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寺院的地理分佈

明末清初，湘西地區寺院林立，寺院修建活動頻繁。此時矗立在湘西大地上的寺院有三種類型，

第一，明代之前修建的古剎。

這些古剎，歷史悠久，在地方上往往有較大的名望和影響力。

它們在政府、僧侶、民眾等多方力量的共同維護下才得以儲存下來。

第二，明代隆慶朝以前修建的年代較新的寺院。

這些寺院主要修建於明初的洪武年間和明中期的嘉靖年間。

第三，明末清初新建的寺院。

該時段內湘西地區新建了一大批規模較大的寺院。本章擬透過對上述三種寺院的細緻考察，揭示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寺院的地理分佈情況及特徵。

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寺院的數量統計

明清時期，湘西地方誌材料十分豐富。湘西所轄辰州、沉州、永順、靖州四府及四府所轄各縣，均有方誌史料，對所屬地方的人文、物產、歷史、風俗、建制等都有十分詳細的記載。更為難得的是，（同治）《永順府志》、（同治）《沉州府志》、（乾隆）《辰州府志》、（康熙）《靖州志》、（乾隆）《直隸靖州志》、（乾隆）《芷江縣誌》、（同治）《沉陵縣誌》等均有“寺觀”部分，對所存寺院的基本情況及興廢沿革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眾多的方誌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研究史料，同時，也存在不少篩選和使用上的難題。第一，湘西地方誌有乾隆、同治、光緒、民國等版本，各個時期方誌的體例有所差別。第二，同一歷史時期，一些府縣沒有方誌，部分府縣的方誌內容殘缺。

因此，為了儘可能全面、真實地還原湘西寺院的分佈情況，最終將史料方案制定如下：第一，乾隆版的《永順府志》、《辰州府志》、《芷江縣誌》、《黔陽縣誌》、《直隸靖州志》等方誌上收錄的寺院均是乾隆年間存在的寺院，在本選題研究時段內，故全部選取；第二，同治、光緒年間及民國所修的湘西地方誌，諸如同治《沉州府志》、《永順府志》，光緒《辰州鄉上志》、《鳳凰鄉上志》，民國《永順縣誌》等方誌上收錄的寺院，建立或重修時間具體可考且在本選題研究時段內的寺院，予以選取，作為補充。

因此，綜合歷史文獻法、圖表法、定量定性分析等方法，筆者根據上述方誌中關於佛教寺院的內容對湘西地區的寺院進行了系統的整理。並以方誌府縣為順序鑑別出各個寺院，進而加以編排統計，得出“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寺院數量統計表”。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有些寺院的名稱屢作更改，凡是此類一寺多名而沿革可以考證者，只計一所。

我們大致可以將湘西四府各廳縣的寺院數量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寺院數口大於50座的地區，這些地區是寺院分佈的極密集區，主要有直隸靖州、芷江縣、淑浦縣、沉陵縣。第二層次為寺院數口介於30到50座之間的地區，這一地區是寺院分佈的次密集區，主要有會同縣、滬溪縣、辰溪縣。

第三層次為寺院數口介於10到30座之間的地區，這一地區是寺院分佈的一般密集區，主要有黔陽縣、綏寧縣、通道縣、桑植縣。第四層次為寺院數口小於10的地區，這一地區是寺院分佈的稀疏區，主要有鳳凰廳、永綏廳、乾州廳、永順縣、保靖縣、龍山縣、麻陽縣。

明末清初湘西古剎的歷史沿革

明末清初，湘西有唐代古剎5座，有宋代古剎14座，有元代古剎3座，即普觀寺、正道寺、地福寺。上述古剎集中分佈在辰州沉陵、沉州芷江和黔陽。寺本為“錦州古剎”，宋熙寧六年遷徙至麻陽縣城西側，“錦州”今失考。

明末清初湘西新建寺院的相關情況

明末清初，尤其是明末萬曆年間、清康熙和乾隆年間，是湘西新建寺院活動的頻繁期，一大批寺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矗立在這片神奇的上地上，且以辰州沉陵縣和沉州芷江縣寺院分佈最為密集。

明末清初，湘西新建了許多寺院。其中，沉州府新建寺院28座，其中，芷江縣新建寺院19座，黔陽縣新建寺院6座，麻陽縣新建寺院3座。

靖州府新建寺院6座，都集中在直隸州。分別是崇禎年間新建的迥龍寺，康熙年間新建的玉泉寺、萬善庵，乾隆年間新建的岑映山庵、東寧山庵、玉泉寺。

辰州府新建57座，其中沉陵縣新建寺院31座，淑浦縣新建寺院8座，滬溪縣新建寺院7座，辰溪縣新建寺院7座，永綏廳新建寺院4座。永順府新建寺院10座，其中永順縣新建寺院4座，桑植縣新建寺院6座。

明清時期的發展

明末清初是湘西佛教發展的繁榮時期。本文從寺院和僧侶兩方面進行考察，並探究其原因。明末清初，湘西寺院依沉江干流分佈，主要集中在辰州沉陵、靖州會同及沉州芷江、黔陽二縣，永順府四縣及鳳凰、永綏、乾州三廳分佈稀疏。

明末清初，僧侶活動集中分佈在靖州會同、辰州沉陵及沉州芷江，波及到靖州綏寧、沉州黔陽、辰州辰溪。其他不明法系僧人的活動以沉州府芷江、黔陽二縣為中心。

湘西佛教寺院多分佈在條件優越的山間盆地、沉水及其支流縱橫而成的衝擊盆地，尤以沉陵、麻陽、淑浦等盆地最為密集。在人文因素方面，靖州會同、辰州滬溪和沉陵、沉州黔陽和芷江等地經貿發達，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文化開放程度較高，且沉陵、芷江分別是辰州、沉州兩府的政治中心，地方官員積極護法，故而寺院林立，僧侶活動頻繁。

結語

本文選取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地理分佈研究為題，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面的考慮：第一，在空間上，本文以湘西地區作為研究區域，主要是因為該地區地處偏遠，歷來是“化外之地”，封閉性較強，透過對明末清初湘西佛教地理分佈的探究，可以以個案形式呈現佛教文化在偏僻的民族地區，在相對封閉的文化單元內的傳播情況。

第二，在時間上，本文以明末清初作為研究時段，主要是因為該時段是湘西佛教最繁榮的時期。在此期間，湘西地區寺院林立，且有一大批僧侶在此駐錫弘法，他們募建寺庵，收集藏經，極大地促進了湘西佛教的發展。選取該時段進行研究，能為學術界提供一個更為清晰、更為詳細的湘西佛教的相關認知。

當前學術界對佛教的斷代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朝和唐代，鮮有關注明清時期；有關區域佛教的研究，主要聚焦於西北及湘、鄂、魯等地，鮮有關注其他地區。湘西雖然隸屬湖南，因其地處偏遠，對該地的佛教研究尚未展開。

因此，本選題既有理論意義，也有現實意義。在理論上，本選題從歷史宗教地理學角度出發，對明末清初湘西佛教的地理分佈進行研究，還原明末清初湘西佛教的地理分佈情況，並分析該地理分佈的成因，這對於深化明清時期的區域佛教研究有重要意義。在現實方面，明清時期，湘西佛教發達昌盛，佛教寺院及僧侶布及湘西大部分地區。

儘管這種繁榮景象己不復存在，但本選題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挖掘湘西地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同時由於該選題涉及偏遠民族地區的宗教文化，因此其成果對於國家制定相應的民族宗教政策也能提供參考，這也可以讓後世的我們學習得更方便，瞭解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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