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唐王朝帝陵制度的變化及原因，感受其背後的王朝興衰

宋陵與唐陵的制度有何不同

作為一個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崇敬又著迷的人，我常常慶幸自己生活在這擁有

“金池湯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國”

美譽的

關中平原。

這片厚重的黃土地，承載著民族厚重的歷史。周秦漢唐的雄風，刮過三千年的歲月，至今讓人熱血沸騰；久遠而燦爛的文明之樹，在黃土地上生根發芽，蔥籠了廣袤而祥和的九州大地。

關中自古帝王都。

王朝的更替，滄海桑田，留下的歷史印跡，卻也數不勝數，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分佈在渭北臺塬上星羅棋佈的帝王陵墓。

正如民間那句俗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

中國古代四百多位皇帝中，有七十多位的陵墓屹立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向後人訴說著那些動人的歷史瞬間。

而在這些眾多的帝陵中，大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更能彰顯那一時代歷史的風雲變化和王朝的榮辱興衰。

讓我們沿著歷史的足跡，透過唐王朝帝陵的特色變化，去感受唐王朝的榮辱興衰。

一、唐王朝帝陵形制的幾點變化

在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隋朝政權分崩離析之際，太原留守李淵抓住了歷史機遇，待時而動，於公元618年稱帝建唐。從南北朝動盪中走來的隋朝雖然短命而亡，但其重新實現的大一統局面，在唐王朝的開拓下，得以鞏固和發展。

中國古代人有著生死如一的觀念，人們不但經營著眼前的功名利祿，也常常為百年後的歸宿做著準備。

對於尋常百姓而言，他們往往毫不忌諱在世時就為自己打造過世後所需的棺木，甚至以早日準備為榮。而對那些封建帝王來說，在費盡心機延年益壽的同時，又著手修建去世後能夠繼續享受以往權利的陵墓。就像那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煉製長生不老丹藥、又派徐福渡海尋仙的同時，徵發三十萬勞工修建他的驪山陵墓。

唐王朝的皇帝們，依然如此。

不同的是，唐王朝的帝陵在形制上與以往秦漢時期的帝陵有了很大變化。

1. “以山為陵”為主，“壘土為陵”為輔，兩者相結合的形制的確立

一種制度的演進，總是離不開舊的痕跡的影響。大唐王朝的帝陵，在承襲著秦漢時期“壘土為陵”的特點中，又開創了“以山為陵”的新形制。

首先，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中，有四座承襲的是長期以來“壘土為陵”的方式，猶如金字塔的形狀。

當我們走近高祖李淵的獻陵、敬宗李湛的莊陵、武宗李炎的端陵以及僖宗李儇的靖陵，我們會發現，這四座帝陵，無一例外地採用了傳統的埋葬方式。

以高祖李淵的獻陵來看，作為唐王朝開國皇帝的陵墓，其建造嚴格仿照秦漢的帝陵形制而進行。陵墓建於公元635年，貞觀九年。太宗李世民感念父親李淵在“玄武門之變”中的深明大義，為了進自己的孝道，在參照漢高祖劉邦的長陵和光武帝劉秀原陵的基礎上，修建了父親李淵的獻陵。

考古發現，不但獻陵的陵園呈現方形，而且陵墓的封土底部輪廓也是方形，形狀如倒立的覆鬥。與埃及金字塔略為不同的是，獻陵頂部是平的，而金字塔則是尖的。

唐王朝後期的莊陵、端陵及靖陵，採取的都是這樣的方式，在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中，它們既代表了對傳統的繼承，又在這眾多的陵墓中顯得與眾不同。

其次，唐王朝的十八座帝陵中，另外十四座則都是“以山為陵”，氣勢恢宏。

開創“以山為陵”形制的，是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昭陵位於今天陝西省的禮泉縣境內，依九嵕山而建，陵園整體周長竟有60千米之長，總面積達30萬畝左右之廣。李世民的陵寢位於九嵕山主峰，大有居高臨下，繼續蔑視一切的雄渾與霸氣。

而在“以山為陵”的唐王朝帝陵中，最具特色的當屬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乾陵。

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夫妻皇帝合葬陵，乾陵依今天陝西省乾縣境內的梁山而建。因地制宜、巧奪天工，其雄渾壯闊之勢不亞於李世民的昭陵。站在乾陵主峰頂上，遊人倍生追古思今的感慨。

