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議上：為了父親的名義，臺諫官和執政官辯論賽05，進行時之第四階

莫不尊親什麼意思啊

濮議上篇：

宋英宗濮議之爭始末上：為了父親的名義，臺諫官和執政官辯論賽

05，濮議進行時之第四階段上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英宗給皇伯派的主力呂公著和司馬光升職，把他們從天章閣待制升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待制和直學士都是榮譽頭銜，帶上這樣的頭銜就成為皇帝的文學侍從，進入高階文官行列，以後可以出任很多重要的職位，這可是皇帝對他們的恩典。

這突如其來的恩典，顯然是英宗收買皇伯派的手段，這也是趙官家們的老傳統嘛，給大臣好處表示不求你支援，只求你閉嘴不反對就行。

司馬光當然明白英宗的意圖，性格忠直的他對英宗的收買並沒有欣喜若狂，而是很冷淡的上疏推辭，並請求外放為官，表示拒絕皇帝的收買，英宗不理會他的辭呈，司馬光再次上表辭謝，英宗就授意中書宰執出面不允許司馬光推辭。

坦蕩的司馬光第三次上疏，表示不讓推辭也行，反正自己在諫官的位置上，就會履行諫官的職責。言下之意就是隻要我在諫官的位置上，立場就不會改變，濮王只能是皇伯。

收買無果的英宗，眼看司馬光真的是油鹽不進，乾脆釜底抽薪，罷免司馬光諫官的職務，把司馬光體面的趕走，調離諫官崗位掛起來當吉祥物，給皇帝當專職侍講去了。

司馬光是繼蔡抗之後第二位離開諫院的諫官，此時，諫院只剩下傅堯俞一個諫官，還被朝廷派了外交差事出使契丹，也就是說，看上去聲勢浩大的臺諫官，只剩下御史臺的御史了。

而御史臺也沒有幾個人，御史中丞從賈黯死後就缺員，當時在職的只有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和範純仁、呂大防等五個御史，這五人中又有三個被派了長差在外，也就是說，在治平二年十月中旬，整個臺諫官只有呂誨和範純仁、呂大防三人撐著，曾經一度制衡執政的輿論監督機構，幾乎要成為空架子。

宋朝的諫院定額為六員，御史臺官常有二十員，即便有所減少，也不下十數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種情況、缺員如此嚴重朝廷還不補人，可見英宗為了減少反對派真是費盡心機，已經不惜破壞體制和傳統，也是蠻拼的。

十月十七，呂誨上疏請求朝廷添置言事官時說，御史中丞缺員，御史五人又出差三人；諫官二人，司馬光遷他職，傅堯俞出使契丹，臺諫缺員嚴重到只差沒有廢除掉了，自古以來，言路的蔽塞就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的，實在讓人替聖朝羞愧！

在呂誨的請求下，十月十九，英宗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又在十月二十八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從整個濮議事件看，這二位多數時候都是尸位素餐，並沒有看到他們像呂誨等人那樣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

十一月初二，英宗朝景靈宮，初三享太廟，初四舉行南郊大典，南郊之後，例行大赦天下，普天同慶，不但給皇太后、皇后奉上冊寶，對宗室以及百官也各有恩賜。

但在長長的恩賜名單上，依舊沒有濮王的名字，可見，即便英宗一直避而不談尊崇濮王的問題，但實際上，他並沒有死心。

皇伯派當前主筆呂誨當然也意識到皇帝的小心思，因此，在郊祀完畢後的十二月初，就再次上疏，請求皇帝按照之前禮官討論的結果，尊濮王為皇伯，給予高官大國，以謝濮王的生育之恩，以正朝廷之典禮。

英宗和執政們依舊如呂誨批評的那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就跟沒看見呂誨的上書一樣，呂誨前後上了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氣憤的呂誨只能祭出言官的殺手鐧，以辭職要挾朝廷。

