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淡妝濃抹總相宜

在宋代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中，蘇軾是一個永遠不容忽視的主題，他集詩、文、詞、賦、書畫於一身，並達到了極高的造詣，矗立成宋代文學史上一座無人跨越的高峰。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命途多舛，歷經了許多的人世坎坷和艱難酸辛，蘇軾去世前兩個月曾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很形象地概括了他人生中的曲折經歷。

少年成名的蘇軾，在仕途上卻屢屢遭受排斥打擊，輾轉貶至地方，直到晚年都還一貶再貶，但是他面對這些不期而至的不幸，並沒有悲觀厭世，而是以一種曠達樂觀的態度坦然面對著一切的不幸遭遇與困頓失意。

中國古代文人大多受了“學而優則仕”的影響，大多服膺儒家“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濟國的政治理想，懷揣報效國家的崇高理想，追求功勳，是許多文人的志向。

仕途的坎坷沉浮，對蘇軾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但他並沒有就此屈服，他對人生一直懷著執著與樂觀的態度。我們今天景仰蘇軾不完全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豪放而又婉約、曠達而又樂觀的人生態度。

蘇軾性格豪放不羈，鋒芒畢露。所謂知子莫若父，其父蘇洵在生《名二子》中曾對蘇轍和蘇軾兄弟作過精闢的評述，對於蘇轍他說“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而他擔心的是比蘇轍年長三歲的蘇軾“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蘇轍雖有一些挫折，但厄運都能很快就過去，而蘇軾的挫折，其仕途的迂迴卻是伴隨他出仕後直至晚年。可以說蘇軾的性格在他的人生中發生著巨大的影響，在他上任之後不久發生的“凌虛臺記”，正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嘉佑八年，陳公弼任鳳翔知府，在那裡築凌虛臺，並請蘇軾作記，當時蘇軾正供職於鳳翔籤書判官，掌管文書，然而蘇軾卻在文中大發議論諷誡他的上司陳公弼，遭到陳公弼的“刁難”。

後來蘇軾才知道陳公弼並非有意刁難他，而是想減一下他的銳氣。於是，後來蘇軾在《陳公弼傳》中回憶說：“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志形於顏色，已而悔之。”

可是蘇軾那種與生俱來的不羈性格，不會輕易改變。在神宗朝，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和，蘇軾一再成為變法革新集團的犧牲品。在哲宗朝新舊黨爭的激烈鬥爭中，他又“奮厲有當世志”，正如曾棗莊著在《蘇軾評傳》中所說他有“濃厚的忠君思想，他常常處於欲仕不能，欲隱不忍的矛盾中”。

《念奴嬌·赤壁懷古》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蘇軾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至黃州，蘇軾面對著政治上的巨大落差，看到赤壁，於是寄豪情於周瑜這個形象，抒發自己對英雄業績的仰慕之情和渴望建功立業的人生激情。

一句“人生如夢”囊括了蘇軾積極進取的願望和仕途受挫的複雜情緒以及對人生無常和世事多變的感嘆，而這種感嘆一直在他的生活中沒有間斷過，他的命運沉浮不定。

於是”夢“就成為了蘇軾寄託人生理想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面對那麼多挫折，超然於物外，最主要的在於蘇軾的人生哲學，“由於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交織，使蘇軾超脫而又離不開現實，這就形成了蘇軾矛盾的人生觀和矛盾的作品主題。”

其實蘇軾幼年時期還從學於道士張易簡，並精讀深悟《莊子》，正所謂“入則孔孟，出則老莊”，既能出世也能入世，“進退自如，寵辱不驚”，所以蘇軾在面對宦海沉浮時，能夠泰然自若，超塵脫俗。

在宮時能夠不驕不躁，勤政為民，與民同憂，與民同樂，事無鉅細，靡不盡心。他興修了許多水利，為老百姓謀利益，感民生之疾苦，體恤黎民；被貶時不卑不亢，依然故我。這該是一種怎樣平和的心態。

蘇軾實際上是透過夢來建構了一個自己的理想王國，一種精神的世界。

少年成名的蘇軾，科場的奇才，仕途上屢受挫折，他時常想重返家園“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然而命運弄人，自從他居鄉服父喪期滿離川之後，就再也未能踏上故園，真可謂是寂寞身後名。

蘇軾滿肚子的不合適宜，造成了他一生的困頓失意，而他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和政治理想，卻樹立了良好的文人氣象，仕途順達時官至翰林學士，逆境時窮愁潦倒，在海南時當地百姓還經常接濟他，最後客死常州。

蘇軾的一生集全部的容光與坎坷傲然獨立，擁有無限多顯赫的聲名和光彩以及迂迴的宦海沉浮，而他的聲名永遠光照人間。

（原載貴州師範大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