋友格奈澤瑙、博因、格羅爾曼加入軍事改革委員會，並很快與委員會內阻礙改革的人——如國王侍從官馮·奧佩恩·布羅尼科夫斯基將軍和精明機敏、但專橫暴躁的馮·博爾施特爾上校——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改革委員會的任務是：清除軍官團內的失節分子，這將透過一次大規模的嚴厲的自我清洗行動完成；建立一支符合最新作戰要求的新型軍隊。

普魯士第10團，左擲彈兵，右列兵。

1807~1808年，古斯塔夫·馮·勞赫少校撰寫了兩份有關未來軍隊和參謀部組織問題的條陳。勞赫主張平時的軍團應由3個軍編成，每軍轄2個師。他還建議組建一箇中央參謀部，作為在軍需總監領導下的“大本營”，其中應配置負責行軍、宿營、補給、地圖、檔案等事宜的人員。此外，軍和師應設立部隊總參謀部，為每個軍、師司令官配備一名參謀軍官和副官。

而沙恩霍斯特的計劃是：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當時只能停留在理論上）；將平時的軍隊編組為師；建立一個正規的總參謀部；組建一個統一的最高軍事機構；組建戰爭部，軍需總監部和侍官總署均隸屬於它；廢止軍官團內的貴族特權；取締各種侮辱人格的懲罰。

沙恩霍斯特為總參謀部所構想的組織藍圖更接近於現代總參謀部。他建議組建一個“軍隊總參謀部”，下設4個“師”（即處），第1師負責戰略戰術，第2師負責軍隊內部事務，第3師負責補給，第4師負責炮兵和彈藥事務。

各師參謀部按上述區分設4個科，分別負責戰略戰術、軍隊內部事務、補給、炮兵和彈藥事務。保管作戰地圖的“皇家地圖室”劃歸軍隊總參謀部管轄。偉大的教育者沙恩霍斯特還賦予總參謀部一個十分重大的教育任務。他認為，總參謀部軍官應接受專業訓練，並與部隊軍官經常進行交流。

普魯士貴族

沙恩霍斯特及其朋友們的改革招致了更為強烈的反對，主要是因為他們提出了廢除軍官團中的貴族特權和建立優先照顧平民接受教育體制的主張，最著名的死敵是馮·約克將軍。他是一個最典型的“破落貴族”的代表，但學識淵博，見解獨到。

在約克和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路德維希·馮·德·馬爾維茨這樣的傲慢容克，或者是那些由於戰爭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的東普魯士和西里西亞大地主的眼裡，軍事改革，透過有償勞動廢除終身依附關係，以及後來哈登貝格首相實行的普遍納稅義務制，都是可惡的“雅各賓主義”。

沙恩霍斯特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的建議未被國王採納，其中國王對義務兵役制在外交上所產生的顧慮自然也起了一定作用。

到了1817年，普魯士正式使用“總參謀部”這一稱謂。但它的地位和職能還遠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總參謀部，但是至少，往前邁進了一步。

總參謀長馮·米夫林元帥在其任職期間（Friedrich Karl Von Muffling，1775-1851，1821-1829年任總參謀長），注重對總參謀部軍官進行系統訓練，尤其在測繪方面；重視旅行訓練，並建立了相應的機構；發展了沙盤作業；強調戰史研究；加強了對鄰國軍隊的觀察。他的上任也標誌著總參謀部的正式成立。

米夫林的繼任者威廉·馮·克勞澤內克將軍（Wilhelm Johann Von Krauseneck，1775-1850，1829-1848年任總參謀長）除了繼承其前任的工作外，還曾在1834-1835年考慮過鐵路的作用，但沒有對其進行深入和持續的研究。

毛奇的前任卡爾·馮·賴赫爾將軍（Karl Von Reyher，1786-1857，1848~1857年任總參謀長）尤其注重對總參謀部軍官的培養和選拔。他規定，從事總參謀部勤務的軍官必須在普通軍事學校學習三年，在測繪局工作三年，夏季從事野外測繪勤務，冬季從事軍事科學工作。

