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樓仁煊和張禹久先生

大學畢業迄今，轉眼已經卅年。學生時代的一些老師，仍不時記起，其中就有樓仁煊、張禹九二位先生。

▲樓仁煊先生

第一次見樓先生，是在系裡舉辦的新生第一次見面會上，樓先生作為教師代表發言。發言中樓先生舉了一個例句，來說明語言學習的“無止境”。例句是二戰中希特勒在進攻英國之前的公然 叫 囂：“In three weeks，England will have her neck wrung like a chicken。”（“三 個 星 期 之內，英國將像只小雞一樣被擰斷脖子。”）丘吉爾則以“Some chicken，some neck！”一句回擊。樓先生說，丘吉爾只用了兩個some，就化解了希特勒的咆哮當中的戾氣，實在是高明得很。只是這兩個some，該怎樣翻譯才好呢？講到這裡，樓先生點了一根菸，送到嘴裡深吸了一口，在一片煙霧繚繞當中，他緩緩地自言自語道：這是怎樣的小雞，又是怎樣的脖子啊！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樓先生給我們開講翻譯課，中間還一度客串過我的俄語課。只是這些課堂上的印象，就總沒有新生見面會上的那一幕記憶深刻。

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的選題與翻譯有關，自然就分到了樓先生名下。記得我論文寫的是晚清翻譯家嚴復。當時查閱嚴復的文獻資料，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所以論文寫起來也就不怎麼容易。班上不少同學的論文已經完成，我還在時不時地去樓先生家裡拜訪請教。印象中那時候樓先生也沒有跟我談多少嚴復，有時候只是把他桌子上攤開的手稿中的幾個句子指出來，讓我試著口譯一下，然後再點評一二。

我那時候對於樓先生的經歷，其實全然無知。直到準備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略做了一點功課，才知道1950年代，樓先生在北京《工人日報》擔任外文編輯的時候，曾經翻譯出版過不少東西，尤以翻譯蘇聯的東西為多。現在網路上尚能檢索到的主要有《時間在生產中的價值》（莫洛佐夫著，樓仁煊譯，工人出版社1954年）、《我們怎樣更好地完成每道工序的工作》（真達羅娃撰，樓仁煊編譯，工人出版社1953年）以及《店門大開》［阿爾古諾娃著，童新（樓仁煊）譯，工人出版社1957年］等七種。

2015年4月23日，《文匯報》上發表的一篇《是這樣讀起書來的》的文章中，還提到樓先生當年翻譯的《店門大開》這部蘇聯小說，“那時讀書，胃口很好，食量嚇人。無論什麼難懂偏僻的書，都可以囫圇吞棗地讀下去。比如兩本描寫蘇聯商業的小說，一為《店門大開》，一為《我們切身的事業》，竟也讀得津津有味。”可見樓先生幾十年前的工作，並非是全然無用無益。而1950年代的樓先生的那種發展勢頭，要是能夠一直保持下去，又會是怎樣一種局面啊！

▲張禹九先生

至於跟張禹九先生的第一次“見面”，就多少有點戲劇性。

也是新生報到不久，輔導員到我們宿舍來，點了幾位同學去做“義工”，給一位即將調到我們系的知名教授打掃房間。去了之後才知道，這位知名教授就是張先生。後來直到敢在張先生面前偶爾開點玩笑的時候，我才提起當初曾給張先生擔任過掃撒清塵的“書童”或“護法”。張先生聽明之後笑著說：還有這段因緣。

張先生上世紀50年代初畢業於北大西語系，系裡同學中一直流傳著他曾給郭沫若擔任過外文翻譯的說法，是否屬實我不知道，後來跟張先生熟悉起來之後我也未曾請問。不過張先生的語言文學修養，卻是公認的。只是張先生擔任的“美國文學”一課，好像直到大四上才開，所謂“真神難見”，此或可為一證。

