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的夏天2》收官爭議不斷，京圈搖滾，與被流俗理解的五條人

一直都想寫的這篇文章，耽擱了至今動筆。

汕尾樂隊五條人第二次被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淘汰時，朋友發來資訊告訴我，仁科最後離場，放下話筒的時候，她莫名地哭了。那是一個極其戲劇的場面，爆發在坊間未經證實的暗湧稱，由主持人馬東和幾位名人嘉賓組成的超級樂迷投票團與五條人不和的傳言背景之下。

當時馬東再一次要求仁科把揣在褲袋裡的話筒拿出來，說老怕仁科把他們的話筒給帶走了。而秉承上一場馬東說仁科像揣著個手榴彈的比喻，仁科連說了幾聲OKOK後，把話筒從褲袋小心翼翼地掏出來，緩緩地，生怕驚動一般地放在舞臺地板上，然後高舉雙手、後退幾步，做出了警匪片中的投降姿勢，完成了一次對綜藝舞臺的“繳械不殺”。

至於現場的反應到底是如畫面一般全場沸騰還是如傳言一般尷尬冷場、需要剪輯師後期從別處移花接木過來一些歡呼，如今大概難以考據，但此後五條人“亡命之徒”的別號開始在網上流傳。

種種關於二者矛盾的傳言，似乎從最開始無可避免，從他們遵循自己對舞臺的感覺改了表演歌曲開始。兩個不羈放縱的藝術家在商業比賽舞臺上一番大鬧天宮，依照最簡單的故事公式，觀眾可以將之解讀為藝術與商業的矛盾、自由與規範的矛盾、高尚與庸俗的矛盾，但觀眾常常忘記，這樣的情節常常也是最典型、最主流、最被喜聞樂見、因而最流俗的。

問題出在哪裡？

簡單典型的故事和矛盾由豐富情節串聯，是真人秀最耳熟能詳的配方。於是矛盾的傳言從第一集存活到現在，就如同所有中國的真人秀一樣，場外的Drama永遠比場內精彩！

觀眾從嘉賓的隻言片語、淺笑蹙眉之間尋找蛛絲馬跡，從各方參與者的微博發言裡尋找弦外之音，從聲稱現場觀眾的網路爆料中尋找實證支援，傳言中有人憤然離席，有人反唇相譏，有人撒了飲料，總之是一幅針鋒相對的熱鬧場面，但你我都知道這些統統上不了檯面，最終播出的版本中不見蹤影，未被證實也未被證偽。

但我以為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改編歌曲不是問題的關鍵，大眾想象中藝術與商業的矛盾也不是問題的關鍵。

如果矛盾真的存在的話，我想矛盾的種子是在第一集最後的點評就已經種下了。

從超級樂迷張亞東說五條人這樣的樂隊魅力在於他們的歌詞時，問題就出現了，並且一再地出現。

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五條人登場時這支成名多年的樂隊彷彿不被在場的其他樂隊所耳聞過；五條人在表演結束後的採訪中，憑藉魅力和氣質贏得滿場笑聲時，超級樂迷大張偉說應該聊完天再投票，結果便會不一樣；在《樂隊我做東》中，刺蝟樂隊鼓手石璐說自己特別喜歡五條人，並且迅速補充了一句“除了音樂啊”。

馬東在訪談節目中兩次追問仁科，你知道《南方週末》給你頒發的年度音樂獎是因為你的歌詞嗎？

問題就在這裡。當這些節目引導者乃至一些觀眾在欣賞甚至消費五條人改歌、對答令人捧腹引起的話題性、乃至推崇他們的行為模式充滿搖滾精神時，與此同時卻無法感知五條人的音樂之美。

所以誇獎他們的歌詞，誇獎他們的作風，所有的重點用石璐的話以一言蔽之：

除了音樂啊

。

五條人的音樂沒有所謂音樂性，這成了掌握節目話語權的權威人士透過節目的隻言片語構建出來的一個共識，再傳遞給受眾。

而這恰恰印證了我此前一直以來的感覺：以北方語系生態圈為成長背景的一部分京圈音樂人和樂評人、音樂工業專業人士，他們聽東部、南部音樂的時候一向都會出問題 。

這套審美對華語獨立音樂的理解，無法跳脫兩個範疇：燥起來的北方老直男掏心掏肺系搖滾、民謠和略顯高階的京味洋京濱英語西洋風格作品。

這幾乎可以涵蓋大部分如今中國獨立音樂界的樂隊了。

當然，上述兩種風格其實也不乏佳作，但問題在於至少從節目上來看，這些在獨立音樂界佔據話語權的人，一聽別的東西，鑑賞與審美力就失靈了，缺乏對各種多母音樂的感受力，眼界很窄，還愛看不起別的地方。

回溯到這幾十年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也與幾個地區的文化輸出、輸入有關，背後就涉及到很微妙的自卑、自矜和自傲，當中的社會心理沉積已久。

