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史論巨著《史通》

史通是一部什麼體史書

史學評論在我國源遠流長，早在先秦史籍《左傳》中，就出現了一種“君子曰”的史論形式，這種體例深受後世史學家的歡迎，他們紛紛對其進行效仿。後世的史學巨著大多沿用這種體例，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漢書》中的“贊”、《三國志》中的“評”，以及後史的“史臣曰”，這種體例成為了史學評論的主流。

隨著史學的不斷髮展，史學批評逐漸發展起來。隨著史學批將地與道方法為主要內容的新的史論形式評的興盛，一種以論述史籍得出現了。到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失、評論史學體例、研究撰史幾對先輩的批判精神進行發揚，將這種史學形式發展成“總括萬殊，包吞幹有”的史論著作，寫出了我國第一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為後世留下了一部兼有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的宏偉鉅著。

劉知幾（661年~721年），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劉知幾生在名門，父兄都是帝王幕僚，並以辭章聞名於世。因為家學淵源，劉知幾自幼博覽群書，攻讀史學，積累了豐富的史學知識。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劉知幾高中進士，外放做官。武則天聖歷二年（699年），劉知幾被調人長安，開始從事自己最熱愛的史學事業，曾先後參與撰修起居注及唐史。但是，在修史過程中，劉知幾發現，作為一名史官，自己竟然沒有著述的自由，在權貴的控制之下，劉知幾每次的編修都必須按照上面的意思來完成，這讓他非常鬱悶。於是，劉知幾決定私自編著一部史書，以表達自己的不滿。九年之後，即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我國古代第一部對史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系統總結的專著《史通》撰成。

《史通》全書的主要內容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別。它柄蓋的範圍十分廣泛，主要包括評論史書體例和編撰方法，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的得與失。由於《史通》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的全部問題，因而在史學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對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

《史通》總共二十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外篇各十卷。內篇有三十九篇，外篇有十三篇，共計五十二篇。遺憾的是，其中屬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時期散佚，未能儲存下來，現存的只有四十九篇。在《史通》中，內篇是全書的主體，它以評論史書體裁體例為主，著重講了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等方面的內容。外篇則包括對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前人修史的得失的評論以及作者對歷史的觀點等。

在內篇中，《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在史書體例方面，劉知兒在《史通》中第次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還講述了許多修史的方法技能。他認為，在收集材料時，應該“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對於雜史，劉知幾認為不應該全盤否定，他主張對各種“雜史”應當分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裡面記載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於作史原則，劉知幾有著鮮明的立場，他堅持直書，反對曲筆。他主張寫史應當“仗氣直書，不避強御”，他認為曲筆會讓後世之人解讀歷史時出現誤解，修史就應該直接，這樣史書才能榮厚幹載。劉知兒的這種思想和他的堅持，使史學上直筆的優良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發揚。

外篇中的《史官建置》簡要地講述了我國史官制度的演變和他對這種制度的一些評論，《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劉知幾是一位態度非常嚴謹的學者，他極富批判精神，在修史過程中，他對一些表述不清的史事和儒家經典中的一些觀點提出了質疑，這足以證明他修史書的嚴謹態度。（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這裡麵包含了劉知幾對以往史學家和其所著史書的一些評論，劉知幾對他們的得失進行了評述，在評述過程中，劉知幾還將自己的見解和傾向也寫到了裡面。

在《史通》中，劉知幾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級：第一就是那些敢於奮筆直書、寫出真實歷史的人，如董狐等；第二是普於編幕史書，將史書修得十分優秀的人，如左丘明，司馬遷等；最後是那些學識翻博，名重時的人，如周代的史佚等。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他認為，想要成為名合格的史學家，就必須擁有洲博的歷史知識，獨到的歷史見解和優秀的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這三點缺一不可。“三長”之中，史識是修史的基礎，是最為重要的，修史要忠於歷史事實，不能憑空腦測，否則就不叫歷史了。他的“三長”觀點在當時被稱為篤論（即確切的評論），對後世的史書編纂影響探遠。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劉知幾的《史通》衝破了史館修史的弊端，透過私人撰寫使史書更具真實性，也更加全面。劉知幾敢於質疑先輩經典，將前人著作當中的問題和錯誤找出來並加以改正，極富科學精神。劉知兒的這些作為，使史書記錄的範圍更加廣泛，內容也更加豐富，對後世之人修史幫助很大。但是《史通》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它也有很多不足。對於史書體哉而言，劉知幾的眼光僅僅侷限於對過往的總結，並沒有提出新的看法和意見，而且他的有些觀點也不夠全面。例如，劉知幾說以後的修史會以編年體和紀傳體基礎上的斷代體為主，這句話說得過於絕對了。劉知幾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這使得史書會變得過於模式化，這對於史書的編纂影響很大。

雖然爭議頗多，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劉知幾和其《史通》的偉大，《史通》在史學界的重要地位告訴我們，劉知兒對中國史學界的貢獻是值得我們尊敬的，而劉知幾也是值得我們所有人緬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