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生命意義感在壓力知覺與幸福感間的作用機制，提升幸福感水平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進步，越來越多處於成年早期階段的個體進入大學學習。在大學階段，將學生培育成心智完好，人格健全，能夠自主獨立發展的社會人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

因此在大學生教育過程中，我們不僅要關注其智力品質、學業水平，也應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

由於學業壓力，就業壓力的影響，高校學生中不乏有焦慮感，抑鬱等情緒體驗的個體，甚至有在長久的壓力緊張狀態下，萌生自殺意念，實施自殺行為的極端個體。

研究表明，壓力是影響大學生身心健康和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為保證大學群體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為社會建設輸送優質人才，應關注大學群體的壓力狀況及幸福感水平，關注其心理健康程度。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同樣面臨著壓力環境或感受到較強的壓力時，有人就會出現適應不良，體驗到各種身心症狀，有些人卻能適應良好，至少不會引起顯著的心理健康水平的降低。

這種對壓力的不同反應，可以用各種壓力緩衝變數來解釋，諸如心理資本，心理彈性等概念，它們都可以看作是個體在面臨壓力時，幫助其拮抗壓力的直接打擊，或緩釋壓力對其心理造成的不良影響的緩衝變數。

因此，尋求積極有效的緩衝變數，鍛鍊、提升與之相應的心理品質有利於幫助個體度過危機，昇華心理健康。

綜合近年來興起的積極心理學研究，生命意義感作為一種積極的心理品質，代表個體對自我重要性與未來目標性的感知，可以用來探討其在壓力知覺與幸福感間的緩衝作用。

對於生命意義感這一概念的探討最早源於

VictorFrankl

。

Frankl

對於生命意義概念的提出是基於他自身在納粹集中營中的實際經歷。

他從集中營中倖存並從創傷經歷中恢復是得益於“對意義的嚮往”的這一信念的堅守，他認為“意義”代表了個人具體生活中的意義，如使命或任務，而對意義的嚮往就是實現這些任務或使命的意願。

同時

Frankl

強調我們不是完全條件化或決定化的，我們能對受限的環境表明立場，也就是說我們能夠決定是否屈服於當下的環境還是勇敢地面對它。

“意義嚮往”這一原則後來也成為存在主義療法的基本原則。因此

Frankl

表示心理健康的個體的基本特徵便在於對人生意義的自覺探求，而缺乏意義感會使個體體驗到“存在空虛”的感覺。

對人生意義感的實證研究在國內的相關研究雖然數量較少，但也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北大教師徐凱文

曾

對於

“時代空心病”的問題的探討及其引起的廣泛的社會反思，使人生意義感的實證研究在高校生乃至社會各領域、各層次的人群中都受到足夠重視。

基於此，本研究初步確立採用問卷調查法測量大學生的壓力知覺、幸福感與生命意義感，分析大學生在上述三變數上的得分並探討三者間的關係。

進一步明確生命意義感在壓力知覺與幸福感間的作用機制，為大學生合理應對壓力，提升幸福感水平增添建議與對策。

生命意義尋求在大學生壓力知覺與幸福感間的調節作用分析

本研究表明，在幸福感的認知維度

——生活滿意度上，意義尋求能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

意義尋求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即使面臨較高程度的壓力知覺，生活滿意度僅出現略微的下降。而意義尋求較低的個體在知覺到的壓力增大時，對生活的滿意程度顯著下滑。

同樣，意義尋求的這種緩衝作用也體現在壓力知覺對幸福感的情感維度之一

——消極情感的預測過程中。即與意義尋求較低水平者相比，高意義尋求者的壓力知覺增大時，消極情感的增加更平緩。

意義尋求對壓力的緩衝性作用在

Park

，

Baumeister

的研究中曾得到體現。透過讓不同組別被試分別列舉預期未來將要發生的壓力性事件與愉快性事件，研究者發現如果預期未來將要發生壓力性事件，個體尋求生命意義的程度會得到提升。

這可能是因為發現或探索生命意義這一舉措能夠緩衝壓力性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一項關於個人損失與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研究中，樂觀這一變數被證明具有保護性作用，在樂觀上得分較高的被試其

