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姜子牙在72歲遇上週文王，那他享年就有一百七十九歲，您信嗎

姜子牙七十二歲遇周文王的說法，主要來源於《荀子君道》和《韓詩外傳四》的記載。

《荀子君道》中是這樣寫的：“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倜然乃舉太公，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

《韓詩外傳四》則這樣寫：“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

另外，《說苑．尊賢篇》雖然不說姜子牙七十二歲遇文王，但說：“太公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司馬遷拿不準是七十二歲還是七十歲，在寫《史記齊太公世家》時，就籠統地寫：“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

不管怎麼樣，姜太公七十二歲時垂釣渭水磻溪、被文王所遇的故事已經深植民間。

但是，大凡先秦典籍中所提到的名人歲數，很多是靠不住的。

比如《史記齊太公世家》中又載：“蓋太公之卒百年有餘，子丁公呂伋立。”

按照其字面意思，就是說姜太公死後過了一百多年，他的兒子丁伋即位為齊公。

我的天，姜太公死了一百多年他的兒子才即位，這個兒子是從哪裡來的？他當時得有多少歲了？

又比如《禮記文王世子》中記：“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這明顯是不可能的。

原因很簡單，《大戴禮》中明確記載“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即周文王在十五歲時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生育武王的女人，按照《管蔡世家》裡面的記載，就是文王的正妃太姒。但《管蔡世家》又交待得很清楚，太姒一共給文王生了十個兒子，長子伯邑考，次子武王……第九子康叔封，最十子厓季載。但是，文王死後十一年，武王克殷平天下，大封功臣昆弟，他的兩個弟弟康叔封和厓季載竟然因為年幼沒有得到封國。太姒大約在文王十三歲時就替文王生下了長子伯邑考，她的年齡只會比文王大而不會小。那麼，她生育康叔封和厓季載時，豈不是已經在九十歲以上了？這根本不符合生理科學。所以，周文王死年，決不是九十七歲。

《大雅大明》篇中又說“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即周文王在繼位之初就與太姒結婚了，將之與《尚書無逸》所記文王“享國五十年”結合起來看，文王死年大概是六十三歲。

同樣道理，《史記》載：“周王崩，成王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即武王死後，成王因為年幼，周公不得不親踐天子之位，攝政治理天下。

這也說明武王死年不可能是九十三歲。

說過了文王、武王的年壽不可靠，再說回姜子牙。

姜子牙出生之年不載於任何史料，但《竹書紀年》明確記載了他的卒年：“周康王釗六年，齊太公卒。”

另外，上博簡《舉治王天下》裡又說文王與姜子牙相遇於文王七年。

那麼，從姜子牙遇文王之年算起，到周康王六年，這段時間是可以大致算得出來的。

我們來看：

1、《尚書無逸》記文王“享國五十年”；

2、《尚書 泰誓上》載：“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即文王死後十三年，武王克殷；

3、《管子小問》載：“武王伐殷，七年而崩。”《禮記文王世子》也載“武王七年而崩。”即武王克殷後居天子位為七年；

4、西漢人劉歆的《世經》認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含周公“攝政”的七年）；

那麼，姜子牙在得周文王知遇後，經過了輔佐文王的四十三年、武王伐商的十三年、武王克殷後在位的七年、成王在位的三十七年、再加上康王六年，共一百零七年時間。

顯而易見，如果姜子牙是在七十二歲遇上週文王，即，72+107=179，即姜子牙享年一百七十九歲，根本不科學啊！

問題出在哪兒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姜子牙初遇文王不是七十二歲，而是三十歲上下。

只有這樣，才會有繼續討論下去的可能。

為什麼不把姜子牙初遇文王時的歲數定位在比三十歲更小的十幾歲、二十歲呢？

上博簡九《舉治王天下古公見太公望》裡面有記載：“古公見大公望於呂遂。”另外還記載有古公告誡文王的話：“子訪之上（尚）父舉詞”、“得上父，載我天下；子失上父，遂（墜）我周室。”

即周文王的爺爺古公亶父曾經拜訪過姜子牙，並且叮囑文王一定要想辦法得到姜子牙，說什麼你得到了他，就得到了天下，丟失了他，就等於丟失周王室。

假定古公亶父是在他辭世的那一年拜訪姜子牙的。古公亶父死後，他的兒子季歷繼位。過了三四年，季歷被商王文丁殺害。文王繼位後七年尋訪到姜子牙。這期間大概就過了十年。

那麼，古公亶父拜訪姜子牙時，姜子牙大概二十歲出頭，不能再往小裡推了。

總之，文王禮遇姜子牙時，姜子牙的年紀不應該太大，也不應該太小，應該是三十歲出頭，正值盛年，風華正茂。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會流傳出“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的說法呢？

