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金薔薇》，用“維羅納晚禱的鐘聲”喚醒了無數人

一

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名字就為中國讀者所熟知，他和他的《金薔薇》——一代人的枕邊書，用“維羅納晚禱的鐘聲”喚醒了無數人冰封已久的溫情，用抒情、唯美、浪漫的文字與宏大敘事、理想主義的激情對話，為當時略顯平淡的時代氛圍注入了一縷如詩般溫暖的微風。

帕烏斯托夫斯基一八九二年生於莫斯科，後在基輔度過整個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是一個鐵路統計員，本該精確、理性的他卻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徹頭徹尾的幻想家，是一個嚮往遠方、渴望動盪生活的人，這種特質似乎也遺傳到了兒子身上。帕烏斯托夫斯基早年生活漂泊不定，從莫斯科到基輔，從俄國腹地到黑海之濱的敖德薩，再從俄國南方到北方，他的足跡幾乎遍及俄國，晚年則延伸至世界各地。伴隨著時空路線的更迭，則是他豐富得讓人有些眼花繚亂的人生軌跡：基輔大學歷史系學生，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生，一戰初期的前線衛生兵，電車司機，水手，漁工，記者，編輯……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才正式成為一名專業作家。

帕烏斯托夫斯基

有必要特別提一提帕烏斯托夫斯基就讀的基輔第一中學，這所學校由俄國外科醫學之父皮羅戈夫建立，優秀的師資為學校營造了獨特的文學藝術氛圍。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同學中，最著名的要數布林加科夫，這位傑出校友後來把話劇《圖爾賓一家的日子》的情節放在了母校。在《文學肖像》中關於布林加科夫的那一篇文章中，帕烏斯托夫斯基記錄下了很多中學回憶。他說，第一中學和其他“那些單調乏味的俄國古典中學形成了鮮明對比”，後來“很多從事科學、文學，特別是戲劇工作的人”，如導演別爾森涅夫和作曲家利裡多森斯基，都畢業於此。帕烏斯托夫斯基日後選擇從事文學創作，或許也受到了基輔第一中學校園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

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創作始於中學最後一年，他在基輔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處女作《在水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在幾家工廠當工人的間隙，他開始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說《浪漫主義者》的創作。談及早年習作時，帕烏斯托夫斯基寫道：“對於幻想中的世界的神往，以及由於不可能見到這種世界而產生的憂鬱……佔據了我青年時代寫的絕大多數詩歌和第一篇不成熟的小說。”雖然作家後來焚燬了他的大多數早期作品，但其中的浪漫主義卻留在了他的幾乎全部創作之中。

帕烏斯托夫斯基真正的成名之作是一九三二年問世的中篇小說《卡拉-布加茲海灣》。在後來收入散文集《金薔薇》的《一部中篇小說的由來》一文中，帕烏斯托夫斯基詳細敘述了《卡拉-布加茲海灣》的成書經過。這部小說描寫裡海畔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與當時蘇聯的生產題材文學一樣訴諸改造自然的主題，但優美的文筆和浪漫的氣息卻使得這部作品在當時的同類題材文學中顯得有些另類。

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創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大自然有關的。他熱愛旅遊，一生中幾乎走遍了俄羅斯的每一寸土地——西伯利亞、中亞、北方、遠東，他把所見所聞，更主要的是對俄羅斯大自然的愛、對故土的赤子之情，毫無保留地獻給了讀者。在他的筆下，靜謐威嚴的北方森林，風光綺麗的黑海，攝人心魄的裡海海岸，原始神秘的普拉河，美麗的梅曉拉地區……俄羅斯大自然的美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動人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帕烏斯托夫斯基對自然的親近不經意地流露在他的字裡行間——為了辨別和記住森林中的一草一木，他的林間小木屋變成了鄉間巫醫的住所，他可以像普里什文那樣“把秋天的每片落葉寫成一首長詩”。