不過說到張先生的上課，當年曾臨場受教的其他同學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是在大學畢業一二十年之後，才逐漸對張先生上過的課多少品出來一點味道。

在張先生講過的美國文學作品中，我印象較深者有二，其一是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其二是大衛·梭羅的《瓦爾登湖》。說是印象較深，是指張先生的教授方式絕對獨一無二。這種方式是否是前無古人我不清楚，但後無來者這一點大概是可以肯定的。當年的“美國文學”課上，張先生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所謂照本宣科，就是照著文字讀——《瓦爾登湖》，張先生就是用這種方式宣讀了其中幾節。讀的時候，張先生一手拿著作品，另一手或者撐著桌面，或者插在褲子口袋裡。宣讀當中會有一些詞句解釋，但基本上就是這樣一路下來。我想那時課堂上同學們或可欣賞者，除了張先生絕對標準的讀音，大概就只剩下他那絕對灑脫的站姿儀態了吧。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門初開，同學們對於美國還甚覺遙遠模糊，至於梭羅所寫的那個湖或者池塘的意義，亦感到很是渺茫。但張先生那種滋滋有味、自得其樂的“朗讀”，又分明有一種特殊的力量或魅力於其中，只是我們當時尚不得要領。所以，無論是張先生的講課，還是所學的那些作品，似乎都有種不得其門而入的茫然感。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20多年之後，當我有機會來到梭羅的康德科鎮，來到“瓦爾登湖”旁邊，尤其是來到梭羅當年在湖邊“結廬而居”的遺址的時候，張先生當年課堂上的那種自得其樂的“樂”，似乎才慢慢地在我心中有了些迴應。我也用這種不可能複製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與20多年前上過的一堂課的“修復式”的回訪。其中滋味，難以為外人道。

張先生當年這種上課方式，換成其他任何一位老師，恐怕早就被學生們轟下講臺了。但張先生的課，就是有種說不出來的魔力。或者亦因為此，學生們學不好，只會怪自己愚鈍或不努力，永遠不會怪罪到張先生頭上。

張先生是地道資深的美國文學專家，他的一些翻譯作品，列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世界文學名著文庫”之中，或者由上海譯文、中國文聯、湖南人民、長江文藝等知名出版社出版。他的惠特曼翻譯及研究、海明威翻譯與研究等，在國內外均有影響。

我與張先生的更多接觸，是在留校任教之後。沒有想到的是，任教幾年之後，我竟然接棒張先生，承擔了原本由他主講的本科生的“美國文學”一課。後來我才知道，這得益於張先生的推薦。剛畢業那幾年，我嘗試著在國內幾家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幾篇譯文和論文，沒想到這些東西張先生大都注意到了。再後來我到復旦來讀書，張先生也甚為肯定，說過不少鼓勵的話——張先生一般惜話如金，他說過的那些話，有些我至今仍記得。

樓先生、張先生不僅是我大學時期的授課教師。樓先生還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教授，而張先生更是將我引上後來的學術道路的第一位“引路人”或者人生榜樣。對於他們，我一直懷有一種特殊的敬重和感激。

去年冬季武漢大雪。我們夫婦二人搭乘高鐵自滬回鄂探親。車過安徽金寨、六安一帶，遠山近坎之上，依然是白雪皚皚。我曾口占“空山雪寂寂，轉瞬餘蒼茫”一句，描寫當時臨窗所見。在武漢，我們第一次步行穿過新建的沙湖大橋，踏著厚厚的積雪，從武昌水果湖來到對岸的寶積庵。我沒有想到的是，儘管這一帶已經全部開發改造，我竟然還能夠循著往時印象，找到進入母校的後門。當看到當年母校唯一的一幢教授樓的時候，我的記憶就像是那寒冷之中的積雪亦難以完全封鎖的沙湖……只是當年在教授樓裡進出的樓先生已經去世20多年，而張先生也快90高齡了。

作者：段懷清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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