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懲罰、頒“禁酒令”！古人杜絕浪費也很嚴厲，雍正還下了一道聖旨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崇尚勤儉節約。歷朝歷代都曾對餐飲浪費進行過立法，更有皇帝曾專門下發過聖旨，指點剩菜剩飯如何處置。

當餐飲浪費再度被置於風口浪尖，不妨來看看，在節約糧食、杜絕浪費這件事情上，古人是怎麼做的吧。

朝廷立法懲罰餐飲浪費

一餐到底吃幾個菜？《禮記》裡面是這麼寫的：“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這是鄉飲酒之禮：六十歲以上的人坐著，五十歲的人站著侍候，聽候使喚，這表示對年長者的尊敬。六十歲的人上三個菜，七十歲的人四個菜，八十歲的人五個菜，九十歲的人六個菜，以表示對老人的尊敬。

那麼當皇帝與臣子一起吃飯呢？則“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所有食器的使用有嚴格規定，不能跨越，以此表示君臣有別。

由此看出，

什麼年紀、什麼身份的人，吃幾個菜，在階級社會里都有明文的規定。

但這種規定並不意味著王公貴族就能暴殄天物，相反，

無論在哪個時代，任意散棄浪費糧食，都是被鄙視的，民間有“遭天譴”之說，連朝廷也立法對浪費行為進行懲罰和整治。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頒詔要求民眾不得浪費糧食。“常歲所入，除租調外，不得以食犬鼠，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蒲博飲酒者，鄰里共捕之”，應當儲蓄起來，以杜絕“年飢則妻子不厭於糟糠，罕能固窮，遂至冒法”的現象。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對於歷代君主縱慾禍國的教訓極其重視，《明代史話》載：其稱帝以後，“宮室器用，一從樸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過奢，傷財害民”。他經常告誡臣下“奢侈乃喪家之源”，“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

朱元璋的兒子明成祖朱棣也素以節儉著稱，對肆意浪費行為給予嚴厲處罰。《典故紀聞》中記載，朱棣曾懲罰糟蹋糧食的太監。一天，朱棣上完早朝後巡視皇城，來到景山北面太監住宿的院落。

朱棣剛一進門，就看見兩個太監正用大把大把的白米餵雞，地上撒了不少的米粒兒，便勃然大怒，厲聲訓斥道：“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爾等職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罰不宥。”隨即令人將這兩個糟蹋糧食的太監重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二十板，而後枷號半個月。

萬曆年間，京城的酒樓裡悄然興起“輪轉宴”，即官員之間請客時，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分次上菜，每次上四碟八碗十二道菜，待品嚐後撤下，再上一輪，迴圈往復，多至五六輪。而所上菜餚大多吃不了幾口，就被倒掉了，為的是擺譜兒、要場面。萬曆皇帝得知後令人徹查，擺“輪轉宴”的大小官員十餘人一律重笞，並予以革職，永不敘用。

雍正為剩粥剩菜下聖旨

點菜應該量力而行，儘量光碟，那萬一點多了，做多了，吃不完，該怎麼辦？清代雍正皇帝為節約糧食可謂費盡心思，還曾專門為剩粥剩飯的處理和針對浪費糧食現象，先後下了兩道聖旨。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下聖旨說：“諭膳房，凡粥飯及餚饌等食，食畢有餘者，切不可拋棄溝渠。或與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則哺貓犬，再不可用，則曬乾以飼禽鳥，斷不可委棄。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

這道聖旨將剩粥剩飯如何處理，交代得十分詳盡：

吃不完的飯菜，不能扔到溝渠裡，可以分給下人吃，不能給人吃的，也要用來喂貓餵狗，貓狗也吃不了的，就要曬乾作為飼料餵雞喂鳥。

此外，聖旨還厲言告誡，違者必予以治罪。

雍正五年（1727年），他再發聖旨，針對剩飯被“拋棄溝中，不知愛惜”的現象，強調“上天降生五穀，養育眾生，人生賴以活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輕棄。即如爾等太監煮飯時，將米少下，寧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並說：“爾總管等再行嚴傳各處首領、太監，見有米粟飯粒，即當撿起。如此不但仰體朕惜福之意，即爾等亦免暴殄天物。應不時查拿，如有輕棄米穀者，無論首領、太監，重責四十大板。如爾等仍前縱容，經朕察出，將爾總管一體重責。”