應該和姜子牙的名字“太公望”有關。

姜子牙的名字，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受明代許仲琳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的影響，很多人以為，姜子牙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尊稱太公。

其實，在先秦典籍裡，是根本不存在“姜尚”、“姜子牙”、“姜太公”這樣的說法的，有的只能是“呂望”、“呂尚”、“太公望”、“師望”、“尚父”、“師尚父”等。

姜姓始祖四嶽當年輔佐大禹治水有功，其後被分封了齊、申、呂、許四個國家。

姜太公是四嶽之後的呂國人，以呂為氏。

這個呂國在最早的時候，是在今天山西霍州市（以前稱霍縣）西南，在太嶽山的西邊。後來的周穆王重新封了呂國，將它遷到了今河南省南陽市西邊。

現在很多可查的史料，對姜子牙的籍貫都搞錯了。

比如《後漢書郡國志三》“西海”下注引《博物記》說：“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

《水經注》引《齊乘》又稱：“莒州東百六十里有東呂鄉，棘津在琅琊海曲，太公望所出。”《博物志》也說“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裡，太公望所出也。”

這裡面提到的地名：東呂鄉、棘津、莒州、琅琊、海曲等等，全都在山東，其中的海曲就是現在的山東日照。

但是，上博簡《舉治王天下》裡有古公亶父訪問姜子牙於呂隧的記載。古公亶父原先居於豳地，後遷到岐陽周原，說他不遠千里跑去山東訪問一個年輕小夥子，很難說得過去。

顯而易見，姜子牙居住的地方應該是在今天的山西霍州市。

把姜子牙的籍貫錯定在山東，應該跟《孟子離婁上》記載的“太公闢紂，居東海之濱”、《呂氏春秋首時》記載的“太公望，東夷之士也”之類的說法有關，早早把姜子牙認定為東夷人了。

《孟子》等書之所以把姜子牙說成東夷人，估計是跟姜子牙封國齊是東海之國有關。

但姜子牙封國在東海，並不能意味著他的籍貫就在東海。

例如周公封魯，但周公的籍貫並不在魯。

另外，高誘注《呂氏春秋》說：“太公望，河內人也。”《水經注》引《太公廟碑文》說：“太公望，河內汲人。”這些說法也不能成立。

再說回來，姜子牙是呂國人，以呂為氏。而先秦人的習慣是：男人稱氏不稱姓，女人稱姓不稱氏。

所以，先秦、秦漢的典籍裡對姜子牙常見的稱謂是“呂望”、“呂尚”。

不過，“呂望”裡面這個“望”字，並不是姜子牙的原名，而是周文王幫他起的。

《史記齊太公世家》交待得非常清楚：“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即周文王出獵，與姜子牙相遇於渭水之陽。一番交談下來，周文王心情大為舒暢，感嘆說，我先君太公在世的時候就說，必定會有聖人來輔佐周，週會因此興旺發達。你就是這個聖人了，我先君太公盼望你很久了。

就這樣，周文王把姜子牙尊稱為“太公望”。

人們除了從“太公望”這一尊稱中組合出“姜太公”、“呂太公”的稱呼，還組合出了“姜望”、“呂望”的稱呼，讓人啼笑皆非。

另外，很多人認為，因為周武王崇尚姜子牙，以父禮事之，所以尊稱為他“尚父”。

但是，上面已經說了，上博簡九《舉治王天下古公見太公望》中，古公亶父曾告誡文王：“子訪之上（尚）父舉詞”、“得上父，載我天下；子失上父，遂（墜）我周室。”

在古時候，“上”、“尚”相通。

即“尚父”並不是來源於周武王對姜子牙的尊稱，它根本就是姜子牙的名或字。

《封神演義》裡一口一句“姜尚”，的確，在先秦，“某父”中的“父”字經常會被省略，比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裡“禽父”、“夑父”，其實是魯公伯禽、晉侯夑。

所以，“姜尚父”簡稱為“姜尚”，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依據先秦的人名、字的通例，“子某”、“某父”都是字而不是名，像“禽父”、“夑父”，都是字，所以，“尚父”應該是姜子牙的字。

稱姜子牙為“師尚父”，是古代有大師和少師，大師就是後來的太師，是最高的武官，掌管軍隊。

姜子牙曾經是文王、武王時代掌管軍隊的大師。

所以“師”是他的官職名。

“師尚父”也因此被稱“師望”。

姜子牙的“子牙”是怎麼來的呢？《孫子用間》有提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不難看出，“呂牙”就是呂望。

“呂牙”的說法，在先秦典籍中，也僅見於《孫子》。

有人因此認為，由於“牙”古音疑紐魚部，“望”古音明紐陽部，疑明準雙聲、魚陽對轉疊韻，即“牙”是由“望”音轉成的。

姜子牙道號“飛熊”，是文王遇姜子牙前夕，由史扁卜卦，出現了“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的爻辭。後人誤把“非羆”轉成“非熊”，最終演變成了“飛熊”。

