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無道，誅暴秦”：秦朝為什麼滅亡得那麼快？

顧炎武《日知錄·週末風俗》說春秋人還講究尊禮重信，征伐有名，崇尚文明禮儀；戰國人則純以權謀詐力，盟約無效，朝秦暮楚，背信棄義。

這時候追求短期利益，變法圖強乃是當務之急。所以商鞅先後用帝道和王道來遊說秦孝公，皆不為所動，直到第三次用霸道進言，孝公才欣然採納。帝道、王道追求的是長遠，霸道追求的是快速見效，因此商鞅感嘆說：“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商君或許已經明白，用霸道可以兼併天下，卻難以保有社稷，這是秦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秦朝以暴制暴，以野蠻制服野蠻，以虎狼吞食狐狸，並從最壞的風俗裡打造出了一個君主專制的帝國。

秦朝將權謀詐力推向頂峰

秦國素有虎狼之國的稱呼，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有一次秦國發生大饑荒，範睢請求秦昭襄王發糧倉以賑饑民，秦王卻厚顏無恥地說：“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他認為寧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能亂了秦法，甚至毫無底線地說：“生而亂，不如死而治”——這就是秦國統治的原則。

秦國崇尚霸道，講究權謀，最終每個人都會成為被殘害的物件。因為每個人的利益都是不一樣的，彼此之間存在衝突和矛盾。不講究秩序、規範和仁義，只崇拜強權，講究勝者為王，最後會落到“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的局面，大家都不得善終。

秦國把這種權謀詐力推向了頂端，並期望用強權來壓服一切，結果適得其反。因此，胡亥殺了扶蘇，李斯殺了蒙恬，趙高殺了李斯和胡亥，而後趙高又被子嬰殺害，子嬰的時候秦國就被天下人屠滅了。

被無恥文人美化過的歷史劇

秦朝為什麼最終亡於匹夫之手？

秦孝公與商鞅以“強國”為最高目標，一切都要圍繞它去運作。權力集中於君主，把民編制為什五，實行連坐；明確尊卑等級，有功於國者才能享受尊榮，沒有功勞的，雖貴為宗室也不得為屬籍。對內立法度，務耕積，修守戰之備，對外以連橫以鬥諸侯，最終從魏國手裡奪回西河之地。

孝公死後，惠武二王沿襲不改，用是否有利於“強國”來衡量每個公民的價值。故而人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遂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收要害之郡，諸侯震恐，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國力日強，遂能掃滅六國，威振四海。是時，國力極盛，就如已經拉緊的弓，應當改弦更張。天下已定，當與民休息，但他卻依然用舊制度和強權來壓榨人民。

秦國統治者不知道，法家的君主專制是在肉弱強食的時代，以暴制暴、以野蠻克服野蠻的手段，卻不是維持文明社會運轉的辦法。為了消滅敵國，百姓犧牲自我來為國家服務。等到敵國滅盡之後，百姓就會發覺，這種國家機器不僅壓迫敵國，而且還在壓迫著自己。諸侯之間的戰爭，最終演變成了秦國和天下人之間的戰爭。

形勢早就已經變化了，政策卻依然是原來那套，匹夫匹夫怎麼能不群起而攻之？所以賈誼在《過秦論》裡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勸漢文帝恢復秩序、重建風俗

秦朝統治者只知取天下卻不知如何治天下

劉邦跟秦皇一樣，不講仁義，專門以詐力取天下，可為什麼劉邦能夠守住天下而不失呢？

劉邦曾罵儒生陸賈：“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說：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劉邦慚愧失色，說：“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於是陸賈就為他寫作了《新語》一書，告訴他取天下與守天下的方法不同，不能不做出變通。以權謀詐力得之，不能再以權謀詐力守之，而是要靠文明和制度。

賈誼繼承了陸賈的思想，他說：“夫兼併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並且曾勸漢文帝“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形成了“王霸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以霸道取之，以王道守之。

秦國兼併天下後，如果能夠休養生息，愛惜民力，何愁不能守社稷？但是始皇“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先詐力而後仁義”。他不知道權謀欺詐是用來對付敵人的，不是用來對付人民的。所以賈誼說：“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與守之者無異也。”天下一統後，既然秦國仍把人民當作六國的仇敵來對待，日防夜防，處處壓榨，人民自然也就要奮起反抗了。

因此，陳勝一揭竿，六國之民就雲起響應；而秦國的百姓為國家付出太多，卻看不到希望，所以章邯率領三軍之士東征，卻拖延在外，以謀其上，這說明秦國人自己也離心離德了。

“天下苦秦久矣”