然而，連上四道辭職奏疏，都和前面七道同樣的命運，怒火中燒的呂誨就把火燒向執政，轉頭去彈劾宰相韓琦五罪。

先是抨擊韓琦自恃勳勞，日益專恣，廣佈朋黨，破壞法度，朝廷提拔一個官員，人們都說是韓琦的親戚朋友，每罷免一個官員，人們都說這人肯定是韓琦的冤家，韓琦安插親信到重要崗位，致使門下趨之若鶩，天下人只知道韓琦的恩德，而不知陛下的威福。

然後又提醒皇帝，嘉祐中議立皇嗣，本來就是先帝和太后屬意陛下，可不是韓琦的功勞；他又用漢宣、光武故事引誘皇帝陛下走上越禮非法的道路，永昭陵土還沒幹，先帝遺音猶在，韓琦就已經背叛先帝，還導致兩宮嫌隙日生，引得天下人都猜疑陛下，讓皇帝遭受不仁不義的指責，這就是韓琦的忠誠嗎？

接著又拿韓琦和前代權臣相比，批評韓琦的功勞不如霍光、李德裕、丁謂、曹利用，但驕恣之色卻過於他們，直接建議英宗罷免韓琦，把他趕出朝廷。

呂誨攻擊韓琦的力度還是蠻大的，他把韓琦和漢、唐、宋初那幾位挾持皇帝的大臣相比，可謂誅心之論，誘導英宗對韓琦產生不滿，這和當年歐陽修攻擊樞密使狄青意欲謀反的莫須有之辭如出一轍，用心絕對的險惡。

從而可見呂誨已經有點失去理智，明知道韓琦的為人不可能成為霍光，但為了戰勝對手，就無所不用其極，只求勝利而不管是非。

遭到彈劾的韓琦立即上表請求罷相離京，英宗當然不答應，就讓翰林學士範鎮代筆批示，結果範鎮把韓琦比作周公，讓英宗很不高興。

韓琦是周公，那英宗是誰？孺子成王嗎？結果，範鎮就以引用不當的罪過，被罷為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時為治平三年（1066）正月。

呂誨的強勢攻擊，非但沒有搞掉韓琦，反而誤擊友軍範鎮，讓皇伯派又少一個支持者，真是讓老呂生氣。

正月初七，呂誨和範純仁、呂大防再次上疏《上英宗乞正宰執懷邪詿誤之罪》，彈劾全體宰相、副宰相：斥責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典籍，媚惑人主、辜負先帝；斥責韓琦“固欲飾非”，詿誤上聽；斥責曾公亮和趙槩尸位素餐、“苟且依違”。

最後給皇帝放狠話，不正韓琦等人的罪過以謝中外，他們絕不會和歐陽修等人同朝並列，情願被貶黜遠謫。

皇考派依舊採用拖延大法，沉默以對，正月十三，呂誨又上《上英宗再論宰執懐邪之罪》，把火力重點瞄準歐陽修，彈劾他“希合上意，內營己私，移過於人君，失望與天下”，“原修之罪，安得而赦”？請求皇帝正濮王之禮，以慰群臣之心，剷除首惡之臣歐陽修，以正朝廷清明。

正月十八，呂誨又奏請英宗奮然獨斷，去懲治倡導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的歐陽修，和包庇邪惡、阻止公議的韓琦，以及不辨正、沒有輔弼能力的曾公亮、趙槩的應得之罪。

呂誨的連番彈劾，可謂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執政們也不好繼續裝死，就把歐陽修去年十月撰寫的《論濮安懿王典禮札子》，以執政的名義上奏英宗。

06，濮議進行時之第四階段下

歐陽修在奏章中，把臺諫官攻擊皇考派的三條論據逐一批駁：

其一，說濮王應該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

不管是儀禮喪服，還是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都說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那是因為恩莫重於所生，所以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所以降等所生的喪服。這是聖人所制的萬世之法，也是中書執政們皇考論的依據。

而臺諫官所謂的稱皇伯，考遍六經、以及國朝典章制度和律令，都不見有皇伯之名，從三代以後、秦漢以來，從藩邸入繼大統的，就沒有稱呼所生為皇伯者，所以說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

