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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文化系列：作為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為何有很強的傳播能力？

由澎湃新聞客戶端發表于運動2023-01-07

簡介宋代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演義作品卻不如後世歷史一旦被塵封，後人對它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觀色彩

三國演義的主編是誰

三國文化系列：作為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為何有很強的傳播能力？原創鷹眼荷魯斯歷史心發現

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並不算短，大一統更像是近現代人想象出來的構建物。因為當一個大一統王朝剛建立時，新生的政權往往沒有統一天下。而等到這個王朝的日落西山，地方上便會出現傾向分裂的割據勢力。甚至在邊疆地帶出現強梁之外寇建立獨立政權。如果再算上那些大分裂大動盪時期，那麼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其實比較長，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著一個不易察覺的小南北朝局面。

雖然分裂的時間並不短，但在中外，我國知名度最高的軍事史和分裂時代是三國時代。其實仁義之君，傾城美人，忠勇武將，謀臣這些原型人物，在各種歷史演義中大量重複，這些人物總是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出現在其他演義小說裡，但為什麼偏偏是三國演義最為流行呢？

三國曆史的特殊性因素

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歷史上比較少見，並且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通常來說，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大致分為一下幾種：

春秋戰國時代這種大分裂時代；

南北朝分裂這種胡漢對峙；

五代十國和五胡十六國這種，南北一方區域性統一，另一方分裂混戰的局面。

其他時代也有過短暫的三分傾向。比如南宋時四川將領吳曦勾結金人叛亂，準備在四川獨立建國，但被宋朝愛國將士誅殺而流產。四川在歷史上也被各種割據勢力佔領過，但三國時代的三分局勢在中國史上仍然很少見。

三國題材之所以經久不衰，正是因為三國時代的三方勢力各有特色：

蜀漢的王冠來自於對漢王朝血統的聲稱繼承權；魏國的王冠來自於漢獻帝的禪讓，雖然是逼迫漢室所得；孫吳則是亂世中割據一方的地方豪傑的代表。

三家割據的局勢，其實體現了十分鮮明瞭新舊過度的時代特徵，渴望改變命運的人，可以在三方勢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況且，蜀魏的正統之爭可以被歷代統治者利用，捍衛自己的合法性。比如《四庫全書》就明確提到，北宋之前乃至北宋都以曹魏為正統。特別是北宋太祖登基的方式與曹魏奪位有類似之處，所以北宋諸儒生以魏為正統，把南唐後蜀視作蜀漢和吳的對應存在。

但南宋就改變了尊曹的歷史傳統，改為尊奉劉備為正統，漢人統治者和民間對於三國正統的承認終於達成了統一。因為蜀漢與南宋都是偏安一隅的正統王朝，南宋朝野在主戰派佔上風的時代常常以蜀漢政權自比以激勵士氣。而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繼承了這一思路，其實是為了收買漢人人心。

所以三方勢力其實對應著渴望改變命運者的三種選擇：要麼以兩種方式獲得前朝的法統，要麼自立割據。

建國者身份引起情感共鳴

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從三家建國者的出身看，這是庶族地主和平民，挑戰士族地主和地方割據勢力的故事，讓人看到了階級流動的希望。

曹魏和蜀漢雖然因為有正統之爭而不共戴天，但事實上兩個政權在建國者的出身和推行的政策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和劉備一樣，曹操的出身並不太好，從傳統角度看甚至很糟。他所寄託出身的閹宦家族，在傳統的儒家文化裡是幾乎沒有地位的。但是曹孟德卻少好任俠，行為放蕩不羈，很小就表現出了特立獨行的才幹和氣質。在崛起的過程中，曹操釋出《求賢令》唯才是舉，不論受薦者的出身與品行。這其實是對漢代受儒學士族把持的孝廉，徵辟制度的大膽挑戰。在擊敗了袁紹平定河北之後，他痛斥袁紹放縱親戚豪強兼併弱民土地的行為，並讓貧民為自己代交賦稅的暴行。之後就推行了一系列安定生命，抑制兼併的措施，體現出了明顯的法家色彩，在打擊豪族方面不遺餘力。

而綜合國力最弱、統治集團同樣出身貧寒的蜀漢政權推行了一套軍事優先的戰時體制，以應對嚴酷的國際局勢，有明顯的法家色彩。由於統治者的出身貧，所以不受詩書禮儀的金科玉律的束縛，不問門第，很能禮賢下士，四處尋求賢才，以求能迅速上升，改變命運。

劉備親自仿賢，尋求隱居中的諸葛亮，與曹操的求賢令其實也有共通之處。而諸葛亮的祖先，西漢時代的諸葛豐就是著名的法家拂士，所以諸葛家很可能有世傳的法家之學。在劉備留給後主劉禪的遺詔中說：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