以昭陵和乾陵為代表的十四座唐朝帝王陵，以山為陵，佔盡天機，時至今日，由點到線，一字排列在關中平原的北部，就像是一部部厚重的史書，等待著後人去憑弔，去追思。

2. 王公大臣陪葬墓的制度化

在講究“天人感應”、“視死如生”的古代社會，統治者總是會想盡辦法，將活著時的榮耀帶進死後的世界去。

大唐王朝的許多帝陵，並不是皇帝一個人的孤單守望，很多帝陵都有多多少少、數量不等的陪葬墓。

這些陪葬墓的主人，大多是當朝皇帝在位時地位顯赫、功勳卓著的王公貴族、文臣武將。帝陵與陪葬墓相得益彰的組合，延續著君臣之間曾有的血肉相連的關係。

大唐王朝陪葬帝陵的制度，始於高祖李淵的獻陵。

李世民為父親李淵建造獻陵時仿照漢代將相死後陪葬帝陵的做法，奠定了唐王朝王公大臣陪葬帝陵的制度。

在《賜功臣密戚墓地東園秘器詔》中，有一段關於李世民對這一制度的規定：“自今以後，（功臣）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葬地，並給東園秘器，務從優厚，庶敦追遠之義，以申罔極之懷。”

正是因此，唐王朝帝陵陪葬制度得以確立。

從高祖李淵的獻陵開始，到李世民自己的昭陵，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以致後世的一系列唐朝帝陵，都有著為數眾多的陪葬墓。

正如李世民的昭陵，以帝陵為中心，周圍分佈著包括魏徵、房玄齡、程咬金、尉遲敬德等人在內的龐大的陪葬墓群；也如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乾陵，分佈著章懷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以及中書令薛元超等一大批王候將相的陪葬墓。

星羅棋佈的陪葬墓，將一個時代政治的風雲變幻定格成永恆的畫面，等待著世人去開啟沉封的記憶。

二、 唐王朝陵制變化的原因分析

當我們走近唐陵，追憶往事的時候，常常在內心會不由自主地發問，唐朝帝陵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1. “以山為陵”形制的原因

首先，受到歷史因素的制約。

關中自古帝王都，作為周秦漢唐等一系列朝代的京畿所在地，按照先來後到做原則，以秦都咸陽和漢代長安城為中心，歷朝歷代的皇帝陵在渭河北岸的高地上，由近及遠，漸次分佈。

距離現今咸陽和西安最近的渭河北岸的高地上，以五座帝陵為主的漢朝，早已佔儘先機，由西向東，分佈著武帝劉徹的茂陵、成帝劉驁的延陵、高祖劉邦的長陵以及景帝劉啟的陽陵等一系列漢朝陵墓。

因此，唐王朝的帝陵，在選址上，只能往離京城更遠的渭河以北的更高地帶延伸。

其次，受到地理條件的制約。

相比較漢代帝陵以塬為主的地理條件，唐王朝帝陵分佈的地區，介於關中平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更多地以山地為主。這樣的地理條件，對唐王朝的帝陵來說，既是迫不得已面臨的侷限，又是得天獨厚的優勢。

唐王朝的風水家們和建築設計大師，因地制宜地開創了“以山為陵”的新形制。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分佈於渭河北邊更高處的唐朝帝陵，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比漢朝更輝煌更震撼人心的成果和胸襟。

第三，彰顯皇權至高無上地位的需要。

“以山為陵”的建造形制，更能凸顯封建王權的至高無上和大唐帝國的強盛。人們登臨高山，更能產生天高任鳥飛的激情，更能升騰起氣吞萬里、指點江山的豪情。

正如杜甫在《望嶽》詩中所寫的一樣：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所以，唐王朝“以山為陵”的形制，反而化腐朽為神奇，把那個朝氣蓬勃、自信樂觀、昂揚進取的時代風貌，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即使今天，我們登臨憑弔，豪邁之情也會油然而生。

2. 王公大臣陪葬制度化的原因

首先，為了再現皇帝在世時的榮耀。

當我們翻閱史書時不難發現，大凡擁有大量王公大臣陪葬墓的唐朝皇帝，都有足以傲視一切的豐功偉績。

促使王公大臣陪葬制度化的獻陵，其主角高祖李淵，在亂世中抓住機會，改朝換代，開創了大唐這一新的統一的封建王朝；而擁有大量王候將相陪葬墓的昭陵，其主角太宗李世民沿著父輩的足跡，南征北戰、東征西討、開疆拓土、臣服四夷，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宏圖；同樣擁有大量陪葬墓的乾陵，其主角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依然能夠推陳出新，把大一統的事業推向前進。