考古論今，皇考之號都只是尊稱，父親去世的都可以稱之為皇考，所以，稱皇考並沒有損害帝統的純正性。

（猴格說）這就是典型的歐陽修式詭辯，他的確是聰明人，能找出典籍中的漏洞、去鑽典籍的空子，抓住典籍中父母可以稱父母的字眼，表示過繼子也應該稱親爹孃為親。但其實早在他第一次提出時，就已經被御史趙瞻批駁過那只是文字遊戲（見第三章節），所以，這條明顯是毫無力度的車軲轆話。

後來朱熹也批評歐陽修這個強詞奪理的說法，禮經如果不稱所生作父母的話，“別無個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朱子語類卷87）

其二，簡宗廟致水災，水不潤下災異說，是厚誣天人之說。

濮王之議，是因為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無根臆說來定皇伯之稱，中書執政因為疑惑皇伯的稱謂，才考據典禮，並沒有自信自專，陛下也謙虛的下詔集議，但還沒有討論出結果，怎麼能說是兩統二父導致天災，這是厚誣天人也。

（猴格說）這一條其實也是歐陽修強詞奪理的避重就輕，不承認兩統二父，還否定水災和濮議有關，當初他阻止狄青出任樞密使、勸諫仁宗立儲時，可是把災異理論運用的賊溜賊溜的？許自己用災異論攻擊別人，卻否認別人的攻擊，實在雙標。

其三，認為不該引用漢宣帝、哀帝為法，則是不原本末之論。

引用漢宣、哀之事是因為宣帝生父悼皇考，最初就被稱親，置奉邑、寢園而已，後來改為皇考，立廟京師，可見皇考就是親的異名，都是兒子稱呼父親的名稱，漢朝儒生最初並不認為宣帝稱皇考有錯，只是因為後來宣帝立廟京師，亂了祖宗昭穆，才被認為非禮。

哀帝尊崇親父為定陶共皇，在本國立廟，當時也沒有被漢儒非議，也是後來立廟京師，有幹漢統的嫌疑才被非議的。

如今臺諫官不思考朝廷的本意，也不思考漢儒批評漢宣帝、漢哀帝的原因，就知道瞎比比，所以臣說他們不原本末。

中書執政的意思是稱皇伯為無稽之談，而禮經也有不改父母之義，濮王名號還沒有定，尊崇之禮都沒開始議論，臺諫官就引用漢朝故事誣陷朝廷，實在是讓人無語。

如果中書建議去濮王國號而立廟京師，亂祖宗昭穆，臺諫官攻擊臣等是奸邪之臣，臣等沒啥辯白的，但中書並沒有此議，我們只是稱親，怎麼能說臣等是奸邪？漢朝人批評宣帝、哀帝也只是批評他們立廟京師，可不是批評他們稱親。

有天地以來，從來沒有無父而生之子，既有父而生，就不能避諱其所生，無子的人以宗子為後，是禮法允許的，但不可能用無父而生之子為後吧？所以自古不稱所生父為伯為叔，就是擔心錯亂人倫啊！

（猴格說）這一條依舊屬於歐陽修式的詭辯，他並不敢明確顛覆宗法制度，讓濮王升為大宗，只不過是在混淆宗子和親子的不同含義，再把稱謂和宗廟分開，變相承認父子之間的現實血緣關係，於宗法禮制來說，仍然是對制度的一種挑戰。

最後，歐陽修建議英宗下詔明告中外，稱濮王為皇考，以正名號，同時宣告立廟京師、幹亂統紀之事，朝廷是不會幹的。

歐陽修這篇反擊臺諫官的奏章，看著洋洋灑灑一大篇，其實毫無力度，遠不及司馬光、呂誨等人的奏章有勁道，但架不住人家背後有皇帝支援，臺諫批駁的再有道理，皇帝當沒看見你能奈何？（就像猴格總覺得自己寫得還是不錯的，但讀者皇帝老爺們不喜歡看就沒轍了哈哈）

