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新書《武氏祠真偽之辯》

開母廟石闕銘是西漢的嗎

《武氏祠真偽之辯》

白謙慎 著

賀宏亮 譯

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9年12月

本書譯自白謙慎撰寫並在美國發表的一篇辯論長文，一方面向讀者介紹黃易及其友人所構成的學術圈，指出他們是18世紀中國最優秀的學術群體，在諸多領域取得了傑出成果；另一方面，將討論《重塑》一書中某些質疑洪适《隸釋》的文章在論證方法和事實材料方面包含著的錯誤，以反駁《重塑》的兩位主要作者關於武氏祠乃後世偽造的觀點。

白謙慎教授在北大文研講座現場

白謙慎，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院長、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2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該校研究生院，一年後赴美國羅格斯大學攻讀比較政治。1990年在獲碩士學位和修完比較政治博士課程後，轉學至耶魯大學攻讀藝術史，師從班宗華教授。1993年獲碩士，1996年獲博士。1995-97任教於西密執安大學藝術系。1999-2000年為蓋梯基金會博士後。1997年至2015任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中國藝術史教授，2004年獲終身教席。2015年起任浙江大學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書畫》（與張子寧等合作。佛利爾美術館，2003年）、《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

黃易的拓片

白謙慎

黃易的友人們都認為他是當時最出色的古代金石拓本鑑藏家。即使是質疑過黃易部分拓本並非拓自原石的翁方綱也同樣如此。錢大昕在為黃易的《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一書作序時，給予了黃易極高的評價：“海內研精金石文字與予先後定交者，蓋廿餘家，而嗜之篤而鑑之精，則首推錢唐黃君秋盦。”

上海博物館藏洪亮吉致黃易的一通訊札中寫道：“日來搜採金石又得幾種？有副本能惠一二冊否？”此札表明，黃易在友人圈中主要被認為是一位研究古代碑刻的重要學者。當趙魏遠赴廣東之時，黃易致信給他並寄贈了一些拓本。黃易希望趙魏能在廣東訪拓一些古代碑碣並將拓本寄送給自己。在另一通致趙魏的信札中，黃易說自己製作了數件漢代衡方碑的精拓，擬寄送一件給趙魏。

由於黃易工作生活所在之處遺存不少古代碑刻，他能夠很方便地得到拓本。翁方綱曾提及，黃易曾任職過的山東濟寧是漢魏碑刻遺存最多的地方。總的看來，在明清的訪拓古碑活動中，碑刻集中的地域因素與拓碑的學者們是否居住或任職於此地域之間，有著較為明顯的因果聯絡。例如，趙崡（1573—1620）和郭宗昌（卒於1652年）都是陝西人，陝西地區的碑刻遺蹟甚多，因此兩人也是晚明時期最為重要的古代金石拓本收藏家。同樣，十九世紀的陳介祺居住在山東濰縣，鄰近戰國時代齊國故都遺址，得地利之便，成為先秦印章和陶文的收藏大家。由於這個地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晚清時代沒有任何其他人在這方面的金石收藏能與陳介祺相抗衡，另一方面，也使陳介祺的收藏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本地，具有地域色彩。

黃易所說的“精拓”在清代中期的知識圈和藝術界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這點對於西方讀者來講，還不是十分了解。在關於拓本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我曾經寫道：“今天的人們已經習慣於現代印刷技術所生產出來的大量的藝術複製品。然而，中國古代書法碑刻的不同拓本，即使它們拓自於同一塊碑石，相互之間也有差異。由於製作拓本的手工程式，使得每一件拓本都是具有原創性的藝術品。”在製作拓本之時，由於紙張、墨汁等差異，以及拓碑時拓工給予紙張壓力的不同，氣候條件的差異，等等，能夠使同一個人在同一天拓自同一塊碑石的兩件拓本之間出現極大的差別。而拓碑者造成這些差異的目的也各不相同：為了使拓本更有趣味、更為精緻，或是更有效率，等等。

