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中儒家憑什麼踏足山巔，深度解析儒家崛起的秘密

儒家，始於春秋，興於西漢，盛於兩宋，敗於晚清。從千年前的百家爭鳴，到後來的獨尊儒術，儒家在文化思想這個另類戰場，是如何一步步踏足山巔。

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四個時代，解讀儒家的秘密，挖掘儒家的一套核心與三板斧

儒家先聖孔子

春秋戰國時代——落魄儒家

公元前255年，趙孝成王在宮殿中展開了一場關於軍事討論，討論的雙方是荀子和臨武君，對於領兵要領沙場宿將臨武君率先發言：“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做好情報工作，這就是用兵的要領”。這個回答並不出彩，但是非常標準和實用。

荀子的答案則是：“用兵的要領是必須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對於臨武君這樣的將軍來說，這個回答太過抽象，於是臨武君列舉了孫子、吳起等戰國名將的案例試圖說服荀子。

但荀子不為所動，只是淡漠的說：“那些人層次不行，是諸侯兵法，我只懂天子兵法，那就是建仁義之師，不戰而屈人之兵”。臨武君頓時欲辨無言。因為老實說荀子說出了兵家至理，也是用兵的最高境界，確實無從辯駁。

但趙孝成王明顯並不買單，只是表達了對荀子的欽佩之情與尊重，隨即結束了討論，而這場議論再無下文。

而荀子這場成功而又失敗的議論，就是整個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縮影，儒家擅辯，並總能在邏輯上無懈可擊，而儒家的辯論又總是不就事論事，而是將事情拔高一個層次從而讓人無話可說。所以儒家贏得了每一次辯論，卻輸了帝王心，因為沒有哪個帝王願意養一個不務實的理想家，戰國之時國家生死存亡只在一瞬間，沒有人認為儒家的“修齊治平”那一套能解決問題。

這個階段的儒家只有理論高度，但沒有處事能力，所以儒家兜售的理念始終沒有帝王買單。

但儒家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他們的第一板斧——無雙辯才。

儒家透過不論事，論本質，將實際問題拉進哲學的泥潭中，就如荀子的“仁義之師”，又如北宋趙匡義的“山川在德不在險”。

西漢時代——儒門大躍進

公元前134年，儒生董仲舒根據大一統帝王中央集權的需求，提出了“天人感應”的理論，神化了君王，為君王的中央集權提供了思想依據。此舉讓儒門進入到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此成為歷代帝王在帝國學術界的共識。

這時儒家發現他們有能力在抽象與哲學的世界裡任意下定論，再透過辯論將其打造成共識。就如君權神授，而神是儒家造出來的，但這個虛擬的概念疊加儒家的辯才，這個無中生有的理論竟無人能辯駁。

而這個理論又與中央集權的君王需求高度匹配，

於是造神君王成為儒家學說在政治上的核心，而這個核心有一個重要前提——社會需要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只有在大一統的環境下，君主才會有心思追求意識形態上的統治。

因此後世

儒家一方面在亂世竭力的尋找並支援有望大一統的帝王，另一方面在和平時期，他們也在竭力維繫華夏的大一統。因為儒家在處理實際問題中的缺陷在割據亂世會被無限放大，而在治事他們的宣教優勢則有用武之地，所以客觀來說，華夏大一統的千年維繫有儒家一份不可埋沒的功勞。

新莽時代——理想家的慘劇

董仲舒出色的營銷讓儒門佔據了西漢帝國的宣傳部和教育部，利用宣教儒門開始對世人展開潤物無聲的影響。但西漢終究是世家和外戚的天下，儒學並不像後世可以透過科舉入仕，而務實的君主始終對儒家空談治國之術不感興趣，儒門始終無法真正走上政治舞臺。

於是儒門開始尋找漢武帝后，下一個能讓他們邁上新臺階的人。這時一個熱血青年進入了他們的視野。那就是王莽，王莽其人出自外戚，但卻是個屈原式的“孤獨者”，他對西漢後期世家浮華奢靡的風氣極為不滿，有心改善卻無處著力，他也在滿世界尋找他的知音。

而同樣與主流政治格格不入的儒門恰如其分的出現。兩者一拍即合，儒門需要王莽的身份去幫他們攫取權利，王莽需要一個與他一樣不滿世事的盟友。

儒門希望透過王莽徹底打破外戚與世家掌權的百年常態，打造一個儒門治天下的時代，就必須一番徹底的破立，破漢立莽。但這樣一來就出現一個棘手的問題，他們要親手破了儒門自己立下的漢皇這尊神。