PTSD

得分升高的機率會更低。

因此作者推論，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更好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僅僅等同於沒有危難、痛苦、衝突和病變。

相反，它與對未來的積極預期、奮力爭取的動機、對於樂觀目標的追求是緊密連線的。這種對目標的追求，對未來的美好預期又與積極的意義尋求，是不謀而合的。

根據

Hobfoll

的資源保護理論，“感受到我正在實現我的目標”這一觀念作為資源的一種，能夠為處於壓力環境下的個體提供必要的保護與支撐。

這種對實現自身目標的認知反映了個體追尋自己生命意義感的程度。若個體正積極尋求未來的方向與目標，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他們也會較普遍地認為自己正在朝著實現人生目標的方向前進。

因此從本研究的視角來看，意義尋求並非危害幸福感的風險性因素，更像是能夠支撐個體抗擊壓力侵襲的心理資源。

Janoff-Bulman

曾在研究中提出尋求意義是應對個人經歷過的創傷的關鍵因素，尋求意義使受害者恢復了一個對可預測的、可理解的和可控制的世界的信念。

當人們受到創傷事件的侵襲時，人們透過將這一事件同化到預先存在的信仰系統中來尋求意義。與之相比，生命意義感所衡量的意義尋求更偏向個體是否在尋找人生的意義與目標，是否在尋找使人生有價值的事物或事件。

當個體不斷感知到生活中的種種壓力時，這種意義尋求透過一種積極進取而非放任逃避的方式，維護著個體已有的世界觀甚至不斷完善個體的整體化信念。

與意義尋求在壓力知覺與消極情感間發揮的緩衝性作用不同的是，前者在壓力知覺與積極情感間發揮的是風險性的調節作用。

即生命意義尋求處於較低水平時，壓力知覺的增加不會帶來顯著的積極情感的喪失；而若個體的生命意義尋求處於較高狀態時，壓力知覺的升高反而會導致積極情感的顯著的衰減。

在積極尋求生命意義的過程中本身就伴隨著相當程度的不滿足感與缺乏成就感，若再感知到較高水平的壓力，那個體的積極情感就會遭受更嚴重的侵損。

當然，意義尋求水平較低的個體，不一定就對人生充滿了滿足感與成就感。雖然他們也可能感受到人生的不完滿。

但他們沒有為此付出精力與努力而是處於一種隨遇而安、淡泊悠遠的狀態。因此即使感知到較高水平的壓力，他們的積極情緒也不會有顯著的變化。

綜上，意義尋求在幸福感的不同情感維度上發揮了性質不同的調節作用。在壓力知覺與積極情感間，意義尋求發揮了風險性作用；而在壓力知覺與消極情感間，其發揮了緩衝性作用。

意義尋求雖然能抵擋壓力對消極情感的不良影響，但卻使得積極情感在壓力的作用下變得更加脆弱，故意義尋求的保健性作用有餘而提升性作用不足。這可能是由於積極的和消極的心理過程構成不同的系統，這一問題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建議

鑑於生命意義感在壓力知覺與幸福感間的緩衝作用已在本研究中得到證實，這為如何提升或維持大學生群體的幸福感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對策。一方面，可增進啟發大學生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與領悟。

針對大學生在自我同一性

、

人格發展的連續性、成熟性和統合感，包括自我綜合和個人性格的連續性、個人同一性及社會同一性三個層面的內涵建立階段容易出現的問題。

引導他們正視自身特質與狀態，積極嘗試、檢驗以明確符合自身特點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同時引導他們樹立正確合理的人生目標及對目標的追求，協助他們逐步明晰未來的人生規劃、職業規劃，使他們感受到未來是可期許的，付出是有價值的，生命中所有經歷均有意義。

另一方面，也應適當地增加大學生在日常壓力方面的鍛鍊，開展各種壓力應對策略及心理緩解的課程與活動，提升大學生的抗壓與抗擊打能力，防範壓力對於幸福感的過度不良影響。

我們還應注意到，除生命意義感這種信念支撐外，個體的心理資本也有助於抵抗壓力，度過危機。

因此培養大學生樂觀、自信的品格，提高其對於自己有能力勝任某項任務或問題的認知程度，引導其樹立積極的挫折觀，也有利於消弭壓力對幸福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