我們不妨以山東曲阜孔廟所藏的西漢五鳳二年刻石（又名魯孝王刻石）的兩個拓本為例。由於西漢時期碑刻遺存極少，五鳳二年刻石非常珍貴。清初的不少學者和書法家都曾觀摩過此碑。例如，山西學者傅山（1607-1684/85）和他的孫子就曾於1671年訪看過此碑。大約四年之後的1675年，清初著名書法家鄭簠到曲阜訪此碑並製作了數件拓片。鄭簠將其中一件贈給其友人、大學者朱彝尊（1629—1709），這件拓本（圖1）至今仍保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漢五鳳二年刻石》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藏（林梢青/攝）

圖1 清 鄭簠拓《漢五鳳二年刻石》 1675年 故宮博物院藏

鄭簠製作的這件拓本是討論拓本藝術的有趣範例。由於鄭使用的是溼墨法，使得這件拓本除了文字部分之外，墨色極為厚重，給人的印象很深。不過，儘管溼墨法使拓片的藝術效果很好，但卻使一些文字不易辨識（特別是拓本左下角的“成”字）。鄭簠是一位意識超前的藝術家，他在這裡重視的是藝術性而非文字的可讀性。

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另一件五鳳二年刻石拓本（圖2）正好與鄭簠拓本形成鮮明對比。國圖所藏本曾經著名藏書家顧廣圻（1766—1835）之手，是與鄭簠拓本基本同一時期的清初拓本。製作這件拓本的墨包一定比鄭簠的墨包乾許多。五鳳刻石的文字在清代初年已大多漶滅難辨，因此，在製作這件拓本時非常小心，墨色淺淡。專家們認為上述兩件拓本都拓自原石，將它們一併刊佈於《中國美術全集》中。這個例子很好地說明，兩件同一時代拓自同一塊碑石的拓本之間，在文字的可辨識性和外觀面貌上具有相當大的出入。

圖2 清初拓《漢五鳳二年刻石》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為何像鄭簠這樣出色的拓碑者會椎拓出不便識讀的拓本呢？上文曾經說過，鄭簠在製作這件拓本時，是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藝術性而非文字的可讀性之上。這種美學上的追求其實是晚明以來書界的風尚所在。在明代末期，文人治印開始流行，同時代的書法家們為古印風雨侵蝕歲月磨損所呈現出的古趣所吸引，而努力在其書法實踐中追求古意班駁之趣。殘破之美同樣也是當時篆刻家們治印時的藝術追求。例如，在何通《史印》中的“陳勝”一印，筆畫殘破粘連，追求一種盎然的古趣。（圖3）

圖3 明 何通 《印史》 收錄“陳勝之印”

在書法實踐中追求古趣也成為當時的風尚。大書家王鐸在其草書中常常使用“漲墨法”，而使得筆畫渙漫，不易釋讀。如其1647年的一件草書軸右起第四行第八字“無”，（圖4）因其中部筆畫用墨過濃而浸出，使該字幾乎無法辨認。鄭簠拓本的視覺追求，其實是十七世紀下半葉許多篆刻家和書法家們的共同理想。

圖4 清 王鐸 行書《贈單大年家丈》立軸 1647年

234cm×56cm 綾本 臺灣何創時書法藝術館藏

除了有意為之，另外一些因素也可能導致拓本不易釋讀。例如，蔓草蓋住了碑石，塵垢填滿了銘文，拓工技術欠佳，等等，諸如此類的因素都會對拓本的質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由於這些原因，學者和拓本鑑藏家們早就注意到了一種現象：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碑石可能會越來越殘破，但早期拓本可以釋讀的文字反而可能比晚近的精拓本更少。葉昌熾（1847？—1917）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和藏書家，他在其著作《語石》中曾經這樣寫道：

拓本雖以先後為別，然後拓之精本，竟有勝於舊拓者。嵩山太室石闕，王虛舟所見新拓本，校程孟陽舊拓本轉多字。餘所得昭陵諸碑，皆道光間拓也，陸先妃清河公主兩碑，視萃編所收約多數十字。張允杜君綽兩碑，則溢位二三百字。蓋西北高原積土成阜，碑之下半截或淪陷入土，拓工第就顯露者拓之，輒雲下截無字，而不知其文固無恙也，百年後復出矣。或藤葛糾纏，或苔蘚斑駁，又或塵垢叢積。拓工未經洗濯，草草摹拓，安有佳本。若為之刮垢磨光，則精神頓出矣。國學石鼓文，近時洗拓本，視國初轉多字，此其明驗也。