中書執政也知道己方處於輿論劣勢，為了改變不利的局面，幾位宰相經過密謀，決定從曹太后那裡下手，只要太后改變態度，臺諫官就不足為懼。

於是，韓琦藉著祠祭的機會，和英宗的特使商量一下，把歐陽修起草的詔書《奏慈壽宮札子》呈到太后面前，歐陽修在奏章中都寫了啥呢？

首先，歐陽修引經據典批駁皇伯派沒有典故支援，有違禮儀；接著又委婉體貼但又明確的指出，太后之前支援皇伯派，怕是聽信小人的離間，所以才會支援皇伯的無稽之談。

最後又以先朝舊臣的身份威脅太后，如果太后想親自召集兩府及百官討論這個事，恐怕有虧太后聖德，而我們也必然會依據朝廷制度不來見太后的。

這篇奏章是歐陽修以中書副相的身份，來向太后施壓，很多人都以為或許是太后醉酒誤籤詔書，其實不然，她絕對是被歐陽修所代表的中書執政們逼迫屈服的。

從歐陽修這篇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奏章，就能想象太后看完的感受，絕對能想起一年前被韓琦逼迫還政的情景，在強大的中書面前，沒有權利的太后能怎麼著？只能慫了。

所以，當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書執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為皇考、事態完全按照中書設想進行時，幾位相公不由相視而笑，咳咳，欺負老寡婦真是好有臉啊！

就在曹太后手書下中書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就聽到傳言，此刻他雖然不是諫官了，但仍然無法保持沉默，上書英宗《上英宗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

臣聽說朝廷準備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竊以為不可，陛下既然過繼給仁宗，於禮就不該顧念私親，臣實在想不明白陛下的心意，這麼固執的堅持尊崇濮王，究竟是為了榮譽？還是為了利益呢？又或者是認為對濮王有益處呢？

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大統，尊其父為皇的，那都是漢代的昏君做法，陛下有堯舜禹湯聖明君主不效法，去效法昏君很光榮嗎？

仁宗的恩澤深入人心，百姓愛戴你就是因為你是仁宗的兒子，你過分的尊崇濮王，只會傷害百姓的感情，實在是無利可圖。

政府就算是搬出皇太后，百般巧飾，總還是辜負了先帝的深恩，陷陛下於不義，政府之臣只能自欺欺人，還能欺瞞皇天上帝和天下之人嗎？

但司馬光質問的奏疏遞上去時，曹太后認慫的手書已經抵達中書，第二天，兩道敕書同時降下，第一道敕書是太后手詔：

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湫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後。（《宋史》濮王傳）

第二道則是英宗的謙讓敕書，他表示稱親之禮就謹遵太后慈訓，至於尊崇濮王為皇、夫人為後的典禮，實在難以從命，嘖嘖嘖，好一個孝順的嗣子。

終於解決了濮王稱呼的問題，從此英宗稱呼濮王為親，以墳塋為園，即園立廟，並以兄長瀛洲防禦使、岐國公宗樸改封濮國公，主持祠事。英宗和中書執政們覺得濮議之爭可以塵埃落定了，但臺諫官們會屈服嗎？

07，濮議進行時之第五階段

雖然曹太后降下手書，但臺諫官們並沒有停止抗議，呂誨和幾個同僚對太后前後不一的態度提出質疑，一邊再次以辭職為要挾，一邊繼續攻擊韓琦、歐陽修。

特別是範純仁的《上英宗言母后不宜自出詔令》是又犀利又冷靜，開始就對太后手書的真偽性表示質疑，之前太后還為濮議稱親事宜詰問政府，如今怎麼突然降命追崇濮王為皇？前後不一，天下人誰敢相信？

接著又否定太后詔令：太后自從撤簾後就深居九重，從來沒有預聞外政，怎麼可能降下詔書？顯然是政府之臣所為。

並列舉前代權臣假借母后詔令以行其志，所謂母后詔令，往往都是出於權臣逼脅。提醒英宗如果開了這個口子，以後一定會被權臣利用，恐怕會對皇帝不利，所以，皇帝陛下明明可以採取公議，何必用母后之命達此目的呢？

小范同志這篇奏章的殺傷力之大，不亞於呂誨和司馬光此前的奏疏，很容易引起皇帝對執政們的猜忌，在明顯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範純仁還能如此刨根問底，也的確是盡職盡責。