除了雍正之外，清朝還有一位歷史上出了名的節儉皇帝，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連雞蛋都捨不得吃，他就是被後人稱為“節儉成癖”的道光皇帝。道光繼位時，國內有不斷興起的農民起義，外有西方列強不斷的挑釁侵略，要解決這些問題都得花銀子，可國庫已空空如也。於是他從宮內到宮外掀起一股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運動。道光還曾發表了一篇節儉的宣言書——《御製聲色貨利諭》：第一，重義輕利，不蓄私財。要為國家省，為天下省，為百姓省。第二，停止各省進貢。第三，不再增建宮殿樓閣。文章不僅著重闡述了節儉的重大意義和遠大目標，也號召廣大人民積極響應自己的倡議。

道光皇帝的倡議首先是從自己做起的。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止各省進貢荔枝、揚州玉等珍稀特產；接著，又取消了熱河避暑、木蘭秋獮等清朝皇室相沿成習的活動。除了每年祭掃祖陵，他也很少離開京城。清朝皇帝標準的御膳是正餐每頓要上一百二十道菜，另外還要點心、水果。《清宮逸事錄》載：道光皇帝曾經規定，在工作日內，皇帝每餐只點四個素菜，而晚膳更為簡單，多是燒餅、小米粥，外加兩道小菜。

道光自己節儉之外，也規定后妃們不能濃妝豔抹，不能穿錦繡華服，肉也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到。唯有一次為皇后祝壽破了例擺了壽宴，不過也僅僅只是特批御膳房宰了兩頭豬，給每人上了一碗打滷麵。

每朝都頒佈過“禁酒令”

酒足飯飽、酒逢知己，是中國人的一大樂事。但是，在古代以及兵荒馬亂的近代，酒足飯飽沒辦法同時實現，為了豐裕糧倉、節省糧食，禁酒令在歷朝歷代頻頻釋出。

最早產生“酒官”的周朝，也曾最早出現禁酒令。周朝禁酒一來是以商紂王為戒，杜絕殷商好酒淫樂的放縱之風，二來與糧食緊密相連。

周朝初年，戰事連連，糧食消耗巨大。當時釀酒的原料主要以黍、稷、稻、麥、菽等糧食為主，連年的戰亂使得勞動人口減少，糧食產量銳減，已經無法承受釀酒再耗費大量糧食，因此，周朝不得不推行禁酒。這個為了節約糧食而禁酒的措施，日後作為傳統在歷朝歷代被保留了下來。

那麼釀酒是否真的與糧食短缺有關聯呢？不妨來看看當時釀酒的用糧情況。《漢書》中記載：“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一份糧食只能釀出同等體積的好酒。也有質量差一點的酒，“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即一份糧食可釀出兩份的酒。那時候的酒度數並不高，普通人可飲數升而不醉，則等於喝掉數升糧食。如果把這些釀酒用的糧食節約出來，確實能救濟許多災民，這也是兩漢與三國，每逢災年戰亂，必定出臺禁酒令的原因。

所以在西漢初年，蕭何制定的《漢律》中規定：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的處以“罰金四兩”。漢文帝為減少穀物的浪費而下詔戒酒。漢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夏發生旱災，莊稼歉收，政府下令禁止酒的買賣，間接地杜絕了飲酒。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兗、豫、徐、冀四州發生水災，政府下令這幾個地方禁止有關酒的一切活動。漢順帝時也因天災而禁酒。

到唐朝時，中國已經出現蒸餾酒，酒精度數不斷升高，這使得釀酒需要更多的糧食。所以唐朝從高祖到太宗，都一直維持著禁酒令，直到安史之亂後，這一局面才被打破。安史之亂後，國家財政崩潰，無處收稅，但朝廷發現酒稅有利可圖，可以成為財政來源，於是便由全面禁酒，改成允許官方釀酒，收取費用，補貼軍隊。

宋朝延續了這種“禁止購買民間所釀之酒”的禁酒令，為了保護“官釀”這個大產業，開始大肆禁止民間釀酒，也加大了官營酒業的生產。但朝廷在獲得酒利時也擔心釀酒會導致糧食浪費與短缺，此外用於備荒養兵的倉糧也絕不會拿去釀酒的。

待元朝一統江山時，統治者發現自己的農業經濟遠遠不及宋朝發達，沒法提升生產力，那就只能減少材料使用了，於是在糧食危機頻頻發生的元朝，每一位皇帝都頒佈過禁酒令，“禁釀”和“歲飢”兩個詞一直貫穿元朝歷史。

明太祖朱元璋在定都金陵時便制定了禁酒令，以減少米麥的浪費。後來又下令農民不準種糯稻，以阻塞造酒之源。這個禁酒措施可謂更堅決更徹底。

清朝的禁酒始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發現民間大肆釀酒而導致糧食浪費，為此，康熙提出“酒乃無益之物”，每逢歉收時節就重申這一觀點。

綜合自瀟湘晨報、中國國家歷史、北京晚報

整理 | 王睿卿

編輯 | 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