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突發一場大暴雨，故宮城牆竟然坍塌130米，200年來未見之災害！

明清時期，全球的氣候出現了一次明顯的轉冷過程，在這歷史上被稱為“明清小冰期”，明清小冰期的時間持續了將近500年，在這500年的時間以內，尤其以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這段時期以內的氣候變化最為明顯，由於全球氣候出現了明顯的由熱轉冷的過程，所以，位於我國暖溫帶半溼潤區的北京，出現了多次特大暴雨，北京是明清兩代的都城，眾多的文人聚集在京師，這幾次特大暴雨都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記載。

我國的國土面積遼闊，按照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可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乾旱半乾旱區和青藏高寒區這三大自然區，東部季風氣候區以秦嶺—淮河為界，又可分為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800毫米等降水量線大致與秦嶺、淮河相重合，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屬於溼潤地區，而在400毫米至800毫米之間，則屬於半溼潤區，北京位於我國華北平原的北部一帶，年降水量約為600毫米，屬於暖溫帶半溼潤區，然而，北京雖然位於半溼潤區，但是在夏季的7月份和8月份卻是一年當中降水量最多的時段，且一般都是以暴雨的形式出現，為什麼位於半溼潤區的北京在夏季的時候，會經常出現暴雨呢？因為北京位於我國的東部季風氣候區，每年的夏季是冷空氣與暖空氣冷暖交匯的時刻，雨帶在我國的華北平原中部與北部一帶停留。

在明清小冰期，北京最大的一次降雨過程，莫過於明朝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那場大暴雨，這場大暴雨堪稱是百年一遇，當時的人認為這是兩百年以來未見之災害。

萬曆年間，北京一共發生了三次水災，這三次水災分別發生於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和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大暴雨發生的同時，北京在春天的時候，卻常常發生旱情，如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春季，京師大旱，萬曆皇帝與百官，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而在萬曆三十五年農曆閏六月至七月出現大暴雨之前，明朝政府也在北京組織了一次祈雨活動，所以，在大暴雨來臨之前，明朝上下毫無準備。

萬曆三十五年的農曆六月，北京的周邊地區淫雨霏霏，造成通州的運河和昌平的沙河發生氾濫，區域性地區發生水災，到了閏六月的二十四日，北京城則迎來暴雨，從白天到夜晚，雨水不斷，致使長安街積水達5尺，1尺約等於33。3釐米，明代的1尺要略短一點，大約是32釐米左右，長安街就在天安門前面，可見，當時天安門前面的積水超過了1米多深，七月初五、初六日，暴雨更為嚴重，晝夜不息，這次強降水過程導致皇城（紫禁城）以外的地區，地勢較高處，水深有一二尺，地勢低窪處，水深則有1丈多（1丈約為3。3米），由於北京是明朝的首都，京城內聚集了大量的各級政府機構，所以，七月初五、初六日的暴雨過後，京城內的各級政府機構也被水淹了，史載：“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

我們都知道，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皇帝居住和辦公的場所，排水系統非常的良好，無論發生多大的暴雨，紫禁城一般是不會有很深的積水的，但是，這一年的暴雨，卻致使紫禁城的東華門坍塌了40餘丈（這裡指的是城牆的寬度），40餘丈約為130多米，皇宮是警衛最為森嚴的地方，城牆在暴雨中竟然坍塌了130多米，可見這次暴雨造成的災害有多嚴重。

大雨停了以後，天空晴朗了三日，但是，城內的積水仍然很嚴重，正陽門、宣武門內外，積水如波濤洶湧，馬車無法通行，在有的地方，人們甚至不敢涉水步行。

北京城的這次水災之所以如此嚴重，除了不可克服的自然原因之外，還有與人為因素有關，進入到嘉靖、萬曆年間以後，明廷經常對蒙古、後金用兵，大量的財政開支被用於軍事領域，沒有多少國庫收入可以用作疏浚北京城的溝渠之用，就在七月初五日之前，工部侍郎劉元霖還建議朝廷疏浚京城內外年久失修的溝渠，但是，明朝政府並未同意，一是，當時沒有天氣預報，閏六月的暴雨雖然非常大，但是當時的大多數官員並未意識到七月初五、初六日還會迎來更大規模的暴雨，二是，當時的國庫實在是有點捉襟見肘，沒有多少開支能夠用於疏浚工程之費。

北京實際上在元朝、明朝和清朝的時候，有的年份，在雨季來臨之際，就開啟了看海模式，之所以會開啟看海模式，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自然環境的原因，北京位於我國華北平原的北部一帶，屬於暖溫帶半溼潤季風氣候區，降雨集中在夏季，且多暴雨。第二，元、明、清三代，北京都是都城，人們在京城大興土木，必然導致一些天然的溝渠受到破壞，使得天然水系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過多的雨水，再加上一些人工修築的溝渠往往失於疏浚，致使每當暴雨來臨之際，排水不暢，京城內外容易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