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崇拜產生的原因何在？

為什麼拜關公

關公信仰在中國分佈非常廣泛，不僅在漢族中擁有許多信眾，而且在很多少數民族中也有眾多的信眾，關公信仰甚至已經走出國門。關帝廟幾乎遍佈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關公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是無可質疑的。但是關公信仰產生的原因，前人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卻還遠沒有到徹底揭開關公信仰之謎的程度。本文試圖從以下四方面來解釋關公信仰產生的原因，以求教於方家。

關羽畫像

一、由關羽到關公——歷史敘事對關公崇拜形成的影響

自古就是亂世出英雄，而三國時期，絕對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歷史的天空閃爍幾顆星，人間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關羽無疑是三國曆史星空中耀眼的明星之一。關羽本非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關羽變成關公以後，他就成了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

在三國時代，關羽只是被看成了一員勇猛無敵的戰將，並且具有一定“國士之風”，但並沒有受到什麼特別的崇敬。而且由於他的失敗，對於劉備的事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所以還不時受到一些負面的評價。比如陳壽在《三國志》中就評價道：“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連關羽死後的諡號也是“壯繆”，贊其勇而批其繆。甚至對於直接導致關羽被殺的罪魁禍首呂蒙，人們也沒有惡評，“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說的就是呂蒙。一直到宋代，這種情況還是人們對關羽的主流評價。比如朱熹一方面稱讚關羽的勇，另一方面稱關羽“恃才踈滷自取其敗” 。

陸樹銘飾演的關羽

不過也就在宋代，關羽的地位悄然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忠君觀念的加強。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混亂以後，統治者為了避免五代混亂的再次發生，對忠君的觀念極力宣揚。本來人們對於曹操並無特別的惡評，但在宋代強調忠君觀念的背景下，曹操成了漢賊，成了奸臣賊子的代表。這樣曹操陣營中的人物自然都無法獲得正面的評價了。到了南宋以後，正統觀念再次成為人們歷史評價的中心話題。陳壽寫《三國志》時正值西晉，西晉名義上接受了曹魏的禪讓，所以陳壽不能不以曹魏為正統。到了東晉，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在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時候，迴避了正統論的話題，表示採用曹魏的年號只是為了紀年的方便。但到了南宋，這段舊案被人們再次重提。朱熹等人就認為應該以蜀漢為正統。這樣，曹魏陣營就遭到了徹底的否定。與此同時，孫吳政權也被看成是偽政權。朱熹曾說：“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於是，孫吳政權中人也都在被否定之列。在南宋以前，人們提到三國時，首先想到的英雄人物往往是風流倜儻的周郎，比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還在吟唱“謠想公瑾當年”的雄姿英發。但在南宋以後，已很少看到這樣的作品了。無論是張遼、許晃，還是周瑜、陸遜，他們都站錯了隊！即便再忠勇仁義，都沒有了意義。他們都已經被判為幫兇。這樣三國英雄中，只有劉備集團還能保持正面形象。而在劉備集團中，頂級人物中可與關羽相提並論的也只有張飛、諸葛亮等人。張飛略顯鹵莽，諸葛亮則有權臣之嫌，關羽就成為最合適於表彰的人選了。關羽不僅對自己的君主忠心耿耿，而且他效忠的物件劉備被認為是正統的化身，是絕對的正面人物。於是，關羽也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崇敬了。

關羽生前的爵位僅為亭侯，爵位並不高。蜀漢政權在關羽去世後也並沒有給他額外的封賞。到了宋代，關羽的封爵開始不斷上升。北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封關羽為忠惠公，不久就開始加封王爵，大觀二年（1107年）封武安王。到南宋孝宗時，關羽已經被加封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了。人們提到關羽也不再直呼其名了，而往往尊為關公了。關公雖被尊崇，但還沒有達到被神化的地步。他還只是姜子牙的陪祭，沒有屬於自己的廟。

二、《三國演義》小說對關公的塑造——文學敘事與民眾心理對關公崇拜形成的影響

宋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商業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出現，相應地城市開始繁榮。繁榮的商業城市中，娛樂業逐漸走向繁盛。在這樣的背景下，話本小說就應運而生了。說話人不僅活躍於城市，還走向了農村。“說話”成了人們最喜聞樂見的娛樂之一。三國亂世始終都是一個文學作品樂於演義的物件，說話人更是把三國當成了一個重點演義的物件。在三國史話的形成過程中，始終貫穿的都是宋人正統觀指導下的歷史觀念。蘇軾在筆記小說《東坡志林》中記述：“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人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3］7元末明初的陶宗儀也說：“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聖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統治者的觀念和上層文人的價值取向就這樣透過通俗文學作品被普及到民間。於是，關羽忠勇的形象也透過說話人之口而深入人心。