在此，葉昌熾談及製作精拓本的方法，相對晚近的拓本，其字口可能比舊拓更為清晰。另外，文字的可辨識度並不完全依賴於拓本的好壞。碑石磨損少，質量較差的拓本，照樣也可以辨認出文字內容。當碑銘的文字毀損較嚴重之時，如何去椎拓，對於拓本文字能否被辨識更為重要，在椎拓技術上極小的差別也可能造成可辨識性方面的重大差異。同一塊碑石，一件精拓本中可以釋讀的文字，在另一件較差的拓本中可能就無法辨識了。

正是由於這些因素，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何晚明和清代的著名學者和鑑藏家們會對“洗碑”之事極為關注。因為洗碑之後可以椎拓出遠較前代拓本為勝的精拓本。明清之際的文人曾這樣描述當時的金石學家趙崡：“深心嗜古，博求遠購，時跨一蹇，掛偏提，注濃醞，童子負錦囊，拓工攜楮墨從，周畿漢甸，足跡迨遍。每得一碑，親為拭洗，椎拓精緻，內之行簏。”清初學者葉奕苞也曾記載過朱彝尊的訪碑活動：“錫鬯（朱彝尊）同曹侍郎（曹溶）歷燕晉之間，訪得古碑，不憚發地數尺而出之。從者皆善摹搨及裝潢諸事。文人好古，近罕儔匹。”

上述兩段文字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將碑石從土中發掘出來，清洗碑石上的文字並請技藝高超的拓工來製作拓片，對於拓本的質量好壞極為關鍵。而在黃易的訪碑圖系列中，也分別反映出了製作精拓本的過程，如：豎立起臥倒的碑石，清洗碑石，等等（圖5）。這些準備工作對於黃易和他的友人們訪拓碑石很有幫助。當黃易在嵩山訪拓《開母闕》時，他繪製了一件畫作以紀其事。在畫作題跋中，黃易記敘了他如何使用精製的紙張，小心地椎拓，而最終得到的拓本，較舊拓多出了二十餘字。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觀點，即：得自原石的精良新拓可能較舊拓本有更多可以辨識的文字，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北宋中期的歐陽修在其《集古錄跋尾》中著錄的拓本，不一定比北宋晚期的趙明誠和南宋初期的洪适收集到的拓片更好。我們不妨以《武斑碑》拓本為例。歐陽修在其《集古錄跋尾》中講過，由於碑石損毀嚴重，十之八九的文字都不可釋讀。而趙明誠在《金石錄》中關於《武斑碑》這樣寫道：“右漢敦煌長史《武斑碑》。歐陽公《集古錄》雲：漢斑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可見者‘君諱斑’爾。今以餘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漫滅，然猶歷歷可辯。”

圖5 清 黃易 《得碑十二圖》之《濟寧學宮升碑圖》及題跋

18cm×51。8cm 紙本 天津博物館藏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趙明誠不但看到過歐陽修《集古錄》中的相關記載，而且明確知道歐陽修所藏的拓片的文字十之八九都不可釋讀。即使知曉自己所藏拓本可能是拓自目前磨損更為嚴重的碑石，趙明誠也指出他擁有的《武斑碑》拓本有更多文字可以辨認釋讀。趙明誠並非不信任歐陽修的學術誠信，他所言“餘家所藏本”明確說明其所藏的是一件更為精良的原石拓本。

我們知道，金石學在北宋晚期取得了重大進展。因此，歐陽修時代之後的幾十年間，學者們能夠得到更好的拓本以資研究。在這些流傳的拓本中，不排除有部分是偽作。但是，趙明誠是金石拓本的鑑藏大家，偽作很難逃其法眼。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在歐陽修時代幾十年後，趙明誠會得到較歐陽修所藏更好的拓本。同時，也就不會奇怪為何在趙明誠生活的時代三十多年以後，洪适能夠著錄《武斑碑》的全文了。