在帕烏斯托夫斯基到過的地方之中，最能夠引起他心靈振盪的是莫斯科和梁贊州附近的梅曉拉地區，這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愛”，留存到生命最後一刻的“對大地的依戀”。在他的筆下，這個流淌著林間小溪、遍佈著大大小小湖泊的地區，散發出如此耀眼的光芒，傳達出俄羅斯中部地區大自然如此迷人的魅力，以至於在帕烏斯托夫斯基之後許多作家都不敢輕易觸及這個地方。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成就，不僅在於他在文學上從梅曉拉汲取了無數靈感，為讀者貢獻出《梅曉拉地區》《森林的故事》等優秀文集，以及《夏日》《破舊的獨木舟》《電報》《煙雨霏霏的黎明》《273護林所》《獨面秋天》等小說，更為主要的是，他讓人們發現了原來就在“鼻子前面”的風景。有意思的是，以熱愛自然著稱的普里什文曾經在信中氣憤地說帕烏斯托夫斯基是“瘋子”，因為他擔心旅遊者在看過這些關於梅曉拉的隨筆之後會把這裡踐踏得寸草不生！

仔細地探究帕烏斯托夫斯基筆下的大自然，我們會發現其中體現出的意境與俄羅斯“情緒風景畫家”列維坦的作品有著同質的美，而他豐富的想象和對大自然的本能熱愛，又使他的創作繼承了來自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列斯科夫和布寧等文學大師的景物描寫傳統。從本質上說，帕烏斯托夫斯基善於挖掘平凡事物中不尋常的美，善於發現平素不易被發覺的現實生活中的詩意，善於表現普通人美好心靈的創作風格，是與他對大自然那種細心感悟、與其融為一體並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是本能）密不可分的。大自然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的詩神，是他筆下永恆的主人公。而作家頻繁訴諸大自然主題，更是讓我們能夠感知到他對城市文明的審慎態度，對迴歸大自然所代表的自由、靜謐和獨立的空間的渴望，這似乎構成了他對現實生活的某種獨特反叛。

二

《金薔薇》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尤其在中國，提起這位作家，讀者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金薔薇》這一標題在中國流傳甚廣，然而，如果我們細讀開篇《珍貴的塵埃》就不難發現，老清潔工讓·沙梅用首飾作坊的塵埃中簸揚的金粉打造出來的，是一朵飽含愛、溫情和悲憫的玫瑰花。在俄語以及歐洲的諸多語言中，玫瑰、薔薇、月季均為一個詞，而在世界通行的所謂“花語”中，能夠象徵“愛”的花顯然非玫瑰莫屬。

《金薔薇》，【蘇聯】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著 曹蘇玲、孟宏宏/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9月版

《金薔薇》原來有個副標題——“論作家技藝和創作心理”，這是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高爾基文學研究所講授創作技巧和心理學課程的主要內容，雖然作家本人稱這是一部中篇小說，但作品並沒有情節上的相互聯絡和連續性，更像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散文集，然而《金薔薇》的主題十分集中，即寫作的方方面面。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的自序中寫道：“這本書不是理論研究，更不是指南。這裡只不過記下了我對寫作的理解和我的寫作經驗。”不過，帕烏斯托夫斯基不僅介紹了自己的寫作經驗，還獨到地解讀了許多文學大家的創作。

《金薔薇》的開篇《珍貴的塵埃》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看待文學創作本質的提綱挈領之作。它以年邁的巴黎清潔工讓·沙梅從塵埃裡淘金、最終積攢成一朵金薔薇的故事，來隱喻文學創作的艱辛過程，來形容作家們從粗糲的現實中尋覓素材，最後向世人呈現經典的創作本質。在文章的最後，帕烏斯托夫斯基假借一位後來購得這朵金薔薇的法國作家之口寫道：“每一個瞬間，每一個偶然投來的詞語或眼神，每一個縝密的思想或一句戲言，每一個人類心靈的細微活動，以及楊樹的飛絮，夜間映在水塘裡的點點星光，這些同樣都是金粉的碎屑。我們文學家在幾十年裡搜尋這無數的細沙，為自己悄悄把它們收集起來，熔成合金，然後鑄成自己的‘金薔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或長詩。”

