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男子上門掌摑男童事件：面對持續爭議，唯有法律才能一錘定音

事發現場

伴隨著更多資訊的釋出，“南京男子上門掌摑男童”事件陷入持續爭議之中。也就是基於“魯某掌摑男童的行為”，人們開始進行前前後後的事理追問（更偏重道德一些）。這使得從整體上來看，兩家人好像都有不對的地方，從而導致“魯某掌摑男童的行為”就被懸擱起來。

甚至在風評層面，還颳起了“反轉風”。雖然人們普遍認為“魯某掌摑男童的行為”肯定不對，但是攤開事理，有些人卻又對魯某共情起來。為此，立場不同的兩派還在評論區互撕起來，而且各自的理由都還一板一眼的。

然而我想說的是，但凡是個講道理的人，無論是“批魯派”，還是“挺魯派”，都其實並不認為這事只有一種解釋，而是不希望這事只有一種解釋。作為“批魯派”，更多傾向於法律的立場，也就是不管什麼原因，都不是你魯某打小孩的理由；而對於“挺魯派”，更多基於道德的立場，也就是從事情的發生上進行緣由追溯，從而最終回到反思層面。

這樣掰扯開來，所謂持續爭議似乎好像就不那麼擰巴了。因為追根溯源，人們最討厭的是熊孩子、熊大人、熊老人。換句話說，所有的恩怨、衝突、爭議，都源於一個“熊”字。就此而言，顯然持續爭議更在於爭普遍事理，議普遍是非，而非只是針對這兩家人展開的嘴炮大戰。

因為我們很清楚，這件事情之所以走向全民熱議，就在於它的代入感太強了。無論是小孩、大人、老人都能很好找到對應的角色，並且毫不違和地自問：“如果是我，遇到類似的事情該怎麼辦？”由此再看“批魯派”那句“上門打我的孩子，我不出擊還等什麼？”和“挺魯派”那句“打了我的孩子還不道歉，不打你等著過年嗎？”，總覺得雙方都在尋找導致疼痛的原因，而不是化解疼痛本身。

事實上找到疼痛的原因，也只是為把對方弄傷，讓對方也痛一次，並非意味著自己的痛處就真的被撫平了。所以從本質上講，“批魯派”和“挺魯派”的邏輯機理是一樣的，都沒有完全進入法律的序列。要知道，法律是對道德的最低要求，道德是透過對人的內心約束來維護秩序的，但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就拿“魯某掌摑男童的行為”來講，如果只是用道德審判，很容易進入“冤冤相報”的仇恨困境之中。所以對於“挺魯派”那句“打了我的孩子還不道歉，不打你等著過年嗎？”來講，即便存有樸素的正義感，但是這卻不是現代社會中該鼓勵的正義感。至於“批魯派”那句“上門打我的孩子，我不出擊還等什麼？”，同樣也是這個道理。因為解決糾紛的關鍵所在，是要斬斷仇恨，而不是將仇恨彈來彈去。

不得不承認，對於那些最嚴重的違背道德的行為，必須藉助法律的手段來懲罰。這樣也就可以形成法律和道德的良性互動關係。正如羅翔所說：“對那些最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進行法律上的懲罰，也能使人們尊重規則，自覺地約束自己內心的邪惡。如果只有道德沒有法律，長此以往，人們也會無視道德規範。”

換句話說，法律的規定可能無法改變人心，但它能管制和懲罰那些喪心病狂的人，並且透過管制和懲罰可以告訴更多人，喪心病狂除卻會讓別人痛苦，也會讓自己痛苦。一言以蔽之，法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維護秩序，而要維護秩序必須以懲罰為後盾。因為只有秩序才能讓人類的行為具有相對的確定性。

於此在看待“南京男子上門掌摑男童”事件時，既然這事已經鬧到眾人皆知的地步，所以不管雙方會不會和解，檢方都應該介入。因為從公共層面考量，如果對這件事情不能從法律層面一錘定音，那麼紛紛擾擾的雜音，很容易讓涉事的兩家人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中。

所以爭議是一回事，檢方介入是另一回事。要知道，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沒有以懲罰為後盾的法律規則，社會將變得混亂不堪，烏托邦的結局很可能是人間地獄。所以對於魯某的法律懲罰來講，即便從情理上講可理解，但是從原則上講真的不可原諒。

因為原諒本身不只是撤回懲罰，還包括底線的撤退。我們可以試想，如果輕易就把“大人打小孩”原諒，那麼就意味著“大人打小孩”會進入模糊地帶。可我們都清楚，嚴肅的、不可動搖的事情，一旦進入模糊地帶，往往就會造就更大的不幸。

至於“挺魯派”，更準確地講應該是想給這場衝突歸因。也就是打人男童的家長要是如何做，魯某就不會如此衝動了。這種歸因當然是沒問題的，但是不等於魯某就不該接受懲罰，這是兩回事，不應該混為一談。

因此在爭議“南京男子上門掌摑男童”事件時，最好是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公共層面可以暢所欲言，可以批判，也可以支援，只要邏輯講得通一切都是容許的。但前提是，在不攻擊兩家人的同時，也不要互相攻擊。否則所謂的爭議就失去現實意義，終將淪為不幸的泡沫隨風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