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偉：成周為東國東土，洛邑與四方湖古城哪裡才是成周城？

成周是現在的哪裡

（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在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中，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城，無疑是一個關鍵歷史節點。西周成周城的歷史地理，是探尋關於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所建立的多種認知模式的立足點與基石。是“中原中心說”（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於1950～1970年代）、“滿天星斗說”（蘇秉琦，1970年代以來）、“中國相互作用圈說”（張光直，1980年代以來）、以中原為中心的“重瓣花朵說”或“多元一體說”（嚴文明，1980年代以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說”（趙輝，2000年以來）、“新中原中心說”（張學海，2002年）等等學術體系產生的基礎。沒有成周城在中國歷史中的政治與文化地位，以上所有學術理論就失去了根本，成為無本之木。

成周城之所以能成為眾多考古學大家作為探尋中華文明之源的最重要參照地理座標，皆是因為1963年出土的西周時期“何尊”青銅器。因何尊銘文中有明確關於“成周”與“中國”的原始記錄，也是至今發現最早的關於“中國”的文字記錄，記錄了西周王朝的開創者周武王希望在“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成周城以統治“四方”的歷史史實。

因為成周城是西周王朝統治東方的東都，西周滅亡後周平王遷都洛邑，歷史上將以後的周王朝時期稱為東周王朝，於是東周王朝的京都洛邑也被理所當然地理解為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城。成周與洛邑，被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想當然地解讀為同一地理下了同一城池，並左右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文化研究工程的研究方向。

但是，經過在洛邑地區進行的數年重點考古工作，至今沒有發現任何一項證據或歷史文物、考古遺址可以證實西周的成周城就是東周時期的洛邑城。在出土的西周時期青銅器中，有“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有“宗周”二字者僅僅28件，由此可見，整個西周時期成周城的政治歷史文化地位遠超宗周的政治文化歷史地位，成周城已經成為西周王朝的具有最重要地位的地名而存在，併為當時人們所廣泛使用。但即使這樣，在西周滅亡後，周平王東遷時建立新都，《史記》中的記載卻是“平王立，東遷於雒邑”，而不是“東遷於成周”。按照史家的文史記錄慣例，“成周”的地位與名氣遠大於“洛邑”，司馬遷為何記錄的卻是“東遷於雒邑”，而不是“東遷於成周”呢？這隻能說明西周時期的“成周”與“洛邑”是兩個不同的地方，將“成周”與“洛邑”等同一地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重大誤解。

對於“成周”的地理位置所在，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並非沒有清晰的認識。北京大學孫慶偉教授在其論文《“最早的中國”新解》中有如下論述：

但與此同時,周人又稱成周為“東國”和“東土”,如《尚書·康誥》稱“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洛誥》稱“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闢”。

　　成周既是“中國”和“中土”,又是“東國”和“東土”,看似矛盾,實則不然。所謂“東國”和“東土”,這是周人從本族立場出發而言的,周人習慣上自稱其居地為“西土”(《尚書·牧誓》《尚書·康誥》《尚書·酒誥》),其人為“西土人”(《尚書·大誥》)或“西土之人”(《尚書·牧誓》),相對而言,成周自然是“東國”或“東土”,這是對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觀描述。成周稱“中國”和“中土”,則是周人沿襲的三代舊說,其歷史根源就在於洛陽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逸周書·度邑解》),久有“中國”的成說。《史記·周本紀》記周公營成周的過程為:“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在這裡,周公強調洛邑為“天下之中”的兩點理論根據——“居九鼎”和“四方入貢道里均”——都是針對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統的象徵物,而四方諸侯的納貢則代表了天下萬邦對此種正統的廣泛接受。

成周“中國”說,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發明,而是周人對夏商王朝政治傳統的認同和繼承,這就充分證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國”和“夏”是密不可分的,無“夏”則無所謂“中國”。成周“中國”說,標誌著“中國”是超越族屬的政治正統,是夏、商、週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們作為執政者對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標榜。