關於三國的這些評話傳說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最後形成了《三國演義》這樣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關於《三國演義》的形成過程，文學史家們的考證已經足夠詳細了，這裡就不再重複。隨著《三國演義》的發展，關羽的形象也不斷被塑造著，關羽成了忠、義、仁、勇的人格化身。

這樣的塑造符合了民眾的心理需求，很快被廣大民眾所認可，並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定式。如同多數學者所論，中國並不存在與“大傳統”迥然有異的所謂“小傳統”。儒家所倡導的忠、義、仁、勇等道德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了全社會的信仰。而中國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偶像崇拜，民眾對於忠、義、仁、勇的信仰，需要一個人格化的符號來表現。很多高深的義理對於民眾而言，過於抽象，不太好理解。民眾需要最直觀的表達。關公形象的出現，符合了民眾的這一心理需求，所以關公信仰才獲得了普及的內在動力。

這樣的塑造，還被民間戲曲不斷地強化。《三國演義》小說成型的過程，與中國戲曲的成熟是同步的。《三國演義》小說對關公形象的塑造也獲得了來自戲曲的支援和加強。研究戲曲的學者普遍認為，《三國演義》對於關公的塑造不僅借鑑了戲曲，而且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戲曲中的關公形象。最後，這二者在對關公的塑造上，形成統一。對於許多不識字的民眾來說，戲曲的影響力是大於小說的。戲曲將小說的塑造以形象化的手段表現了出來，使之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同。對《三國演義》關公形象的認同，成了民眾的共識和基本常識。正如朱偉明、孫向鋒兩位在《關公戲與三國文化的傳播》一文中所云：“關公戲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相互滲透的結果。然而，關公戲與關公形象無疑在民間文化與價值體系中有著更為巨大、深遠與不可替代的影響。數百年來，作為舞臺藝術形象的關公與作為偶像的關公，已合而為一，走進了民間的現實生活，影響著普通民眾的行為方式，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有著複雜與豐富的內涵。”至此，歷史上的關羽已經不重要了，關公已經成功取代了關羽。甚至連上層知識分子，也已經將關公與關羽混為一談了。

在關羽被塑造的同時，完成了一個由聖而神的過程。關羽的封號也不斷升級，由王而帝，至明末萬曆四十二年（1613年）被封為單刀伏魔、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關帝廟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普及。如任繼愈先生在《中國道教史》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明末的內憂外患中，連統治者也要向關公乞靈了。

三、統治者的刻意提倡——政治需求對關公信仰形成的影響

當然，關公信仰的普及也與統治者的刻意提倡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清代表現得尤為明顯。宋朝以降，統治者對關公崇拜多有提倡，但到了清朝卻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年）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追封其三代為公爵，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關公封號增加“靈佑”二字，清仁宗嘉慶十八年（1813年）關公封號增加“仁勇”二字，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年）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最後到光緒五年（1879年）被封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 。至清代，關帝廟也更多，有天下關帝廟“一萬餘處”之說，號稱“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認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頤海邀村墟窮僻之壤，其人自貞臣賢士仰德崇義之徒，下至愚夫愚婦兒童走卒之微賤，所在崇飾廟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凜然若有所見” 。

滿清在入關以前，從《三國演義》中獲得了巨大的啟發，最終完全取代明朝，定鼎中原。這一點已成為清史學者們的老生常談。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清朝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在全國範圍內鼓勵關公崇拜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朱維錚就曾精闢地指出：“皇太極、多爾袞兄弟，據漢人策士范文程的指點，將描述權力爭奪遊戲的通俗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譯成滿文，當作未脫野蠻心智的八旗軍事貴族的啟蒙教材，無疑對於滿洲接受晚明官方已抬為天尊的關帝神話，進而與薩滿巫術結合，將關帝奉為專顯威靈護佑滿洲的至上神，起了催化作用。”

但事情遠不止於此。朱維錚用“神道設教”一語點破了清帝提倡關公信仰的本質。關公崇拜只是清朝統治者作為“以漢制漢”的統治手段之一而已。關公只是清朝統治者們用來“愚民”的工具，最終的結果是不僅“愚民”，而且“自愚”。清朝統治者把關公尊為武聖人，其待遇甚至在孔子之上。他們希望透過對關公信仰的宣揚，達到“移孝作忠”的目的。他們稱關羽為“武聖”，但在中國歷史上武勇超過關羽的人不勝列舉。其實，清朝統治者看重的是關羽的忠。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供他們選擇的人物其實並不多。

在一定程度上，清朝統治者的目的似乎是實現了，關帝廟的數量遠在孔廟之上，各地關帝廟的宏偉程度也遠在孔廟之上，拜關公的人似乎也遠多於孔子。以關公為偶像的人也越來越多。但他們以關公愚民而自愚，最終也沒有挽回他們失敗的命運。