Cary Liu和Michael Nylan在Recarving一書的文章中，都認為歐陽修是最值得信賴的北宋金石學家。Cary Liu聲稱歐陽修曾流放到武氏祠所在之處的任城（今山東濟寧），並在此地寫下了關於《武斑碑》的有關文字。然而，Cary Liu卻並沒有提供相關文獻的來源。而Michael Nylan在她的文章中更進一步寫道：“三位宋代金石學家中，只有歐陽修因為曾經流放於任城（見本書中Cary Liu的文章）而在那裡居住了數年。相反，正如洪适自己所言，他和趙明誠都沒有到過任城，只是道聽途說關於其所藏的拓本中任城地區的相關情況。而這些拓本也很快就散失了。”

歐陽修果真曾在任城居住過數年、對任城相當熟悉並在那裡為《武斑碑》跋尾了嗎？由於歐陽修是否真的到過任城這一問題，對於武氏祠、其碑銘拓本以及這些碑碣的相關著錄的可靠性來說極為關鍵，因此對歐陽修及其所藏拓本的這種歷史敘述，值得仔細加以檢視。比如，Michael Nylan在質疑武氏祠中石闕的真偽之時寫道：“在歐陽修的相關著錄裡，從未提及過石闕。而從情理上講，歐陽修流寓於任城之時不可能不去注意到如此重要的碑石。”此處Michael Nylan將歐陽修的著錄作為定論，暗示武氏祠中的石闕、石闕銘文都非漢代原刻，遑論其拓本。

但是，Cary Liu和Michael Nylan所聲稱的歐陽修曾流放於任城的說法非常值得懷疑。歐陽修在《集古錄》中著錄《武斑碑》的時間是1064年，而在這一年中，歐陽修正在京師擔任高官，與山東任城的距離極為遙遠。當我檢索歐陽修的著述及有關他生平的數種年譜，發現歐陽修曾流放任城的說法有嚴重的問題。沒有任何文獻材料證明歐陽修曾流寓於任城，更別說在那裡“居住數年”了。Cary Liu和Michael Nylan所稱歐陽修流放任城的敘述和歷史事實完全不符。在Cary Liu的文章中，並沒有提供有關歐陽修流放任城的任何文獻出處。而他在討論關於此事件的唯一註釋中，也看不出能證實歐陽修流放任城的任何資訊。Michael Nylan的文章同樣如此，在其整篇文章中，大量的註釋似乎給人一種論據充分的假象。但除了參考Cary Liu的說法外，Michael Nylan也沒有提供任何能夠證實歐陽修流放任城的材料。

《歐陽修年譜》（劉德清編）

治平元年甲辰 即1064年

Cary Liu僅僅是聲稱歐陽修曾於1064年流放於任城，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更多的細節，諸如曾在那裡居住過多長時間，等等。但是，Michael Nylan除了援引Cary Liu的說法外，在沒有任何別的旁證的情況之下，更進一步發揮，說歐陽修曾經在任城“居住了數年”。Cary Liu為讀者給出的關於歐陽修流放任城的參考材料是《集古錄》中關於《武斑碑》的有關論述，然而，這些記載實際上與所謂的“流放任城”毫無關係。Michael Nylan和Cary Liu都多次稱引《集古錄》中關於《武斑碑》的有關記載，按理說他們應該熟悉這些材料並知道材料中沒有歐陽修流放任城的任何資訊。在Michael Nylan和Cary Liu的文章中多次提及歐陽修流放任城的目的，是為證明武氏祠為漢代甚至是宋代以後“重塑”的觀點提供關鍵證據。然而，這一關於“重塑”主題的關鍵性證據，除了Michael Nylan和Cary Liu兩人之間的相互引證外，我們見不到任何其他的材料來支撐它們。