這與曹操“擘商申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有共通之處。一反之前儒家士族劉璋對益州寬緩的、符合儒家傳統的溫和統治，就像曹操改變了袁紹對河北的統治風格一樣。

對命運的挑戰

桃園三結義雖然是虛構的，但反映了下層民眾結社自保的訴求，更重要的是他們從劉備身上看到了希望。

劉備是流落民間的漢朝皇室後代，有國姓，有了爭奪天下的一定的合法性。但他論血統已經在大漢皇帝的五服之外，再加上中山王子孫過於眾多，所以劉備已經和平民無異。比他強的同宗劉姓，比如劉璋，劉表大有人在。

所以劉備有突破階層隔板，向上攀登，最後登上漢皇寶座的傳奇經歷。這是他區別於東周列國的世襲貴族，也不同於陳勝、朱元璋等布衣皇帝，以及那些出身將領大臣的開國之君的特別之處。從平民一路打拼，雖然敗多勝少，但還是戴上了漢朝皇冠。這一壯舉，打破了古代王朝家族一姓不再興的歷史詛咒，即同一皇室家族無法再次崛起的命運。後來五代十國的後唐，南唐，後漢其實只是在姓氏上假託前朝，而與漢唐沒有血統關係。

雖然英雄君主們成功地在與地方豪強，世家大族，皇族後裔的爭奪中勝出。讓下層人看到了階級流動，改變命運的希望。但是最後的三國裡，魏先被世代為將軍，令尹，太守、隱忍計程車族司馬氏家族所取代。曹劉兩家對命運的反抗，最終歸於失敗，世家大族再次奪回了統治權力。

反觀其他次品的演義小說，往往用庸俗的大團圓結局消解對命運的深沉思考，這些樂感文化的產物大約也只能流行一時，然後被掃進時間的垃圾堆。

陳壽的三國志提供了極佳的史料和改寫範本。有利於對歷史主線的把握和人物形象塑造。三國演義的源頭就是三國志，屬於國別體和紀傳體的綜合，魏書，蜀書，吳書下有各國人物的完整傳記。

此外，陳壽在蜀漢時曾經當過巴西郡中正，這一官職的責任就是品評人物臧否。所以在三國志裡，陳壽對每個歷史人物進行了經典的概括與歸納，非常符合魏晉時代的品評人物的風氣。比如關羽美髯，劉備長臂過膝等經典形象流傳了上千年至今。而且每個主要人物的經歷足夠完整，足夠豐富。

雖然蜀漢政權的歷史太短而且沒有設定史官，但是陳壽曾經師從譙周修史，而且受到了老師的好評。再加上他自己也是三國的蜀國人士，並十分重視收集有關材料。之前已經有了《魏書》，《魏略》等其他國別體史書，有值得借鑑的材料，所以他的作品有相當的可信度。

三國志位列前四史，其嚴肅性也不容隨意的改寫與質疑。所以三國演義對歷史的改寫能做到七分史實，三分虛構，兼顧了文學性與歷史性。這種既帶有深厚文化底蘊，又不失浪漫主義與人文情節的作品，最終確保了《三國演義》的經久不衰。

哪怕本國的文化產業一直萎靡不振，也有日本這樣的領居不斷拿去重新譜寫，塑造了文化圈的出口轉內銷經典。

為什麼其他以大分裂為背景的歷史演義都沒有三國這麼成功呢？

宋代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演義作品卻不如後世

歷史一旦被塵封，後人對它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觀色彩。儘管正史與文學文字的性質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帶有虛構性。只是文學文字在有意虛構，文學作品則會在力求客觀時，不知不覺中觸發了人類的虛構天賦，以試圖還原歷史的細節。

何況，一些歷史文字還會囿於官方禁忌、個人好惡等主觀因素，對往事進行避諱或誇大。結果，有的歷史虛構合情合理，無傷大雅。但有的歷史文學中的虛構簡直就是敗筆。

比如從兩宋時代開始，楊家將和岳飛的故事就受到了天馬行空的大膽改編。這些改編的質量大多不高，很多衍生作品沒有處理好虛構與史實的關係。按當代的話來說，就是報道出了偏差。

有關岳飛的記載在一開始就遠遠少於三國志

岳家軍的原始記載受到了秦檜黨徒的大肆銷燬。很多岳飛的家人與親友部下受到誅連迫。哪怕是岳珂為祖父撰寫的《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也只是孝子慈孫本著為先祖美言的目的，用春秋筆法寫作的。因而閉口不提岳飛早年的敗仗，還把其他將領的事蹟算到岳飛身上。後來元人寫宋史時也參考了這部書。故編入正史的岳飛傳記，已經是神化岳飛的起點，與真實歷史有一定偏差。

