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儒學式微?儒學:我一直是老大,不接受反駁

名教與自然之辯是什麼意思

說到中國思想史中的璀璨時期，人們必然會說“百家爭鳴”和“魏晉風度”，特別是“魏晉風度”，由於一些名士們經常以清談為業，飲酒服藥，無視禮法，自由散漫，更是給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後人對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推崇備至，把“自由爛漫”、“灑脫豪放”、“美的覺醒”等等諸多讚揚附在這標籤之下，給文學界以及史學界帶來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和材料來源。但是，事實果真如此麼？

學者大談“魏晉風度”的理論基礎一般都是這一時期儒學衰微，老莊玄學已經取代儒學而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以及這一時期禮法的鬆弛云云。

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透過對從當時的政治狀況、社會風氣、文學思想發展等各個方面進行考證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論調其實根本站不住腳，儒學一直都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與其說是“玄學”，還不如說成“玄學化後的儒學”，以下試論之：

儒學主流地位的現實合理性

大家都說魏晉時期玄學成風，禮教失靈，可是忽略了一個一個基本的常識：魏晉時期是世族門第社會，權力階層都是世家大族，他們最講究禮法，沒有禮法，他們拿什麼約束族人，維持秩序，而他們掌權後又怎麼會允許儒家禮教衰落呢？

接下來我們具體看一看玄學發展與士族掌權之間的關係。

眾所周知，儒學確立其主流地位乃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自那以後，儒學就成為了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漢末天下大亂，連年征戰，誰也顧不上講仁義了，儒學所講的德行，禮樂確實有衰微的跡象。

拋棄儒學，曹魏首當其衝。建安時期，中原大地的實際統治者曹操就十分地蔑視禮法，他選拔人才“唯才是舉”，而不管他以前有沒有什麼道德汙點，不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實用價值，他都會叫過來加以任用。這種不考察人的品行的用人方式在儒家看來是極其不可取的，不過也難怪，曹操出身官宦家庭，屬寒門下族，與儒學關係淺薄，自然不會在儒家思想 指引下做事情。

正是因為曹魏政權對儒學的蔑視才給了玄學生長的土壤，這一時期，玄學由何晏及王弼首倡，《晉書·王衍傳》記載：“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亦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關於這一點，學界早有共識，在此不再贅述。

需要說的是，由他們倡導起來的玄學風氣在曹魏末期剛剛達到成熟就恰逢司馬氏掌權。司馬家族歷代為官，司馬懿的高祖父鈞是安帝時的徵西大將軍，曾祖父是豫章太守，祖父是潁川太守，父親是京兆尹，當時的司馬氏可謂士族的首領，名副其實的世家大族。再加上他們獲得了統治權，肯定要消滅掉這些有破壞禮法傾向的所謂“玄學家”。果然，何晏在齊王嘉平元年被司馬懿所殺，嵇康也在景元三年被司馬昭所殺。

可以說隨著西晉的統一，真正的玄學已經不成氣候了，至於西晉以後的玄學，我們留待後論。總的來說，有士族掌控政權，他們就不可能讓儒學衰微，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也就是當時儒學能夠維持主流地位的現實基礎。

儒學主流地位的時代表現—“越名教，任自然”

魏晉時期最具知名度的名士應該是以“阮籍、嵇康”為主的竹林派玄學家，說起他們的不拘禮法和縱心談玄，大家肯定第一時間想到嵇康所說的“越名教任自然”，然後大加讚揚，看，他們是多麼地自由，打破禮教的藩籬而獲得了自由。其實，這樣理解他們的思想，應該大多是出於無知。

試看這句話的原文：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嵇康所說的“越名教任自然”的前提是沒有對名位，德名的“矜尚”，目的是“大道無違”、“是非無措”，那他所說的不違之道又是什麼呢？且看他的其他言論：

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倪然無措，而事與是也。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鹹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

這兩段話的大概意思也就是君子如果內心有仁心，能夠不顯擺誇耀，就算不去刻意追求賢明和善良也能夠自然而然地做到這一點，最終也能做到忠於君上，取信於民。看到這我們算是明白了，原來嵇康表面上追求的不在意名教的最終目的還是達到忠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背後還是儒家價值觀的底色。

不僅嵇康如此，阮籍同樣也是這樣，

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馳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衰，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鍾馨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逾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