關於歐陽修曾流放任城的說法也許並非是故意偽造，但如果Michael Nylan和Cary Liu這個說法有嚴重錯誤的話，我們也就可以想象他們在極力為“重塑”主題提供論據時，道聽途說和想當然的論據都可能被他們所採信。令人頗為困惑的是，Michael Nylan和Cary Liu在處理研究材料時所犯下的錯誤並非僅此一處。他們在引用有關文獻時就常常嚴重誤讀這些材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將Michael Nylan引用的原始文獻與其錯誤的理解進行仔細對比）。

在這裡我舉三個例證來說明在Recarving的文章中，Michael Nylan對原始文獻的嚴重誤讀。其一，Michael Nylan寫道：“至晚在宋代就出現了關於偽造古物所使用方法的毫無掩飾的討論，而同時也出現了對於這種做法的道義譴責。在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就有關於偽造漢代隸書的記載。”實際上，陸游《老學庵筆記》所提及的是書法家杜仲微以禿筆來追摹漢隸古風，根本不是說杜仲微偽造古物，這種在書法風格上的追求與所謂的“偽造漢代隸書”風馬牛不相及。

第二個例證是關於拓本鑑藏家方若和他所藏的武氏祠石闕拓本。Michael Nylan認為，“我們知道，方若在《校碑隨筆》中認為：現存的各種石闕拓本在風格和形制上極不相同。‘無一筆相似’”。方若的原文是：“拓本非難致，不過道光以後拓本無舊拓清晰。乃近有摹刻竟無一筆似處，且每行作十字，是並原拓整張未見者耳”。在這裡，Michael Nylan對文字本意的轉述極有問題。方若是將原拓與偽作拓本區分開來。Michael Nylan僅僅提及石闕各件拓本之間極不相同，而沒有同時說明方若認為舊拓為原石拓本的觀點。

第三個例證是Michael Nylan關於武氏家族歷史的討論。她在一個註釋中寫道：“湛若水在《聖學格物通》（《四庫全書》本，卷三十一，頁6b）中認為，晉時有‘武’和‘辯’（此字極易與‘武斑’的‘斑’字混淆）兩個大族，而後者似乎未見史籍記載。”其實，湛若水在這裡的原文是“晉武辨二氏之女甚明”，Michael Nylan完全誤解了這段話的原意。湛若水的文字所講的是西晉武帝關於太子擇偶的討論。晉武帝本擬立衛瓘女兒為太子妃，並講出他看中衛家及否定賈氏女兒的原因是“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然皇后和一些親戚卻想要太子選擇賈充的女兒。賈充的妻子郭槐以重金賄賂楊皇后。最後，立了賈充女兒賈南風為太子妃。在這段文字之後，湛若水寫道： “晉武辨二氏之女明矣，而卒不能遂已之志者，何哉，邪佞蔽之也。”Michael Nylan顯然把“晉武”這一簡稱，誤為晉代武氏家族，而把動詞“辯”字當成了另一個家族之姓。在對湛若水的文章誤讀後，Michael Nylan繼續寫道：“我們知道宋代武氏家族在任城有一處墓地。而我們同時也知道，至少在宋代，一些軍功顯赫之人被賜姓為‘武’。在中華帝國晚期，任城、嘉祥地區的武氏節婦們也被予以表彰。見《元和姓纂》（《四庫全書》本，卷六，頁29b）”。但我們檢索《元和姓纂》，卻並沒有發現Michael Nylan所提供的那些材料。況且《元和姓纂》是在唐代就完成了的著作，怎麼可能與宋代甚至“帝國晚期”有關係。這樣空洞無用的引證在Michael Nylan的文章中很多。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帶有誤導性的錯誤翻譯全都是為其“重塑”主題服務的。

《四庫全書》中湛若水的《聖學格物通》

與這些空洞無用的引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Michael Nylan在提出批判意見之時，往往缺少註釋和參考文獻。這樣就使得其提出的批判意見僅僅是個人看法，而遠非一種學術論點。例如，Michael Nylan在文章中說，“當代的一位金石學家認為翁方綱的藏品百分之八十都是偽造的。”這個說法對於翁方綱來說是極為嚴厲的批評。不過，Michael Nylan卻沒有為如此重要的論斷指明到底是哪一位當代金石學家的說法以及材料的來源，使我們無法知曉關於此事的更多情形。Michael Nylan的批評也許會對翁方綱的學術聲譽造成損害，不過實際上，晚近二百多年來翁方綱的學術水準，一直都得到極高的評價。Michael Nylan如果想要反對關於翁方綱的這些正面評價，還需要更多的可靠論據來支撐她的批判。