關於姜子牙的名，宋人吳仁杰在《兩漢刊誤補遺》卷四中說：“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師古曰：‘太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仁杰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曰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

即吳仁杰認為太顛與師尚父是一人，即“顛”是姜子牙的名。

清人蘇時學贊同吳仁杰的說法，他在《墨子刊誤》中說：“泰顛，當即太公望也。罝屬夭，則罔屬顛，與太公釣渭遇文王事亦合。迨馬融注‘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為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為二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顛即望無疑也。”

雖然有人認為，《逸周書克殷》篇裡既記載有太顛，又記載有尚父，但《克殷》為戰國史官寫的東西，並非絕對可靠。戰國史官寫前代史，常有把一個人寫成兩個人，或把兩個人寫成一個人的現象發生。

所以，姜子牙是姜姓，呂氏，名顛，字尚（上）父，尊號太公望，官太師。

弄清楚了姜子牙的姓、氏、名、字以及尊稱，就不難發現，後人非常有可能是看到了“太公望”裡面“太公”這兩個字，不知其所指為周文王的爺爺古公亶父，望文生義，以為指的是姜子牙，誤以為當時的姜子牙已經很老了，稱他為“姜太公”，從而訛傳出姜太公七十二歲遇周文王的謠言來了。

不過，就算姜子牙是三十歲遇文王，但他事周的時間長達一百零七年，還是讓人感覺難以置信。

這裡面應該還存在有偏差。

根據《帝王世紀》所記：“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元年，始稱王矣。”說的是文王在即位後的第四十二年，由於金、木、水、土、火這五星聚在西邊太陽落山處，在晚霞的映襯下，好像五隻赤烏鳥齊聚在岐山周祖廟的上方，西伯昌認為這是上天在指示他去奪取商紂王的王位，於是稱這一年為“受命之年”，自認為得天命而稱王。

不過，近代史家透過對出現“歲在鶉火”這一天文奇觀進行推算，認為文王改正朔稱王的時間應該是在他即位後的第四十三年。

文王“享國五十年”，即他在七年後去世。

而《史記周本記》又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史家認為，如果說武王是在文王死後九年才開始著手準備伐商事宜，很說不過去。從而推想，武王為了完成父親的夙願，他在繼位後並沒有改年號，仍舊繼用父親的紀年，所以，這裡說的“九年”，其實是周文王死後的第三年，這樣才比較合理。

那麼，武王克殷事發生於文王死後第十三年。

克殷後，武王又坐了多少年天下呢？

前面說了，《管子小問》載：“武王伐殷，七年而崩。”《禮記文王世子》也載“武王七年而崩。”即武王克殷後居天子位為七年；

但《夏商周斷代工程簡表》把武王克殷後居天子位的年數定為四年。

前面也說了，西漢人劉歆的《世經》認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包括周公“攝政”的七年在內）。

《夏商周斷代工程簡表》則把成王在位年數定為二十二年。

這麼一來，姜子牙遇文王到姜子牙病逝的這段漫長的時間就大為縮水了。

我們來看一下，周文王即位後第七年遇姜子牙，過了三十六年（即周文王即位第四十三年），文王改正朔稱王；過了十三年，武王克殷；過了四年，武王崩；再過二十二年，成王崩；再加上康王在位的六年，總共時間是八十一年。

假定姜子牙初遇文王時為三十歲，那麼，30+81=111，即姜子牙享年為一百一十一歲，就比較可靠了。

對於《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說的“蓋太公之卒百年有餘，子丁公呂伋立”，理解為“姜太公在一百多歲病逝，他的兒子丁公呂伋即位”也比較合理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夏商周斷代工程簡表》為什麼改變古籍的年數把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數進行壓縮呢？

原來，西周共和元年之後，是有明確的紀年可查的，屬信史時代；西周共和元年之前，各種紀年混亂，尤其商代、夏代之前，不但模糊難考，甚至湮滅而不可考。“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任務，就是要考證出其具體紀年。

共和元年為公元前841年這一條紅線不可逾越，又要維護《史記》中的穆王在位55年、厲王在位37年的記載，“夏商周斷代工程”在以西周積年共257年為準的情況下，只好把西周諸王的在位年數進行下調。

可惜的是，2007年，西周青銅器堯公簋在香港地區展出，該簋上銘文有“公作妻姚簋，遘於王命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的字樣。考古家透過考證，認為這“王命唐伯侯於晉”的“王廿又八祀”指的是成王二十八年。

如果這個考證成立，那麼，《夏商周斷代工程簡表》說的成王在位年數為二十二年就站不住腳了。

所以，姜子牙享年是否是一百一十歲上下，還是有波動的。

但，姜子牙初遇周文王，不應該是七十二歲，否則就太過荒唐離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