“成周”與“中國”和“夏”是密不可分的，無“夏”則無所謂“中國”；周人又稱成周為“東國”和“東土”，是孫慶偉教授在文章中的兩個重要觀點，筆者也深為贊同。但是，西周時期被廣泛認同並稱成周為“東國”和“東土”，僅是周人從本族立場出發而言、是相對於“西土”的“宗周”而言嗎？這恐怕是對成周與洛邑產生歷史性誤會的根本原因！也是對古“中國”概念產生誤解的根本所在。

“周人又稱成周為“東國”和“東土””並體現在大量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被當時西周國人廣泛使用，不會是相對而言，而是應該具有全體周人普遍的地理與文化認同，是具有絕對性的周王朝統治範圍內國人的常識性認同。

在出土的青銅器禹鼎的銘文中，對當時的“東國”有過具體的記錄：“烏虖（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於下或（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屍（夷）、東屍（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於歷內。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從中我們可以對西周時期的“東國”有一個大致的地理概念，即是與南淮夷、東夷具有相鄰關係的地區，鄂侯馭方、南淮夷、東夷才能廣伐南國和東國。南淮夷、東夷與洛邑地區相距遙遠，非南淮夷、東夷的軍事力量所能到達；西周王朝的西六師、殷八師王朝軍事力量，也不可能讓地方性的軍事力量威脅到西周鎬京的門戶洛邑。從周王的“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的決定來看，周王朝軍隊也具有決定性、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實現目標。

因此，西周時期的“東國”和“東土”只能是周人對南淮夷地區、東夷地區周邊地區這些具有周人普遍地理概念認同的淮河中下游地區。即使今天中國疆域幅員遼闊的情況下，淮河中下游地區也是典型的華東地理概念地區。所以，周人又稱成周為“東國”和“東土”，只可能位於今天的淮河中下游地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周王朝將東都成周城營建位於或接近淮夷地區，是否降低了西周王朝的歷史地位？是否讓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論”者感到難以接受？中華文明起源於東夷地區、淮夷地區，是否讓一些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感到難以理喻？其實這些學者大可不必如此恐慌，為古人擔憂。西周王朝在任何地方建立東都成周城，都是西周王公的合理、順乎自然的選擇。《逸周書•度邑》中記錄了周武王的臨終遺言：武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周武王說“周公旦，我謀取夷地夷人，撫慰殷地殷人，是依靠天命，接受上天的使命，希望你能很快時間內實現它”。於是，《尚書•大傳》記載“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作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在七年時間內實現了周武王“圖夷，茲殷”的建國目標。

因此，周武王與周公在淮夷地區的東土東國營建成周城，作為管理東國東土的東都，成八師的軍事駐防地，以有效、方便地管理東國東土，是最合理決策。周人又稱成周為“東國”和“東土”，當為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稱謂，而非相對於宗周東方的任何城池，都可以成為“東國”和“東土”。以洛邑的相對於宗周的東方，和以淮夷地區的絕對“東國”和“東土”概念，洛邑地區與淮夷地區，哪裡才是標準意義上的西周王朝的“東國”和“東土”呢？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西周王朝作為典型的農業文明時期，其維持統治的基礎是對農耕地區的有效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區不僅古代是，今天也是中國農耕糧食生產的最重要地區。西周王朝在淮夷地區營建成周城，使之成為淮夷地區的“東國”和“東土”諸侯國“四方入貢道里均”的西周東都中心，有效管理“東國”和“東土”，不是一項很正常與合理的選擇嗎？“王令甲政（徵）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西周青銅器兮甲盤已經給出了成周城所在地理位置的明確答案——四方湖古城，位於“東國”和“東土”的淮夷地區的“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四方（湖）古城。

相對而言的 “東國”或“東土”洛邑，與自然而絕對的“東國”或“東土”四方湖古城，你認為哪裡才是西周歷史中的東都成周城呢？哪裡才是與“中國”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成周城呢？哪裡才是無“夏”則無所謂“中國”的西周成周城呢？（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