上面已經證明，歐陽修未曾在任城生活過。不過，確實有一位學者曾經在任城居住過多年，他，就是黃易。黃易曾親眼目睹了十八世紀下半葉時《武斑碑》和武氏祠的真實情況。當然，黃易當時既沒有數碼相機，也不可能象今天的考古報告那樣詳盡地記載當時的情形。他只是寥寥數筆勾勒圖畫，並以簡略的文言題跋的形式來記錄當時之所見。這些簡略的記錄留下了太大的闡釋空間，以致於在今天他的學術誠信受到了挑戰。

不過，學術誠信受到質疑的不僅是黃易一人而已。洪适《隸釋》中記載了比歐陽修《集古錄》更多的《武斑碑》文字，因此Michael Nylan在告訴我們洪适只是道聽途說了任城之後，她繼續質疑洪适所藏《武斑碑》拓本的真偽。Michael Nylan認為，“在趙明誠生活的時代半個世紀之後，洪适再次令人難以置信地收藏了數量更多的金石拓本。然而在洪适的時代，中國北部地區早已落入金人之手。因此在洪适《隸釋》這部後來之作中記載更多的碑文實在是一件令人驚訝之事。任城和別的地方拓自同一碑石上的拓本質量變的好了很多，確實難以解釋，特別是像洪适《隸釋》中《武斑碑》這樣的例子。”

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三點需要澄清。首先，洪适並非“令人難以置信地收藏了更多數量的金石拓本”。作為重點收藏漢碑拓片的藏家，與歐陽修和趙明誠相比，洪适只是在隸書拓本的數量上佔有優勢。其次，洪适所藏拓本很可能多是在宋室南渡以前就已經椎拓完成的。第三，從趙明誠《金石錄》所記載的情況來看，洪适所藏拓本並不一定比趙明誠所藏要“好很多”。趙明誠只是沒有在其著錄中全文抄錄碑文而已。因為如果那樣做的話，他的這部著作會比目前的篇幅多出好幾倍。但這並不意味著趙明誠手中沒有精拓。事實上，在北宋晚期，學者和收藏家們已經能夠很方便地得到精良的金石拓本。

在明確了這幾點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為何即使洪适生活在南方，從未到過漢碑集中之地的北方，也能夠獲得那麼多的拓本。洪适雖然生長和生活在南方，從未北上山東，但其居住之地在1127年宋室南渡之前一直都是宋王朝的疆域。我們可以想象，早在北宋覆亡之前，就已經有許多漢碑拓本（包括精拓）在南方藏家手中流傳。實際上，儘管北宋的都城在北方，但自東晉以來，就不斷有文化精英們帶著他們的藏品和文化，遷移到氣候和景色都更為宜人的南方，這一由北向南的遷徙模式在北宋依然繼續著。此外，北宋的許多鑑藏家本身就是南方人，例如歐陽修，他出生於南方而在北方生活多年。歐陽修的友人劉敞，書法家、鑑藏家米芾和大收藏家李公麟也都是同樣的情形。在這些人去世之前或之後，他們的收藏很可能都被帶回了其在南方的故鄉或居住地。

不僅在北宋覆亡之前南方就有人收藏碑拓，而且在易代之際，大量北方文人帶著他們的藏品逃往南方，也使得當地的文化與藝術更加繁榮。另外，儘管北宋滅亡後，南北政權割裂分治，但商品交換卻從未中斷。流動的商販將北方的碑刻拓本帶至南方出售。因此《武斑碑》和其他碑石的拓本仍然能夠為南方的學者們較方便地獲得。如果南方沒有大量古物的收藏，南宋學者薛尚功（活動於1131—1162年間）也就不可能編撰出著名的金石學著錄《歷代鐘鼎款彝器識法帖》了。