往遠處溯源，2003年，《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筆、東北人王小峰一篇討論Beyond的評一石激起千層浪，他以撒了一點人文佐料的心靈雞湯評價Beyond，認為“Beyond的音樂談不上有多出眾、用口水歌的旋律來表達他們的一些想法”等。

引出來自粵港樂評人廖偉棠、張曉舟等的接連筆戰反擊，幾個回合你來我往，可算一次經典的南北音樂鑑賞大戰。

特別對於南方、港臺土壤中的獨立音樂多樣化到什麼程度，這類音樂行業人士、樂迷並不瞭解，早幾年一律以甜膩、流行、小清新等標籤之，並以此產生優越感。

近年草東沒有派對、老王、告五人這類臺灣樂隊在大陸的走紅，則被一些人解讀為是受到北方樂隊影響——像北方。

早年認識一名朋友，聽了My Little Airport的現場，回來說，難聽，跑調。是的，他對於My Little Airport的理解，就是港臺小清新，而這種解讀方式，倘若你留意一些討論獨立音樂的華語平臺，會發現很具有代表性。

My Little Airport的現場唱法本身，與其整個音樂和舞臺的理念早已融為一體，形成一種獨特的理念，而沒有耳朵的人，只能聽到小清新。

一如《樂隊的夏天》一些嘉賓一樣，這位朋友聽的音樂並不少，也終日混跡外國音樂節，接觸最前衛的西方獨立音樂，也能夠對最前沿的技術頂禮膜拜，但當回溯與自身文化相對更接近的文化土壤產生的音樂時，卻突然就只能以一個扁平、簡單的概念來囊括了。

將五條人的音樂簡化為方言樂隊，並且定位其最大的魅力為歌詞，同樣也是一種扁平化。

在主流敘事中常常發生的是，當一個表演單位被貼上方言或者「方文化」色之後，他們的作品只能是充滿地方風情的、從地方出發的。

我的一位朋友是這樣總結主流定位中更廣義的民族特色藝術：

服務於主流敘事，把自己定位在少數民族，美化當地民俗風情的一類創作。

我們好山好水好姑娘，我們用寶貴的方言來歌頌這一切，但與真實的當地無關，像一個刻意造出的民俗村。我們最經常看到這類創作的平臺，常常是春節聯歡晚會。

問題意識更強烈一些的方言樂隊，則會被定位為對映當地的生活，探討當地的問題。

五條人和Haya樂隊通常都被歸入這一類。因而自然而然的，歌詞就成了這些掌握主流話語權者所認為的他們音樂中最重要的東西。

然而無論是把五條人定義為哪種方言樂隊，這種類似審視春晚民族小品的獵奇角度，已經足夠讓人不適。方言樂隊這個定義本身就充滿了本位視角，足以勾起類似殖民者的凝視或者普通話霸權之類的詞彙聯想。

你說什麼叫方言樂隊呢？換個角度想象一下，對於一個潮汕人來說，聽北京樂隊才覺得是方言樂隊呢。

於是你會把一支使用著北京話唱歌的北京樂隊定義為方言樂隊，並且期待他的音樂就只關注北京，而且最大的魅力在於體現地方特色的歌詞嗎？不會的。但如果換一個地方，換一個敘述視角，再加一點當地的音樂元素應用，大眾就會自然而然以這樣侷限的視角去理解一個創作單位了。

社會讓你預設地界定了主體與客體，不自覺地套用這套框架，站在主流的角度去觀看他者。

無論是上一屆《樂隊的夏天》的九連真人、黑撒，還是本屆的五條人、Haya，都被塞入這樣的客體框架之中，他們的存在可以豐富節目的多樣性，但他們同時又因異域而被邊緣化。

當你把他們套入地方樂隊的框架中，那所有的欣賞與被欣賞都會極度有限。即便五條人的歌詞被視為他們的最大魅力，對他們最多的解讀還是廣東草根，儘管他們早已開始關注一些社會的、普世的、乃至形而上的問題，如同詩一般。

從陳炯明寫到彭湃，從小販城管寫到烏坎，從農村寫到城市，從愛情寫到愛情。同樣的，在這些地方樂隊的作品中出現了聽眾不熟悉的音樂元素時，對方會自然而然地把那些當作地方特色。

於是這又回到了節目話裡話外暗示的五條人缺乏音樂性的問題。

綜藝節目觀眾未必個個一上來就耳朵開闊，聽得出各種音樂層次，你總會期待節目會稍微有些解析引導。

但並沒有，節目從專業嘉賓到負責專業背景介紹的短片，都沒有嘗試幫助觀眾去理解五條人的音樂。整個節目中幾乎唯一有專業人士表現出對五條人音樂性本身的肯定，來自一則花絮。

是坐在第二現場的木馬主唱謝強：從五條人第一場演出的開頭開始，他就源源不斷地讚不絕口，“這是音樂，你感覺它是有老的東西在裡面，但是它是新的，這種音樂是不可複製的。”

