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的寫作風格，發生過怎樣的變化？

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安妮·埃爾諾，她的作品整體描繪了一個法國女性從童年到老年的生活圖景。內容上，她書寫個人生活，書寫自己的童年、父母、家庭、婚姻、愛慾、衰老、疾病，採用獨特的個人視角來分析社會現象，切實地討論女性、階級等重要的議題。形式上，她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語言寫作風格，主要的特點有：自傳性小說、平面寫作、口語和書面語雜糅，照片敘事等，而且在漫長的創作歲月中，她的敘事風格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埃爾諾小說書封。圖/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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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體小說——可感的真實性

安妮·埃爾諾的多部作品具有典型的自傳體小說的特點，寫作素材來源於作家自身經歷，是建立在個人回憶基礎上的虛構敘事；在書寫個人的同時，聯絡了社會背景與歷史現實，如同諾獎頒獎詞所稱，她的作品“以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

首先在個人的維度上，埃爾諾不僅寫自己的童年與家庭生活，而且寫更為私密的女性身體與愛慾。據埃爾諾所說，《沉淪》（Se perdre）和《單純的激情》（Passion simple）等作品，最早曾是她的私密日記，發表之後，則變成了她的“自我檔案”或“自我檔案”。在此之外，她還寫墮胎，寫母親患阿爾茲海默症和母親的死亡，寫自己患乳腺癌的經歷，將一切原本無聲沉默的痛苦經歷用語言加以銘刻，這是當代女性作家身體寫作的重要表現。

其次，自傳體小說不僅限於個人書寫的層面，而是為了“發現更普遍的意義”。埃爾諾的寫作將個體與社會環境、個人回憶與集體記憶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實現了對社會真實的挖掘和展現，並且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性別和階級的差異：法國戰後的工人階級的生活，底層家庭的階級上升，現代女性面臨的孤獨、困境與解放。

2017年安妮·埃爾諾獲得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獎，法蘭西學院院士、歷史學家帕斯卡爾·奧裡評價她的作品整體體現出了“一種可感的真實性”。“可感”對應的是作家的個體書寫、身體書寫，“真實性”則更多地對應其創作的社會性特徵和埃爾諾在寫作中對真實的不斷追求。

實際上，作家本人反對將自己的作品稱作“自傳體小說”，她反對這種簡單的、貼標籤的歸類方式。首先，埃爾諾尋求“儘可能地貼近現實”，而不是虛構或改造，因此她傾向於將自己的寫作定義為“自我-社會性傳記（autosociobiographie）。其次，作家認為文學界似乎更傾向於將自傳體小說定義為女性書寫體裁，偏向強調感傷、自戀的一面。而這恰恰是一種迂迴的、無意識的方式，為女性作家制定了她們的創作領域，為她們設下限制，勒克萊齊奧、菲利普·羅斯、菲利普·索萊爾斯等男性作家的帶有自傳特色的作品卻不會被稱作是“自傳體小說”。

《一個女孩的記憶》，作者：（法）安妮·埃爾諾，譯者：陳淑婷，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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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寫作”——社會學思考

安妮·埃爾諾的寫作語言是平實的、相對簡單的。雖然她受普魯斯特、法國新小說派的影響，但她的作品並不似普魯斯特和克羅德·西蒙的作品藉由繁複長句、多層次的意識流結構書寫記憶和歷史，也沒有娜塔莉·薩洛特式複雜的心理敘事。她稱自己的寫作是“平面寫作”，即“以最中立的方式寫作”。這一點契合羅蘭·巴特的“白色寫作”，用直陳式的寫作來陳述、描述事實，她強調自己的作品“沒有評判，沒有隱喻，沒有浪漫化的比喻”，並儘可能地維持“在文學層面之下”。

埃爾諾使用“白描”的寫作手法，目的是對她所經歷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進行社會學的記錄。她閱讀皮埃爾·布林迪厄，文學創作也受到其社會學思想的影響，尤其重視對性別、階級等社會重要議題的探討。她在《正發生》（L’événement）講述了自己的墮胎經歷，因為20世紀60年代法國墮胎尚未合法化，家裡的經濟條件不支援她到瑞士手術，所以在法國非法實施墮胎手術。這其中包含了作家對女性身體和生命的思考、對社會道德審視和階級不平等的思考和在法律層面的拷問。在作品末尾，她寫道：我已經完成了在我看來是對人類全體經歷的文字記錄，一種穿越身體的、從一端到另一端的經歷，關於生與死，關於時間，關於道德和禁忌，關於法律。

中立的寫作風格並不代表作家沒有立場，恰恰相反，埃爾諾是一位十足的“介入”作家，在《正發生》中，她使用直陳式的語言講述自身的墮胎經歷，實則也是書寫整個時代法國女性的命運史。在《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中，埃爾諾直白地寫出底層生活的不易，實現階級上升的艱難和上層社會對底層的壓制和社會文化區隔。