秦人為國家付出太多卻沒有得到回報

孝公與商鞅用名爵來誘惑人民為國效力，同時又用刑罰來威嚇百姓。商鞅治國不像百里奚那樣追求“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而是反其道而行，商君“相秦不以百姓為事”，只是為了實現孝公的強國稱霸美夢，自己順便也能得享尊榮，割一塊商、於之地。

所以商鞅教導孝公搞專制，說什麼：“治國之道，首在弱民。”只有百姓弱小了，孝公的政權才能強大；為了防止“家有餘食，則逸於歲”的現象，他強迫百姓去墾草開荒，卻又重稅納糧，使其生活水平在溫飽線上徘徊；不去教化百姓，而是要他們聽從法令；此外，他又說“重賞輕刑，民不愛上；重刑輕賞，則民愛上”，大膽地把百姓的尊嚴踩在腳底下蹂躪。

後來，李斯更是勸秦始皇“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更不用說“以今非今”了。

盧生侍奉始皇多日，他與候生私下議論說始皇功高自大，驕縱傲慢，權力慾極旺盛，“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說始皇“貪於權勢”。而且專用獄吏，不用博士。“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說明上至公卿貴族，下至市井小民，在秦國吞併天下後都沒有得到更多的權利，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把天下大權全部壟斷在自己的手中。

百姓沒有等來安居樂業的生活，反而要被阿房宮、長城、秦皇陵等徭役所苦。秦人這才明白，所謂的為國效力原來只是為了滿足獨夫的權力慾

秦‍二世錯失了改革的最後機會

秦帝國奉行的是中央高度壟斷的所有制，朝廷壟斷鹽鐵行業，用黔首自實田制來兼併土地，只顧及中央統治階層的私有利益，剝奪百姓的權利。在這種貴族壟斷私有制的基礎上，就需要用暴力的國家機器來進行防衛。在上層建築上架起了郡縣制和各種嚴刑苛法，用以鎮壓失去權利的百姓。

此外，秦國沒把農民分散地束縛在土地上，反而興建各種土木工程，使得陳勝、吳廣等人無法繼續“傭耕”，他們被驅離田地，集中起來調撥到各處，使全國的勞動力人口得到集中，為造反提供了條件。這些都是急需改革的問題，始皇都沒有觸及到。

《君主論》說：“加害於人一定要一次性完成，給人恩惠應該一點一點來，這樣人們更感受到恩惠的好處。”秦始皇不知道施恩惠，而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等到他死後，二世新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此時，二世只要一點一點地給予百姓恩惠，也不至於那麼快就滅亡。

賈誼認為如果二世君臣能夠進行改革，在上層，封賞功臣使其不離心；在下層，大赦天下，遣散罪犯還鄉，開國庫、散財幣以救振貧民，“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這樣人人就不再陷入那無窮無盡的為國付出的深淵裡，能夠感受到生民之樂，享有自由。

可是，秦二世偏偏變本加厲，他不對百姓施捨仁義和恩惠，而是繼續賦斂無度，造成天下多事的局面。天下多事，則奸偽並起，人心浮躁而思亂。又有嚴刑苛法在後，蒙罪者眾，因此陳勝才發出說：“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的感嘆。

因此，秦二世始終不知道“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的道理。非得弄得人人自危，最終自己也不免於被殺戮。

諸侯滅秦

社會風俗敗壞對秦國滅亡的影響

秦國把戰國時代的以暴制暴推向頂端，可是在暴力的物件消滅之後，暴力依然在持續。被戰國詐力破壞的秩序在秦國的大一統下得到了恢復，可是風俗卻沒有修復過來。秦國崇尚的不是文明禮儀，而依然是強權暴力。

劉良曾告誡商鞅說：“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秦國風俗本就野蠻，秦人家庭富裕，子女就分家，家庭貧困，他們就出贅。借父親的鋤頭還有德色，母親來取掃把反而要被唾罵。“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譏”，個個都是勢利眼。商鞅變法後，更是“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誰強則依附誰，他們只畏懼強者，而抽刀向更弱者。

這導致強權壓迫了一切，所以很少聽到反對的聲音，而君主也容不下這些聲音。當始皇與二世錯失守天下之法後，居然沒有幾個不怕殺頭的忠臣義士敢直言進諫，滿朝皆是預設指鹿為馬的無能之輩。所以盧生批評說：“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傲，下懾伏謾欺以取容。”賈誼也說：“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

因此，二世受矇蔽而不知，還真以為“關東盜毋能為也”，結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