賴赫爾十分注重新技術在軍事中的運用。1848年，即在他任總參謀長的第一年，便將後膛槍引入普軍。1855年，他起草了一份關於國內外鐵路運輸能力的報告，將鐵路納入展開和作戰計劃之中。

腓特烈大王時代“七年戰爭”中的普魯士士兵

在賴赫爾與戰爭部長博因的合作下，總參謀部的特殊地位逐漸顯露出來：總參謀部軍官可以在總參謀部內晉升；自1843年總參謀部軍官的軍服有了有別於其他軍兵種的特殊標誌。

當時的參謀軍官每年進行至少兩次野外長途旅行，測繪地形和進行假想的戰鬥，有時是訪問古戰場，探討過去戰例的各種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戰役）。另外，每年普魯士秋操大演習，在國王面前，出動兩個軍，各自扮演一方進行演習，演習的預想和裁判，都由參謀部來做。

另外，總參謀部雖然也負責軍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職責。比軍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國情報，加以分析，然後想定各種情況，制定針對各國的戰爭計劃。現代各國軍隊廣泛運用的兵棋推演（圖上作業、沙盤演習），就是普魯士發明的。

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 Game”，最初它的的確確就是兩名普魯士參謀軍官閒遐之餘發明的戰爭遊戲。總參謀長米夫林看到以後非常讚賞，正式向全軍大加推廣。對戰爭中各種可能性加以詳細分析和預測，然後制定各種應對措施，這是普魯士總參謀部對現代軍事最大的貢獻。

普魯士四大天王（右起）：俾斯麥，隆恩，毛奇及威廉一世

但是當時，戰爭計劃功能還沒有製圖和軍史研究那麼高的地位，真正強調計劃功能，是毛奇當上總參謀長以後的事情。因為總參謀部是收集知識（地形測繪、軍史研究、情報蒐集） 、運用知識（戰爭計劃） 的中心，換句話說，是知識的壟斷者，“知識就是力量” ，這就為毛奇時代，總參謀部成為普魯士軍隊的指揮核心打下了基礎。但是當時，總參謀部也就是一個調研機構，沒有軍令權，對普魯士戰爭部長負責，也沒有出席內閣會議，晉見國王的權力。

在1857年毛奇擔任總參謀長的時候，這是一個師級職務，不參與中央決策，直接上司是戰爭部長，而不是國王本人。毛奇前面兩任總參謀長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將軍軍銜（三星），而毛奇是少將，沒有擔任過高階指揮職務，普魯士陸軍中不僅8位軍長，而且連所有18位師長的薪俸都比他要高。

但是毛奇卻是當時普魯士軍隊中最有頭腦的人，他與那些老派的貴族精英軍官不同，他受過完整的專業技術知識訓練，而那個時代歐洲的風氣，也是理性主義的：十九世紀的人們相信，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就連純藝術領域的繪畫，也出現過以光學原理解構光與影的“點彩畫派”。

老毛奇

那個大時代，也的確是新科學技術應用於各個領域的時代。毛奇在那個時代，是個相當新派的人物。他敏銳地追蹤後膛步槍和後膛裝藥的線膛炮這些新式武器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電報、鐵路這些新生事物在軍事上的應用。

毛奇明白，過去依靠統帥在戰場上即興作出性命攸關的決策，這種戰爭方式已經落伍了，在一個工業時代，指揮官要調動方方面面的社會因素來打一場仗，也要受這些因素的制約。所以戰爭不能是即興的，必須是理性的。

戰爭可以事先規劃，而且必須事先規劃。作為總參謀長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計劃戰爭上面。他的部下針對各個假想敵，設想各種各樣可能出現的力量對比和戰場形勢，針對每一種形勢，都制定出制勝的計劃。這是現代參謀部工作的樣板。

之後接連數場大戰，普魯士大獲全勝，從而使總參謀部獲得軍隊的指揮大權，將普魯士總參謀部推向其全盛，成為當時歐洲乃至世界所效仿的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