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視角下傳統文化的現代元素

近年來，由於對中國文化的自身價值認識不足，學界在論及中國現代史學的建立時，產生了一種偏頗的觀點，認為：傳統史學即封建史學，因而現代史學與傳統史學之間存在一個斷裂層，現代史學從理論到方法都是由外國輸入，甚至在編纂上也摒棄了傳統史書形式而從外國移植。這種似乎很時髦的論調，實則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史學演進的客觀程序相違背。

實際上，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主流絕非一腳踢開傳統，對外來東西生硬搬用或簡單移植。傳統史學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時又蘊藏著許多精華，傳統之中有現代元素的孕育。當外來文化大量輸入的歷史關頭，這些寶貴的現代元素被當時敏銳的學者所重視、所發揚，成為他們吸收外來進步文化的內在基礎，並在與外來成份相糅合的過程中得到昇華。

站在當今的時代高度，重新審視傳統史學的現代元素，能夠得出如下的總體認識。其現代元素層次清楚地體現在以下四項：樸素進化觀通向近代進化論；民本思想向現代民主思想轉變和提升；嚴密考證方法推進了史學科學化的程序；“綜合體”為當代歷史編纂的民族特色和創新活力提供了憑藉。

首先，公羊學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說”，包含著樸素的進化觀：歷史可以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嘉道年間和戊戌時期的進步人士都喜談公羊，拿它跟頑固派的僵死觀點作鬥爭。龔自珍創造新三世說，論證封建統治步入亂世；魏源將它融合到對歷史程序的考察，提出氣運說解釋歷史變局；康有為、梁啟超將它與君主立憲的主張相結合，作為維新變法的思想綱領；夏曾佑則將它與進化論相融合，寫成別開生面的《中國古代史》。從歷史哲學講，它是由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中間環節，為進化史觀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次，民本思想是傳統儒家以倫理為底色建構理想政治體系的集中體現，宗旨在於實現天下為公，核心在於倡導民貴君輕，發展到清初則產生了君民共主和史學關乎民族存亡兩大新觀念。近代史家從中提取可用資源，將它與西方民主思想加以融合，紛紛在史書中貫徹批判君主專制理念，並完成從“民之主”到“民作主”的內涵重構，同時強調史學對增強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作用，最終塑造出“君史—民史”“王朝史—國史”的二元對立敘述模式，使中國史書的主體內容和致用功能迎來一次大變革。

再次，考而後信是中國史學的一項悠久傳統，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求真的治學精神和一套嚴密的考證方法，至乾嘉時期出現繁榮局面。新歷史考證學在“五四”前後走向興盛，大大推進了史學科學化的程序，這當然是西方現代史學傳入的直接結果，但也與歷久彌新的考證傳統一脈相承。近代史學雖高舉致用大旗，帶有突出的政治色彩，卻並不意味著考史工作的中斷，考證在方法論層面甚至仍佔據主導。新歷史考證學家也對乾嘉學術讚賞有加，明確追溯其為現代歷史考證的源頭，特別是在擺脫經學束縛這一根本理念的轉換上，他們同樣在傳統歷史考證學中發掘出可以與西學相對接的思想資源。

最後，中國史學還有重視史書體裁的傳統，不僅善於創造新體裁，而且擅長根據時代特點發展已有體裁。歷史編纂學的這一優良傳統，在應對近代新的時代課題時再度發揮重要作用。史家對典制體加以改造，使其成為傳播世界史地知識的主要載體；創新了紀事本末體，為西方章節體的傳入發揮媒介作用；大膽嘗試把傳統體裁的精華融入章節體，進而使“新綜合體”既彰顯了民族風格，又具備了新的時代特徵。

探討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變，既是科學地說明現代史學的產生所需要，同時對當前發展新史學、建設新文化也具有重要意義。史學工作者總要強調“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難道史學本身的歷史聯絡反而可以割斷嗎？按照“移植”、“摒棄”一類說法，源遠流長、高度發達的中國傳統史學到現代就中斷了，現代史學的來源只有向外國去找，這等於否定了歷史學的基本原則，使自己處於進退失據、不能自圓其說的狼狽境地。

客觀事實是，現代史學的建構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或隱或顯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識，不管是主張歷史解釋者，還是推崇歷史考證者，都與傳統史學一脈相承。現代史學是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梳理清楚現代史學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繼承關係，也有助於我們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堅持探索中國文化的獨特發展道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樣必須從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中吸收營養。吸收外來文化要根據本民族的需要，有選擇地進行，才能在民族文化中生根，才能為大眾所樂於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