四、宗教的推波助瀾——各種宗教對關公崇拜形成的影響

隨著關公逐漸走向神壇，各種宗教紛紛接納關公為自己陣營的一員，關公的神力也因而不斷擴充。關公也成了為數不多的，在不同宗教中都佔據了一席之地的神靈。關公信仰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民間信仰，如果沒有宗教的支撐，關公信仰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在隋唐以前的漢傳佛教中，對關羽的信仰只是限於供奉，並無祈禱、讚頌以及供奉儀軌。後來傳說，天台宗智顗大師有一次在荊州玉泉山入定時，遇上成為厲鬼、到處慘叫著尋找自己頭顱的關羽。關羽憤恨不平，智顗大師安撫他，併為他講說佛法。關羽隨即皈依受戒，成為佛門弟子，併發願作為佛教的護法。從此，天台宗的寺院開始供奉關羽。自天台宗寺院開了供奉關羽的先例後，各宗寺院爭相效法。有記載說，禪宗的神秀和尚也遇到過關公顯聖。後來，關羽逐漸被捧成伽藍菩薩，和韋馱菩薩並稱，成為中國佛教寺院的兩大護法神（在彩繪或塑造的《全堂佛像》中，可看到站立在韋馱菩薩像右邊的關羽像）。後來更有人把關羽的生日——農曆五月十三日——當成伽藍菩薩的聖誕。有部分佛寺還專門為此舉行佛事以示紀念。有更甚者，有少數佛寺還為關羽建了“伏魔殿”（即“關帝殿”）。

在藏傳佛教中，有多位大師著有關公的供贊儀軌，如章嘉大師、土觀大師以及第十七世大寶法王、亞青寺阿秋仁波切、多識仁波切等都曾著有關雲長簡略供贊。

道教本是多神崇拜的典型，在關公成為神聖以後，道教自然要把他吸納其中了。而且有證據可以顯示，道教徒對關公法力的宣揚最為起勁。眾多的道教史著作都已經揭示，關公與道教的結緣是在宋代。這當然與宋代對關羽的褒揚有關。在道教中，關羽也稱“關聖帝君”，簡稱“關帝”，為道教的護法四帥之一。甚至部分齋教或道教信徒稱關羽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道教徒還以關公的名義偽造了大量的經典，比如《關帝覺世真經》等。

後來道教徒還將關公作為財神來供奉，稱之為“武財神”。其職能除“治病除災，驅耶辟惡，誅罰叛逆，巡察冥司”外，還有“司命祿，庇護商賈，招財進寶”，又因其忠義，故被奉之為財神。在中國古代，財神有很多，佛教裡有北方多聞天王和善財童子，還有范蠡、管仲、比干、白圭、趙公明、財帛星君等人。但這些財神的境遇卻很難和關公匹敵。關公怎麼會後來居上，成為最知名的財神呢？在中國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並不高，經商的環境也並不如意。在明清兩代，商人的典型代表為徽商和晉商，看似輝煌的商業傳奇背後都有一個血淚打拼的經歷。在那種情況之下，忠勇無敵的關公自然是商人乞福的物件。於是，關公崇拜在商人中就流行開來。而商人在乞求平安的同時，還乞求財運，一事不煩二主，關公也就兼起了送財的差使。中國商人契約傳統不強，商業往來中主要依靠道德的約束。而關公信仰中的“義”，更是商業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當年司馬遷就說孔子名聲的傳播得宜於他的商人弟子子貢。在關公信仰的傳播中，商人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關帝廟的普及過程中，少不了商人的參與。商人信仰關公而致富的事例，也是宣揚關公信仰很好的榜樣。除軍人、武師奉關羽為行業神崇拜外，就連描金業、煙業、香燭業、教育業、命相家等不相干的行業也推崇關羽。

很有意思的是，讀書人本應崇奉孔子，但他們卻也把關公視為文昌，與文昌、朱衣、魁星、呂仙合稱為“五文昌帝君”。於是，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之前不是去孔廟乞福，而是跑到關廟裡進行禱告。

各種宗教對關公的吸納，對關公崇拜的形成，起了很大推波助瀾的作用。關公信仰被普及到各個階層，成為全民族的信仰。關公也成了法力無邊、無所不管的超級大神。

當然，關公信仰得以產生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英雄崇拜的心理、集體認同心理等。但以上四個方面的因素似乎在關公信仰產生的過程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隨著以上種種條件的喪失，關公崇拜開始降溫，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即便是在很大程度上還保留了關公信仰的臺灣等地，關公信仰也日趨於理性，更多人實際上是把關公看成一種精神的寄託，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而非法力無邊的大神了。

注：圖片來自網路。本文首發於《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