中書宰執們則因為小范這篇奏摺而坐臥不安，特別是韓琦，很灰心地長嘆說：我和老範情如兄弟，視小范親如子侄，小范怎麼能忍心如此攻訐我？

此時的濮議之爭，已經演變成臺諫官和執政官之間的對峙，呂誨一邊上奏《上英宗乞追罷園廟指揮》，一邊奏《上英宗黜責歐陽修》。

他從太后手書中引用的典故與中書相同，懷疑是歐陽修草詔的原文，由太后複製黏貼而成，因此抨擊歐陽修欺君負國，表示要與他誓不兩立，告訴皇帝一天不罷免歐陽修，他就一天不上班。

又抨擊韓琦為臣不忠，辜負先帝，勾結宦官，罔昧母后，又豈能盡忠於陛下？接著又在《上英宗乞罷稱親》直接表明“所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

顯然，在尊濮王為皇考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呂誨想要代表臺諫官翻盤，只能從太后手書的真偽下手，否定手書才能扭轉局勢，而否定手書的關鍵，就是太后對尊崇濮王事件前後不一的態度。

面對臺諫官無休止地追問（先後上凡26狀），歐陽修當然不能說是他上疏太后逼迫老太太，他只能推諉地說“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俺也不知道太后為啥改變態度。

面對不講武德的執政官們，臺諫官是憤怒的，呂誨、範純仁、呂大防都交出任命狀居家待罪，以此來逼迫皇帝表態。

得償所願的英宗心情是輕鬆的，坐觀虎鬥的他把呂誨等人攻擊執政官的奏狀給執政看，並詢問他們該當如何處理？

相信韓琦和歐陽修此刻的心情是複雜的，濮王稱親的事情雖然算是執政官勝利了，但他們同時也壞了名聲、失去士林公議，倒是英宗萬篇奏章過、片葉不沾身，依舊是明君。

看著如同白蓮花一樣聖潔的英宗，滿心苦澀的韓琦委婉的表白：臣等是忠是邪，陛下應該是心知肚明的。歐陽修則直接說：如果陛下認為我們有罪，就留下御史們，如果認為我們無罪，就聽憑陛下處置。

英宗當然不能過河拆橋拋棄執政們，他只能選擇執政把那幾個蹦達的御史貶出去，但因為臺諫官們在英宗繼嗣的問題上也立有大功，所以他還補充一句：不要對御史們處分太重。

於是，呂誨三人就以不遵聖旨按時上班的罪名被罷職，呂誨出知蘄州，範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出知休寧縣。英宗又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

按照制度，罷免呂誨的職務應該有正式的官誥，官誥由知制誥官員起草，自從漢代以來，就允許起草詔書的官員在意見不同時可以拒絕執筆，謂之封駁。

在詔書寫好後，負責送達的機構、即通進銀臺司，也可以因為意見不同而拒絕送達，這都是避免權力專斷設定的多重預防舉措，但此時，卻成為執政官罷免政敵的障礙。

當時的知制誥韓維，同時還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也是鐵桿皇伯黨，執政們擔心韓維拒絕起草呂誨的罷官文書，就直接把免除呂誨的詔書送達給本人，自然引起韓維的強烈怒火，老韓一邊批評執政違法亂紀，一邊上書英宗營救呂誨等人，他的奏疏當然無果。

司馬光聞訊後也上疏英宗，為呂誨、範純仁、呂大防三人辯護，請求英宗收回成命，同樣沒有得到迴應。

到了三月，出使契丹的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回國，選擇和呂誨共進退，一起上疏求貶，最後，傅堯俞出知和州、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

司馬光又連續上四狀營救傅堯俞等人，均未果，心灰意冷的司馬光上疏請求與傅堯俞同責，隨後就居家待罪，英宗則下詔讓他專任經筵侍講，讓他編修歷代君臣事蹟，政治失意的司馬光同志只能回家修史去了。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在上書營救同僚無果後，就稱病求貶，居家待罪百餘日後，出知蔡州。