這樣來看，阮籍也是一位極力倡導禮教和上下尊卑的典型儒士。既然他們都認同儒家的倫理教化，為什麼還要以一副放蕩肆意的模樣示人呢？其實，這個可以用當時的名教與自然之辯來解釋：所謂名教即是“以名為教”，即把宗法等級制度及其相應的道德規範立為名分、名目、名號、名節，比如舉賢良方正、茂材孝廉，設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等。

漢代以來，儒者多推崇名教，但是漢末以後，出現了諸多名不符實的狀況，玄學名士們認為道德危機是由於“矜名”、“尚名”太看重名教使然，故提出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為教”。王弼雲：“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向秀、郭象的《莊子·人間世注》亦云：“道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在這樣的思想認識之下，再加上他們對當時司馬氏政權所倡導的虛偽名教的鄙夷，這些名士都推崇不言之教，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思想意識仍然是儒家式的。

他們的這種儒學意識可不是憑空產生的，以當時的名士為例，他們自小通曉儒家典籍，有著深厚的儒學素養。《世說新語·任誕》劉孝標註引《竹林七賢論》說：“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阮籍也是出身於儒學世家的，從小就有濟世的情懷，後來因為時局兇險才選擇明哲保身。嵇康同樣如此：《三國志·魏志·嵇康傳》注曰：

嵇康家世儒學，少有俊才，曠達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而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慾。

他曾著《春秋左氏傳音》，而且被司馬昭殺害時還有數千太學生為其請命，足見他深受當時儒學弟子的喜愛。其他諸如玄學家鍾會“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善談玄理的王戎，也以 “性至孝”著稱，且“居喪增甚”。要說當時的名士反對儒學，確實可笑。

儒學主流地位的時代表現—“玄化”的儒學

知道了名士們的真實想法，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晉朝統一以後在社會上流傳的玄學到底是個什麼玄學？我們知道何晏王弼以後具有代表性的玄學家就是王戎，郭象等人，《晉書》中確有著這樣的記載：“（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毋同”，戎諮嗟良久，即命闢之”，王戎所認為的老莊其實已經同儒家沒有什麼差別，這時的玄學同何晏時的“以儒合道”不同，已經蛻變為“以道合儒”。

他們把儒家名教的道德倫理歸於自然天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名教與自然”之辯，仔細說來這樣的理解與董仲舒將儒家價值觀歸於天命的說法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因為漢代以來那種充滿了迷信意味的儒學已經在人民中間失去信仰，所以把天命換成老莊所倡導的自然，當然，本質都是儒家的東西。

正是因為後來的玄學發生了變化，所以在竹林七賢內部也產生了這麼一條鄙視鏈，

阮籍斥王戎為“俗物”（見《世說新語排調篇》第二十五），嵇康鄙視做官的山濤而與其絕交，此外，明目張膽地反對官方宣揚的虛假名教的阮籍和嵇康都被殺，而積極順應儒學時代發展的王戎和山濤做了高官，這應該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

看到這，或許有朋友會有疑問，上文不是說阮籍嵇康也是贊同儒家的麼，怎麼也被殺了。其實不僅後人，時人也多不能理解他們的真實思想，只是認為他們是浪蕩子，時人還批評他們“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其實他們僅僅算是官方的叛逆者，他們反對的是統治者藉以大施淫威的虛偽儒學。

像王戎山濤這一類的玄學化的“儒學家”還有許多，暫舉一例分析：周所周知，郭象是當時為《莊子》作注的玄學家，可是他的思想也是“以道合儒”，如他在《齊物論》注中說：

若皆私之，則忘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在臣妾之任則l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

這不就是典型的儒家式的倫理教化嘛！向秀，庾峻等都是這個思想路數，外道內儒而已。

結語

作為一種確立百年的意識形態，儒學思想是不可能在一段時期內就被切斷並且被玄學取代的，一段社會動盪時期可能給了玄學生長的土壤，但隨著專制統治走向正軌，統治者是肯定會重新確立儒學的主流地位的。長期以來對魏晉玄學的推崇很有可能只是抓住社會的一方面或者個別人來說的，並沒有把握到當時社會的全貌，希望本文能使您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當時的思想狀況。

謬誤之處，敬請指正。

參考文獻：《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主流是什麼？》、《魏晉玄學與儒學》、《玄學代表人物的儒家素養與魏晉儒學之傳承》、《世說新語》、《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