但這難不倒機變的儒家，凡人破不了神，但是神可以！於是儒門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造王莽這個神！一時間天下祥瑞四出，再配合儒家的宣教能力，王莽乃真命之人的言論鬧得滿城風雨。緊接著儒家又參照堯舜時代為禪讓制定了一系列禮儀，具體到要推辭幾次，每次要說什麼。而這直接導致傳統儒學的式微，新儒學演變成為“讖緯學”，這種風氣持續了數百年，直到南北朝時期。

在幫助王莽篡漢的過程中

儒家挖掘出了新的武器——輿論，透過這個武器王莽不費一兵一卒完成篡漢，而這正是儒家後世最常用最有效的武器，透過操控輿論儒門能攻擊政敵，能幫助新政權更順利的取代舊政權。這個武器造成後世流水的王朝，鐵打的儒門的現象，無論哪個改朝換代者都需要儒家來幫他們承認與完善統治合法性。

透過王莽，儒門成功的第一次踏足政治巔峰。激情四溢的儒門和王莽迫不及待地展開了他們對世界的改造，改造的方式就是儒門的一個核心學說——復古。

因為這個時代的儒門不擅長做具體的事情，他們的世界停留在想象和理論中，為了方便世人理解，儒門需要一個參考來告訴世人：

我們幻想的世界早就有了，而且很成功。

於是儒門盯上了三皇五帝，但是那個時代太遙遠，只能退一步用周朝，而這個時代也不近，很多史料文獻都丟失了，周朝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沒人說得清楚。

但這個儒家很擅長，編就行了，於是儒家開始對舊資料的大肆收集和篡改，他們改出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周朝，並告訴世人，

我們要把世界打造成周朝這樣，土地全部國有來分配，商業全部由國家定價，人民不需要有慾望，也不需要操太多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行，國家會管大家溫飽的。

一群無處事能力的幻想家執政，結果當然是悲劇的，所有的善政都被幹成惡政，所有鏡花水月都讓人間成為地獄，於是新莽崩潰了，王莽身死，世界進入一個大亂世，華夏人口在這個亂世中損失了超過六成。而自知創下大禍的儒門則偷偷藏到了暗處，開始小心的蟄伏，史書如刀，而作為執筆者的儒門總有方法將干係撇去。

兩宋時代——踏足巔峰

新莽時期闖下大禍的儒門，徹底輸給了世家豪族，進入漫長的蟄伏，直到一個改變他們命運的制度出臺——科舉。

隋唐皇室吸取了前朝世家亂政教訓，依靠關隴集團上位的兩朝需要平衡世家的勢力，於是決心利用科舉重用部分寒門制衡世家。

而民間掌握極大宣教權的儒門，再次走向臺前。科舉之制在兩宋達到巔峰，而作為科舉的官方學問的儒家亦隨之踏足山巔，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兩宋在軍事上的孱弱，決定了統治者需要更好的武器控制社會，而儒家恰恰最擅長思想控制。

為防止武將和世家，北宋將儒家提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朝堂成為儒家的天下，那麼如何向帝王保證儒家不會成為新的世家，而站到皇權的對立面上，成為新的棘手問題，為此儒家做出來一個重大變革——朱程理學。

透過三綱五常的樹立，和“滅人慾，存天理”的提出，儒家將忠君而不惜己身的思想牢牢的植入文化體系之中，並與皇權融合，

形成了君君臣臣的核心思想

，這也是有宋之後幾乎沒有篡位之臣的原因。因為君君臣臣成為核心並僵化後，任何篡位的臣子將與儒家思想相悖，無法獲取儒家的支援。

這個時代皇權需要依賴儒家控制社會，而儒家又必須依附皇權而生長，這就是儒家的第三板斧——共生。

當然這套理論已經遠遠偏離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理論。從此儒家也進入了一個主題為“禁錮”的新時代。這個時代儒門厭惡創新，醉心於在既有利益間爭奪，儒門帶領華夏進入守成的階段，這種思潮在明清達到巔峰。

儒門的上位史，其實就是一部華夏的哲學史，儒門透過一個核心與三把武器，操控著華夏思想在開放和禁錮間不斷搖擺直到定型，當然這不是儒門的錯，而是統治者的需要，相反儒門於華夏大一統的和平盛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諸子百家中與儒門類似的就是同樣抽象的道家，西漢立國之初就是採用的道家“無為而治”的治理方針，但是寡慾的道家理論過於玄奧，始終無法真正為中央王朝治國所用。

我曾經思考過，如果沒有儒門，中央集權的統治真的會從西漢延續到清朝這麼長的時間嗎。沒有儒門的思想統治，崩潰的中央集權會把中國帶入共和還是回到割據時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