當臺諫官被英宗置換一新後，一時之間再沒人有勇氣給皇帝和執政官們添堵，可以說執政官是大獲全勝。而臺諫官們一向同氣連枝，一人因名節被貶，其他同僚必然一同求貶，不然就會被時人諷刺，君不見當年范仲淹被呂夷簡驅逐，尹洙也請求同貶，而沒有一起求貶的高若訥就被諷刺的事。

因此，去年十月出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為了自己的名聲，也不能繼續裝聾作啞，由三女婿程顥的弟弟程頤代筆上疏《上英宗乞罷濮王稱親》。

程頤這篇奏疏很知名，被後世視為最合禮制的典範，首先，他推心置腹地表達對英宗天性至情的理解，肯定追崇濮王的合情之舉，又點明因為過繼的緣故，英宗和濮王的父子關係在宗法中已經被變更。

然後指出執政官和臺諫官各自“非禮”的地方：執政官稱親論其實是對濮王不敬，還把英宗置於尷尬之地；臺諫官雖然知道稱親不對，卻不理解英宗的孝心，沒有把濮王和英宗叔伯們區別對待，兩者的行為都讓英宗陷入兩難之地。

接著提出自己的看法：英宗稱濮王為親是有損而無益，如按執政說的親就是父親，那稱濮王為親就和仁宗一樣，屬於兩統二父，是違禮的，如果說稱親不算兩統二父，那就表示親不是父親，更何況，宗室子弟不分遠近都稱皇親，再把親的稱號加給濮王，就不是尊崇而是不敬了。

因此，程頤建議為濮王另立宗統，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英宗稱之為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稱侄嗣皇帝，濮王從此由小宗升為濮國始祖大宗，和皇權的帝統互不相干，既實現天理人心、誠為允和，還滿足英宗尊親的私心，又不違禮法制度。

最後點明，稱親實屬大義未安，陛下以仁宗之子卻稱濮王為親，恐怕會讓億兆之口議論，濮王之靈也會不安的，假如仁宗在位、濮王在藩，陛下你過繼仁宗，稱濮王為親，豈不是惹得仁皇震怒？讓濮王驚懼？所以，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下詔取消稱親事宜。

據說英宗看了程頤的論濮王典禮疏後，“感其切至，垂欲施行”，然而最終無果，因為當年十月初三，他就開始生病，到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就崩於福寧殿，折騰了十八個月的濮議之爭，就這麼草草收尾了。

神宗即位後，第一個離開朝廷的執政官，就是歐陽修，而逼迫他離朝的，正是在濮議中附和他、因而被他賞識提拔的諫官蔣之奇，在歐陽修遭受蔣之奇攻訐時，整個士林公議都是漠視的，不管是司馬光還是呂公著，沒有一個人為歐陽修辯護，歐陽修就在絕望和痛苦中離開京城，五年後去世。

治平四年四月，新任御史、神宗潛邸親信王陶，劍指政府，對執政發起攻擊，宰相韓琦稱病罷政，新任參政吳奎批評王陶陷害大臣，神宗把吳奎的奏章轉給王陶。

王陶再次上疏攻訐吳奎依附韓琦欺凌天子，攻訐韓琦違背正義打擊臺諫，透過尊崇濮王來保全自己的地位，貽誤英宗，致使無辜的英宗後悔不已，遂憂鬱成疾抱憾而死，所以，濮議事件就是自私的韓琦挑起的，聖明的英宗是多麼的無辜啊！九月二十六，韓琦罷相，判相州，八年後死在相州。

元豐二年（1079）五月十三，神宗下詔為濮議之爭蓋棺定論：濮安懿王已經即園立廟，由子孫奉祀，這事就到此為止不得再議，三位夫人可以並稱王夫人，擇日遷葬濮園。

可以說，英宗鬧了十八個月的濮議之爭，到底隨著神宗的定論而成為竹籃打水。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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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長編、宋名臣奏議、宋會要輯稿、宋史、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治跡統類、歐陽修集、傳家集、涑水紀聞、許玉龍《臺諫群體與宋英宗朝政治》、張吉寅《“水不潤下”與北宋濮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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