哪怕節目到了這個階段，五條人的人氣已經成了“民意”定局，你依然常常看到他們的樂迷們需要在公共平臺上去科普，去為他們的音樂性背書。

實驗與先鋒同樣是探討他們音樂性時樂迷提到的關鍵詞。

《秧歌舞》就是一個方言民謠後的放克節奏，《地球儀》是迷幻搖滾，《龍哥有真愛》有點衝浪搖滾的風味，《我的頭髮就是這樣被吹亂的啊》《踏架腳車牽條豬》如果沒有唱，就是一首完整的器樂搖滾作品，《阿虎》就更奇怪，貝斯前置，但玩的卻是噪音搖滾，中間一段甚至有點無浪潮。

一位樂迷在豆瓣這樣寫道，

“……總之，他們的思路跟喜劇搖滾略有相似（想到一出是一出），但唯一可以包進去的也只有實驗搖滾了。”

B站平臺上的評論影片《德國樂迷看樂夏》，幾名中國、德國的專業樂手五條人讓他們聯想起一些俄羅斯民謠，又含有世界因素，最新的表演更是無法評判到包羅永珍。

樂評人、五條人的伯樂張曉舟甚至不同意《南方週末》的頒獎詞對他們的定義——一個原汁原味的鄉野中國。

他認為五條人既不城市又不鄉野，也不能因為這幾個曾經的打口販子唱了方言母語就覺得他們原汁原味了。

他記錄過這樣一件事，陳昇曾跑去問張曉舟，他們的音樂為什麼要這麼貧窮呢？說的是美學上的貧窮，《曹操你別怕》只有一個和絃，《抄電錶》只有兩個和絃，這是二流子民謠加半吊子朋克。

這正是五條人的有趣之處：他們打破了編曲和和聲的套路，用簡單的配器，以扁擔加菜刀的方式攻城掠寨，在中國樂壇，幾乎沒聽過像五條人這樣的唱片，充斥著如此嘈雜的叫嚷，吵架，罵娘，自言自語，聊天，充斥著如此神叨叨的鳥語。

張曉舟這樣寫道。

既然民謠往往容易養成美學惰性，那麼不妨冒著犧牲民謠固有音樂屬性的危險來拓寬民謠的張力，，但像《抄電錶》這樣自言自語，《大會》這樣囉裡囉嗦直接模仿領導開會，單獨聽確實缺乏音樂性。

但放在專輯卻增加了整體的戲劇性，《一些風景》這張專輯看起來有些囉嗦，它溢位了民謠，甚至溢位了音樂，而這溢位的部分是生活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到這裡，發現甚至連張曉舟也點評了他們至少有些歌曲缺乏音樂性，但這種缺乏卻是一種“溢位”。

在某種層面上，五條人的創作除了被定義為音樂，我想大概甚至更能稱得上是一種聲音藝術，或聲音實驗。這是一群在宇宙各處拾起聲音來搞創作的人，吃得雜亂最後反芻，追求必然不是悅耳，最終成為某種你難以理解的模樣。

掌握節目話語權的人，並非無法理解實驗音樂，比賽中同樣有很多在技術層面接近西方實驗型別的作品受到他們的認可。

只是一旦脫離這種型別，跳脫出仿製歐美先鋒實驗技術形式的京圈搖滾樂主流制式的作品，似乎就無法被理解，似乎就全部只能被定義為民謠。

我們在音樂上的視角和在歷史、政治上一樣，自我的確立中心，向外輻射，獵奇的解讀他人行為對中心的意義。

這是一成不變的。

仁科放話筒那個片段，我看了三次之後，終於明白朋友為什麼會哭。

那大可是一個故事的結尾，一場自由創作對資本建制的漂亮而有點悽美的宣言，很多人希望故事停留在這裡，當時網上有不少呼聲希望五條人就此退賽。

這是典型故事配方的典型結局，創作與商業對立，創作最終轉身離去，並以它的離開給了商業一個響亮的巴掌。

但五條人並沒有這樣離去，反而是以更戲謔的姿態重回舞臺，繼續留在這個舞臺：錯過的明星賽、改編賽，他們要一次過演回來，評委崇尚複雜編曲，喜歡有英文的歌，他們就都加上。

再加上近乎中場休息拖了很長時間全場大合唱嗚呼呼，足足八分鐘的超長表演，他們最終制造出一隻色彩斑斕的巨大古怪生物，讓它在錄影棚裡奔騰。

怎麼會退賽呢，先莫說潮汕人有多喜歡賺錢，所謂的創作與謀生、資本的對立，通常都被大眾想像極端化和浪漫化了。

就如五條人在採訪中所說，音樂不需要向商業妥協呀。然後還特別平等地補充一句，商業也不需要向我們音樂妥協。如果合作不了了，那就再不合作唄。

把手榴彈再拾起來，把遊戲繼續玩下去，就是被改變了嗎？哪有那麼容易。至少手裡還有一個武器，大不了，扔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