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宗教出於需要，道教對書法加以利用，同時也影響了書法

這些宗教出於需要，道教對書法加以利用，同時也影響了書法

大家好，歡迎大家閱讀。道教以先秦道家為思想文化的淵源，追求延長壽命，得道昇仙，並有一套崇拜儀式、方術科儀和社會行為。出於這些宗教行為的需要，道教對書法加以利用，同時也影響了書法。在這個過程中，道教和毛筆之間的關聯是顯而易見的。當代的道教學者指出：“儒家與道教都信仰中國文字的神聖性，這種信仰在所有文化轉型中倖存下來。”“書法的精通取決於身心合一，以便達到必要的經過訓練的自然性。

由於這個原因，這門藝術便尤其被認為是道教性質的。”“道教的神聖降經和書法的演進之間也有一種具體的聯絡。”“書法的‘神聖靈感’不僅是一個美學隱喻，也是指它起源於存想的經驗，在這些經驗中，神指揮著道士的毛筆。”“文人文化使書法美學加以發展，而道士們則依然執著於符號本身的宗教效用。”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把“藝”看成是“道”的感性顯現，技可進乎道，技、藝達到一定的境界便是“道”。

用筆的技藝是怎樣“進乎道”的，道家的思想給了我們更多的啟示。蔡邕是東漢書法藝術的一位總結者，也是史傳蔡邕筆法的創始者。陳思《秦漢魏四朝用筆法》記蔡邕在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籀，寫李斯、史籀等用筆勢，喈（蔡邕）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歡喜，若對古人。喈遂讀誦三年，妙達其理用筆特異。”解縉《春雨雜述·書學傳授》也說：“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

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之後又是繇傳衛夫人，衛傳王羲之，王羲之傳子獻之，王獻之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云，蕭子云傳智永，智永傳虞世南，…。把整個書學傳統中用筆這一核心奧秘都歸源於蔡邕。而蔡邕則來源於上天垂象，示人以靈寶真文秘竅。這與漢末出現的靈寶五符及五篇真文標榜是上天神聖的文告、天書的說法如出轍。這種用道教靈寶派五方真文的傳說來附會蔡邕筆法，其中的誇張、神秘與荒誕不言而喻。但這種說法不僅強化了筆法的重要性，也提高了書法及其毛筆這一書寫工具與道教的深刻聯絡。

在道教的觀念中，“八角垂芒”是不折不扣的天書、真文，是掌握萬物創生的金鑰。《太平經》裡所謂的真文，從來源上說也是最早的天書，是一切天文、地文、人文及所有文的“原型”。在宇宙未開闢之前，天地未分，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生無宗。此時忽於空洞之中，元始之先，出現了文字。這些字乃氣化自然而成，文勢曲折，八角垂芒，字方一丈。空洞幽冥之中出現了自然的紋理紋路，所以天地日月等一切天文、地文、人文才逐漸得到發展與安頓。這些始源文字，就是天地一切創生演化的原型奧秘。

如果說蔡邕於嵩山石室得獲筆法不一定是可能之事，那麼王羲之的以《道德經》換取群鵝卻是實有的事。《晉書·王羲之傳》載：“羲之性愛鵝，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雲：‘為寫道德經，當舉鵝相贈。羲之寫畢，籠鵝而歸。”這一事實又因李白的兩首詩而廣為人知。李白的《送賀監》詩：“鑑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王右軍》：“右軍本天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李白的詩歌實際上已成了書法與道教關係的一種隱喻。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發掘了道教與書法藝術這一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論題。文中引《雲笈七籤》卷一百七十《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文真寶善稿隸，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值四十”，又引《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太平經》“鄱情性尚道法，密自遵循，善隸書，與右軍相埒。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

由此可見，晉代的著名書法家很多都出自信奉道教的世家，而且道教中的寫經與畫符也必須由善書者來勝任。陳寅恪先生在舉出了些南北朝書法家信奉道教的例子之後，便指出了這二者的關係：“書法之藝術實供道教之利用”，“宗教之傳播，亦多倚藝術為資用”。陳先生該文主要是論述“濱海地區”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活動及信仰的現象，書法和道教的關係亦是隨筆附帶而已，尚未深入闡述。

道教中對生命的眷念和對享樂的追求，使東晉士人書法家與之攜手，用長生不死的丹藥、避禍祈福的齋蘸、令人平安的符篆、自除災咎的首過來求得生命永存，心理平衡。王獻之有了病，就上章首過，追悔自己的離婚之事；王羲之想長生，就和許邁一道採藥“共修服食”。在“蘭亭雅集”修禊之時，就用道教的“萬殊混一理，安復竟彭殤”來自我安慰。

王羲之寫的著名的《蘭亭序》，在本應歡樂的聚會時卻體味到了人生短暫、宇宙永恆的悲哀：“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既有滿足肉體的儀式、方術，又有精神需求的觀念、哲理。士大夫書家們與道教合流，既使道教迅速成熟起來，也使書法有了一個展示宗教意識的平臺。好了，小編今天的文章就到這裡，感謝您的閱讀，喜歡的話可以關注小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