也許他最大的驕傲，或者更甚，他存在的證明，就是：我屬於那個曾輕蔑他、拒絕他的世界。她的寫作具有極簡主義風格，每本小說都寫得很薄，降低了閱讀難度和門檻，使得她的作品在法國很受讀者歡迎。埃爾諾的去除所有修辭技巧的寫作，被一些評論家稱作“恰恰是最真實的寫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評論家對埃爾諾的寫作持否定態度，認為這種寫作“過於扁平”“文筆平庸”，僅是“普通的社會紀實”；不具備詩學與美學價值，“幾乎毫無文學性可言”。

由埃爾諾小說改編的電影《正發生》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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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與書面語——父母、家庭與社會階級

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強調了口語和書面語的區別，口語表達、尤其是諾曼底北部方言的表達被嵌進了書面語創作之中，並透過特定格式或形式（斜體或雙引號）的方式加以凸顯。形式上的區別說明了在父母口語與自己創作使用的書面語之間的距離，而嵌入的方式則又一定程度上彌合了這種區隔。這一特點在關於父親的小說《一個男人的位置》和關於母親的小說《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在《一個男人的位置》中，斜體標記的短語或句子是父親的話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敘事者記憶中父親的話語。

執念：“人們會怎麼想我們？”（鄰居、顧客、全世界）

當醫生或任何身居高位的人對話時用了各地區方言的某個習語……我父親會滿足地對我母親重複醫生講的那句話，高興地認為，這些人，儘管那麼優雅，仍然跟我們有相同之處，有點低俗。

瞥了一眼正在看你穿得怎麼樣的女售貨員

而這些斜體的話語，幾乎全是圍繞著“人們會怎麼想我們”的執念，以及對身處社會底層的自卑感。

《一個女人的故事》，作者：（法）安妮·埃爾諾，譯者：郭玉梅，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在《一個女人的故事》中，母親的話語則被使用引號加以標記。它們同樣被嵌入在書面語中。

她一直很忙，沒時間做飯，沒時間把房子整理成“該有的樣子”。

人們不會說我“找了個工人”。

我們住在“一幢資產階級的大房子裡”，我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她沒有“沾到什麼光”。

在《一個女人的故事》的末尾，埃爾諾寫道：“我不會再聽到她的聲音了”。書寫父母話語，首先是敘事者“我”對父母的回憶、思念與告別。其次，也印證了原生家庭的價值觀對個體的深刻影響。在語言層面上，小說中父母對標準法語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嚮往，書面語與方言口語的對比，直接指向社會身份與階級，作家力圖展現社會區隔對人的規訓，並透過寫作與之鬥爭。正如她在《悠悠歲月》中所說的那樣，“她也從來都只在她的語言、所有人的語言裡寫作，這是她打算用來對反抗她的一切施加影響的唯一工具。於是要寫的作品就代表著一種鬥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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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敘事與寫作風格發展

首先，埃爾諾作品的敘事者從有名字的虛構人物到直接以“我”第一人稱敘事，再到“無人稱敘事”。在197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空櫥櫃》中，小說主人公名為德尼絲·勒敘爾（Denise Lesur）；在後續的作品之中，小說均是直接以第一人稱“我”進行敘事，沒有再虛構人物名字（“我”的名字是作者的名字“安妮”，而且極少出現）。到了《悠悠歲月》，第一人稱“我”也消失，敘事者擴充套件為無人稱泛指代詞“on”，敘事手法更接近社會學，更加明顯地體現出埃爾諾從個人記憶擴充套件到對集體記憶的書寫的歷史圖景。

其次，從自傳性小說虛構到碎片化、拼貼式的後現代敘事。安妮·埃爾諾的前三部作品都是以小說虛構的方式敘述個人經歷，基本具有完整的敘事結構，具有典型的自傳體小說的特徵。而從1984年出版的《一個男人的位置》開始，作家放棄了小說的敘事，建立了一種文學寫作正規化——照片敘事。透過描述照片，牽連出自身相關的回憶。作家採用照片敘事意在構建一種不表達情感、僅限於對事實描寫的對自我的書寫，從而實現對真實的追尋。正如布魯諾·布蘭克曼所說，對埃爾諾而言，“小說會背叛真相……包括所涉及的生命存在的真相和所分析的社會關係的真相”。一方面，一些零散的照片敘事構建了一個時間上持久但不確定的“我”；另一方面，照片敘事隱含了中立性、客觀性的特點。表面看來，透過照片或資料喚起回憶，是某種對普魯斯特式寫作風格的延續，具有復調性的特徵；而隨著作家寫作的推進，這種敘事更體現出了後現代碎片化的特點，也呼應了立體主義拼貼藝術的形式美。照片敘事也實現了個人經歷、社會歷史事件之間的自由、巧妙的銜接與融合。

在劇本與電影創作方面，因為其簡單、平實的語言風格，涉及的女性、階級的相關主題，以及照片敘事的特徵，作品改編為劇本具有天然的可行性。《正發生》改編成了電影，並在2021年獲得了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和費比西獎。紀錄片《超八歲月》（Les années super8）是一部埃爾諾的影像檔案，也是一種照片敘事，記錄了1968年之後約十年間一個社會階級的生活細節。

撰文/於海燕

編輯/劉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