所以，王公大臣陪葬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是體現皇帝豐功偉績的需要，是再現榮耀的需要。

其次，為了籠絡人心，凝聚統治集團的力量，維護統治。

從唐高祖李淵獻陵開始的王公大臣陪葬帝陵制度，是為了體現君臣之間血濃於水的關係，是維繫君臣之間上下一心的紐帶。

不是誰都能有幸陪葬帝陵的。只有那些功勳卓著、地位顯赫的王公大臣，才能享受這樣的榮耀。凡是有幸進入陵園陪葬的大臣，都會享受隆重的待遇，根據功勞大小可以選擇適當的墓地，一切喪葬費用皆由朝廷統一劃撥。

因而，唐朝的大臣皆以陪葬為榮；因而，陪葬制度凝聚了人心，對唐朝前期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帝陵背後的王朝興衰史

綜觀唐王朝十八座帝陵的形制及其陪葬墓的多少，我們很容易看到，這些形制不同、規模不一、陪葬墓多少不同的帝陵，更像是唐王朝榮辱興衰的一面面鏡子。

1. 帝陵背後的盛世

從高祖李淵的獻陵到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再到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的乾陵，它們陪葬墓眾多，大多氣勢恢宏，彰顯的是大唐王朝從發家到強國的那段輝煌史。

還是那個名垂青史的唐太宗，還是那座巍然屹立的昭陵，還是那個讓人魂牽夢繞的貞觀盛世。在它的背後，是無數王候將相的努力。比如那個敢於直諫的魏徵，為了大唐王朝的繁榮，積勞成疾，死後陪葬昭陵，且離帝陵的玄宮最近。

唐太宗在他病逝後曾飽含深情、痛心疾首地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從高祖到太宗，及至武則天時期，大唐王朝的發展如日中天。政治上，制度創新，統治清明；經濟上，技術進步，物產豐饒；文化上，科舉完善，人才輩出，詩歌繁榮；民族關係上，四海臣服，和同一家；疆域上，北出塞外、南控交趾、西出陽關、東臨大海，空前廣闊。

而這樣的盛世，也定格在 大唐王朝前期那些氣勢恢宏的帝陵中。透過它們，我們感受到的是豪邁奔放，是激情四射。

2. 帝陵背後的衰局

盛極而衰，亙古不變的真理，大唐王朝也難逃這樣的命運。

唐王朝中後期帝陵的落寞與蕭條，和這樣的命運轉折不無關係。

實際上，早在中宗李顯時，朝中已有韋武之禍，到了玄宗李隆基時，一方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開元盛世，另一方面卻又是接踵而來的“安史之亂”。以致玄宗死後，其泰陵倍顯淒涼孤寂，陵園陪葬的王公大臣僅有與之患難的宦官高力士一人。

安史之亂歷經八載，雖然得以平定，然而大唐王朝再也無法恢復到昔日的盛況。自中期以來，政治上，藩鎮割據，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經濟上，農工商萎縮，苛捐雜稅阻礙民眾的熱情；民族關係上，契丹、吐蕃的侵擾此起彼伏；疆域上，支離破碎，風雨飄搖。大唐王朝最終在一次次的農民起義下，在藩鎮割據的制衡局面被打破的情況下，走向了滅亡。

反觀後期的唐王朝帝陵，陵墓之規模日漸縮小，陪葬大臣墓葬甚至全無。

令人深感意外的考古發現是，唐朝最後的皇帝禧宗李儇的靖陵，其墓室的石棺床，竟是用陪葬乾陵的唐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和左僕射楊再思的墓碑做成的，其窘迫之境況，令人尷尬。

總結：

屹立在關中平原北部這些唐王朝的帝陵，恰如厚重的史書，也似歷史的鏡子，它們吸引著千千萬萬的後來人，去憑弔，去追憶。

它給愛好那段歷史的人們，有一個瞭解唐王朝帝陵形制變化的表現和原因的平臺，並透過這些平臺，去感知那段歷史的滄桑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