至於大名在外的楊家將，無論是在《宋史》，《遼史》，《十國春秋》等史書，還是民間野史《燼餘錄》當中，都相對簡單。內容基本上都是一些母題：太原受降-雁門大捷-被俘不屈-諸子繼業等，就是一組粗線條。整體來看，楊業在民間映像中的地位遠高於他在宋史中的地位。但楊家威名在外，廣受百姓喜愛，所以各種改寫可謂生生不息。這些改寫嚴重違背史實，說楊家將們平遼國滅西夏。

楊家將的民間形象與歷史原型也相差甚遠

此外，這些作品融入了太多的超自然因素，讓人想起《西遊記》等神魔小說。只要給將領們加上法系攻擊，就成了抗金抗遼版的《封神榜》。比如在改編自楊家將故事的《昭代簫韶》裡，先有八九個神仙從三層戲臺一起出場。接著紫微大帝指明天意：胡漢戰爭要打三年。三年之內，從君臣將帥到野夫各有劫數，其生死命運和善惡審定均由各路神仙暗中操縱。每到關鍵時刻，就有神仙出場履行天意。

岳飛傳的各種版本也偏離史實過於離譜，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和審美觀的審問。比如《如是觀》裡，岳飛成功北伐贏回了徽宗欽宗，而秦檜被打入地獄永世淪為畜牲，受到折磨。

這些大明年間爆紅一時的暢銷書，到了今天幾乎無人知曉。因為這些魔幻元素僅僅用來表達基本的前世命定，因果報應和愚忠觀念，不像西遊記那樣涉及到哲學叩問和終極關懷。所以低端的超自然元素就和今天的五毛特效一樣，反而成為解構經典母題的敗筆，在後人看來幼稚無比，降低了文字的可讀性。

而遊戲性質的意淫，也解構了兩宋歷史的殘酷性與嚴肅性。三流文人們在想象世界裡用地圖開疆，只能滿足某些人可悲又可鄙的虛榮心，卻無法觸發人們對於兩宋之交歷史悲劇的深刻反思。

地圖開疆的優良傳統至今依然依稀可見

時代的制約

涉外的演義內容容易引起外族統治者的警覺

民族矛盾的敏感性，限制了反映民族戰爭文學的傳播。相比之下，三國只是漢民族內戰，而演義小說的前身是宋代話本和文人筆記。

從宋代開始，漢與周邊民族矛盾加重，北方遊牧民族大規模建國，甚至三次入主中原。這也是為什麼人民大眾創作了各種誇張的抗金抗遼神劇的原因。而宋遼-宋金-宋蒙民族戰爭的內容受到外來統治者的警惕。比如元雜劇裡的岳飛戲主要描寫岳飛被秦檜誣陷，隨後在地獄中秦檜受到制裁的片段，而不敢展現岳飛的軍功。

到了清代，岳飛則被雍正請出武廟。乾隆更是有選擇性的強調岳飛的忠誠而非戰功。他的《嶽武穆論》透過強調君臣名分來閹割岳飛，淡化華夷之辨。清代中後期獨尊關羽為武神，其實透過打壓岳飛的方式抬高了關羽。

也正是因為話題的敏感，加上史料的模糊，嶽武穆在死後幾百年裡一直不得安息。一頂頂大帽子不停地被後人扣在他頭上：從排滿先鋒倒擁兵自重之軍閥，又或者是剿匪能人與愛國楷模，甚至還有鎮壓人民起義的反革命打手。嶽將軍倘若有知，恐怕還會感慨“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飛與楊將軍故事的各種小人書

而楊家將演義在清代宮廷和民間也繼續演變發展，甚至衍生出了能把楊老令公從棺材裡氣活的版本《昭代簫韶》。這部嘉慶皇帝主持，眾多宮廷文人主編的戲劇將楊家將抗遼改成抗金，把所有人變成了受天帝擺佈的傀儡木偶，沒有個性的忠君殭屍。結局是雙方不打不相識，透過南北通婚，化解了所有矛盾。

這種拙劣的政治宣傳，因為不懂得隱藏傳播目的，不僅沒有春風化雨般的潛移默化，反而容易召來人們的厭惡。與此相比，三國演義的源頭《三國志》主要寫的是漢民族內戰。所以在外族統治的朝代裡，在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傳播中，受到的阻力小於宋代的名將傳奇。

劍拔弩張的雙方居然通婚了是不是很奇妙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民族的戰爭文學大都歌頌對外作戰的武功：

