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雲：嘲笑弱者的國民性，這非常可悲！

文：熊培雲

前不久看到一個笑話：一位蘇聯人移民去美國，行李箱裡放了一張大幅的斯大林肖像。過海關時人問他為什麼帶這個，他的回答是：“這玩意是我用來治思鄉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蘇聯了。”

生活充滿了笑話，但生活從來不像笑話那麼簡單。說到思鄉病，雖然有些內容未收錄進來，相信讀者還是會從本書中找到某種濃烈的懷舊氣息。

有讀者可能會問，你為什麼沒有對“農民素質問題”進行批評，沒有對農村生活進行批評，而更多抱以同情的態度，是不是因為某種懷舊情緒而美化了過去的經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認，其實我的童年過得一點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幸的人。儘管如此，我也不會做出“絕不回故鄉”的決定，我還是願意看到並記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有人不是說過嗎，我們懷念過去不是因為過去有多美好，而是因為我們年輕。在那個時代我們與世界的初戀剛剛開始，我們體會並記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戀。

這種同情的態度並沒有影響我關於現實的判斷。具體到農民素質問題，年少時的農村生活經歷告訴我，農民並不愚昧，只是艱辛。而且這種艱辛應該歸咎於時代，而非“農民素質”。

小堡村的上一代農民，比如我的父母，由於年輕時沒有繼續上學的條件，也沒有機會在鄉下自學成才，他們不得不終日與泥土和糧食打交道。雖然辛苦，但是和許多農民一樣，他們將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條。他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養了幾個孩子，而且讓孩子們都讀了書，唸了大學。

他們沒有機會和能力參與這個國家的管理，但只要他們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五十年代收走的鍋碗瓢盆還給他們，允許他們在家裡做飯，只要政府能在八十年代把他們從人民公社裡解放出來，準確說是把經營一個家的權利還給他們，他們就能把這個家治理好。而這正是鄉村無數父母都做到了的。這樣的生活值得嘲笑嗎？

生兒育女，讓孩子能夠讀書，希望他們有一個好的前程，這是許多農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幾件事。生活在鄉村，條件有限，樊籬重重，在此基礎上考慮人生的成敗得失，狹隘麼？這樣的時候，你又有什麼理由要求他們精明得像個政治家，去譴責他們沒有公共精神？

每個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徑不同，對生活的輕重取捨不同，如果只是因為他們沒有走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便說他們“愚昧”“落後”實在是太不講情理。更別說，勞動有分工，社會有契約，農民儘自己的本分種好田地，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不至於餓死，已經是對社會盡了最大貢獻與最大責任。

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訴我，沒有必要去討論什麼子虛烏有的農民性或者國民性問題。體現在農民身上的弱點並非農民所有，正如體現在中國人身上的弱點並非中國人所有。如果說自私自利、目光短淺、貪生怕死是農民的弱點，誰又能說這不是全體中國人的弱點，不是全人類的弱點呢？甚至包括我談到的鄉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國的外交上，我們見得還少麼？

在我眼裡，從來沒有什麼國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觀念與權力的作為。為建設一個可期的未來，中國需要民情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當從原因上入手，而非結果上入手。

而我之所以不承認國民性，還因為一個民族體現於某個時代的特徵，既來自古老的人性，如趨利避害；也源於觀念之有無，如現代政治倫理，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否則，若國民性成立，為何同代人之間、幾代人之間在對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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