其實，當代也有不少藝術交流跨越政治隔絕的範例。1949年至1970年代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這段時期內，中美兩國之間中斷了正式的官方交流。然而，美國收藏家John Crawford （顧洛阜，19131988）和John Elliott （艾略特，19281997）卻建立起了龐大的中國書畫私人收藏。即使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也很少有人能夠與他們相抗衡。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能夠在1960年代建立起中國早期繪畫的重要收藏，也是因為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就有大量的中國早期繪畫流入了美國。南宋洪适要想獲得古代碑刻的精拓本，顯然比艾略特和顧洛阜收藏中國書畫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因為洪适生活在宋王朝的版圖之內，而且，相對於書畫作品的唯一性，一塊碑石能夠製作出許多件拓本。

總而言之，無論趙明誠還是洪适都是極為重要的金石拓本藏家和研究者，如果沒有更加有力的證據來直接證明歐陽修、趙明誠、洪适三人所藏的拓本質量高下的話，我們絕不能斷定或假設比歐陽修《集古錄》記載更多《武斑碑》文字的拓本就是重刻甚至偽造的。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拓本製作過程的複雜性和影響拓本質量的各種因素，我們就不應該輕率地質疑趙明誠和洪适的學術誠信。由於拓本製作的複雜因素，那種認為較早拓本就更為可靠的假定本身恰恰是靠不住的。因此，認為歐陽修《集古錄》所載拓本更早就更為可靠，並以此來質疑那些與之不盡相同的拓本，這樣的觀點大有問題。在拓本製作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基於上述質疑的結論或假定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還需指出的是，“漶漫”和“漫滅”這類描述殘碑銘文的詞語，並非是指這些碑文所有的文字完全不可辨識。有的時候，即使一個字的所有筆畫都殘破不全，但其基本的字型還是能夠讓經驗豐富的學者正確地識別出該字。而且，即使黃易無法辨識出他重新發現的碑石上的所有文字，他也可以將這一碑石拓本上文字的字數與洪适著錄的字數相比對。再者，不但黃易可以將一些殘字與洪适著錄中相應的記載相校勘，他還有一些別的方法來證明自己確實重新發現了《武斑碑》。例如，黃易在覺得自己重新發現了《武斑碑》之後，他製作了一件精拓本並寄給了翁方綱。儘管此時的《武斑碑》毀損嚴重，但殘存的可以釋讀的121字與洪适著錄的489字相校，已經使黃易、翁方綱和其他學人可以確信：黃易重新發現的碑石正是《武斑碑》。

武斑碑上的文字

錢大昕也提供了關於《武斑碑》碑文在十八世紀仍可釋讀的證據。當他的一位友人自山東返回並贈給他一件《武斑碑》拓本時，錢大昕在一則學術札記中寫道，雖然從拓本可以看出碑石毀損很嚴重，但是仍有不少可以辨認之字。同時，錢大昕還指出碑陰拓片中的“武斑碑”三字是六朝書風。這三字在歐陽修、趙明誠等前代學者的著錄中都未曾提及過。在同一條札記中，錢大昕還將《武斑碑》的碑文與應劭關於武氏家族的有關記載相比較。錢大昕學術札記的意思很明確：拓本無疑是拓自漢碑原石，碑陰三字系後人所加，以標明殘碑為何碑。如果錢大昕認為此碑整個為後代重刻的話，他怎麼可能不去指出這點呢？

黃易和他的拓工重新發現了許多古代碑刻並製作出拓本。這些精拓本有時比舊拓多出來不少文字。瞭解這些關於拓本的情況後，我們也就容易理解為何黃易的拓本被學者和藏家們重視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黃易那些為當時人所激賞的精拓製作得太精彩了，反而被當代的某些學者所質疑。不過，嚴謹的學術研究從來都是認可黃易的。

《武氏祠真偽之辯》目錄

概述

黃易的交遊圈

黃易的拓本

古代金石著錄

尾聲

致謝

附錄：《黃小松拓武梁祠象》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