從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到維吉爾的《埃聶阿斯紀》；

再到中世紀法蘭西的《羅蘭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東羅馬的《迪吉尼斯。阿喀琉特》和基輔羅斯的《伊戈爾遠征紀》，莫不如此。

反映羅蘭之歌的插畫

中國最著名的戰爭史卻總是反應內戰。除了外族征服的壓力，只怕是古代中國天下之中文化觀不無關係。

這幅1500年的地圖體現了中國古人的世界觀

傳播媒介的限制

傳播手段的過於高階只能限制內容本身的傳播

語言這種媒介雖然只是資訊的載體，但形式也會影響到資訊本身。某些史料的文風很不利於民間藝人與勞苦大眾的解讀，限制某段歷史的流傳。而這種文風本身也是時代的產物，比如著名的《左傳》。

我們都知道關羽夜讀左傳的傳說。且不論故事的真假，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關公要熬夜苦讀這一本書。這是因為《左傳》的用詞微妙而考究，稍不注意就會漏掉重要資訊。比如《左傳》中繁瑣的軍事術語有嚴格的使用規則：

敵人不列陣就出擊叫敗某師。

兩軍列陣交戰叫戰，大敗叫敗績，剷除強敵叫克。

這與書本寫就的時代不無關係。在一個天子權威喪失，貴族們越級行禮，但依舊重視禮的年代。對於同一事物不同狀態下的細緻描述，是繁瑣禮儀和貴族等級的體現。那個時代的語言中，由於社會生活整體上沒有後世複雜，所以詞彙數目總體有限，因此很多簡單詞彙兼備不同的詞性。而文字載體，無論是竹簡還是青銅器、鐵器，都不利於大段文字的書寫。為了讓書寫更加經濟，需要用最少的文字，在較短的時間裡表達更多的意思。

先秦金文銅鼎

左傳這樣的史書最初是寫給貴族看的，而不是寫給平民這樣的普通受眾的。所以這樣的文風給後代的解讀者帶來了不小的困惑。除了繁瑣的詞類活用和眼花繚亂的器物名稱，很多軍事術語有那個特殊時代的烙印。比如：

敗績明顯是和車戰有關。但馬拉戰車終究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對敗”的原始含義，後來的人們提出了戰車翻車、車轍混亂等不同的解釋。

故關羽夜讀左傳，不完全是空穴來風的想象。只有認真閱讀，才能最大限度地汲取資訊。因此沒有文物典章知識和語言敏感度，就很難完全讀懂春秋三傳這樣的早期歷史。這對於下層民眾和大眾讀者而言，實在是困難重重。倘若沒有《史記》，《資治通鑑》對於這段歷史的再敘，恐怕其他人也很難理解。

此外，《春秋》屬於編年體史書，《左傳》是註解《春秋》經文的作品。所以左傳裡對於歷史人物的記敘分散在各個年份裡，比較碎片化。這就需要綜合前後文，才能得到一個人物的完整形象，很像拼接一幅馬賽克。這其實不利於形成對一個人物的完整形象。

先秦時代的戰爭與後世截然不同

難以把握脈絡的歷史

春秋時代的列國分佈

左傳雖然難讀，但是大致的歷史脈絡其實好把握。只要從夷夏矛盾，宗周與諸侯的矛盾，還有霸主地位的轉移來看。爭霸戰場的轉移這幾方面入手，就能大致理清春秋時代的時代走向：

周王東遷後宗周與鄭的矛盾-鄭與諸侯的矛盾-齊國、晉國與秦國的逐步壯大-齊魯的衝突-齊國的稱霸-宋國圖霸失敗後楚國的威脅日顯-晉楚爭霸-秦晉矛盾-晉齊矛盾。最後中原弭兵，爭霸戰場轉移到了南方的吳越。所以，東周時代是一個貌似混亂，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著內在整一性的時期。禮樂文化從中央到諸侯，從貴族到庶民的下移，促進了整體文化的繁榮。而戎夏衝突最終擴大了華夏世界的影響力。

但有的歷史殘忍得令人咋舌。皇帝像走馬燈般一個接一個地被換掉，人獸相食，同宗亂倫的殘酷記載讓人不忍卒讀。這樣的場景曾多次出現在五胡十六國時代。這種大分裂時代不僅政權名稱繁多，且國君頻繁更換與貴族荒淫變態，本身就是惡劣時代有待轉型的標誌。

五胡與十六國的背景過於複雜

這樣的時代本身就缺乏方向感，自然難以把握脈絡。歷史斷裂的傷口裡流出的鮮血、散發的惡臭無助於道德教化。但中國文學素來都有興觀群怨的教化功能。寫這種時代只怕是有悖風雅，誨淫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