帕烏斯托夫斯基用簡潔鮮活的文字和親切溫暖的語調，將寶貴的創作經驗和盤托出。在《閃電》一文中，帕烏斯托夫斯基將構思形容成閃電，來回答其產生的先決條件。“構思就是閃電。電在地面上空積聚多日。當大氣中的電積聚到極限，一團團白雲變成了陰森可怕的雷雨雲，在濃稠的帶電水汽中就會產生第一個火花——閃電……構思就如同閃電，產生於一個富有思想、情感和記憶片段的人的思維中。這一切都是一步步慢慢積累的，直到那種需要必須放電的極限。那時，這整個壓縮的、還有點兒混亂的世界就會產生閃電——構思。”帕烏斯托夫斯基藉助這個自然界的現象，絕妙地解釋了構思以及靈感產生的基礎——不可脫離生活，要矢志不渝地接觸現實，積累素材，才能形成成熟的構思，靈感的誕生也是同理。這與讓·沙梅從塵土中篩出金粉，最後鑄成玫瑰花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金薔薇》中，帕烏斯托夫斯基還表達了自己對創作語言的關注。他對語言給予了高度重視，關於這一點，他在《文學肖像》中有過這樣的表述：“有一句千真萬確的話：‘在真正的文學中沒有微不足道的東西。’每個詞彙，甚至是乍看上去毫無意義的每個詞、每個逗號和句號，都是必需的，有特色的，它們確定整體並有助於更精湛地表達思想……一個適時給出的逗號能夠產生多麼震撼人心的效果。”他認為作家要掌握俄語豐富多彩而又含義確切的詞彙，還要去探索“一個最主要的、永不枯竭的語言源泉——人民自身”，因為“他們說出的任何一個詞語都是字字珠璣”。在《金薔薇》的《好似小事》一文中，帕烏斯托夫斯基簡略提及了蓋達爾一邊踱步、一邊字斟句酌的寫作方式，以及他能幾乎一字不差背誦自己作品的本領。而在《文學肖像》的《與蓋達爾的幾次會面》中，帕烏斯托夫斯基對此做了更為詳盡的記錄，他認為，蓋達爾對作品中的每一個詞彙都經過反覆斟酌，它們的位置和搭配是唯一的，所以，作品能夠被記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用這樣的詞彙寫成的文章非常嚴謹，沒有一點多餘的東西，帕烏斯托夫斯基稱之為“澆鑄的散文”。他又以庫普林的作品為例，說明了富有特色的語言對於傳達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表達作家的思想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庫普林作品中的各種“行話”、人物之間的對話方式、接近口語的語言，使作家筆下的某一特定群體的特徵躍然紙上。其實，帕烏斯托夫斯基敘述這一切的目的，就是在說明作家對自己的語言應該持有的態度。他本人的作品就體現了對待語言的嚴謹態度。讀他的作品，我們會發現其語言的優美，這當然不僅僅得來於他筆下細膩、優美的風景描寫和浪漫主義色彩，我們在其中看不到當今俄語中氾濫的外來詞語、不規範詞彙、過剩的形容詞，他使用的是純正的俄語，來自俄羅斯民間的語言，他的語言就是真正的俄羅斯語言。這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十分耐讀的主要原因。

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創作理念中，有一個關鍵詞就是想象力，他在不同階段的文字中一再談論這一主題，足以說明想象力，或曰幻想，對於其創作的重要作用，這也成為他評判一位作家的主要尺度。帕烏斯托夫斯基認為，善於幻想是一個作家最可貴的天賦之一，想象乃是“藝術生命力的發端”，是藝術“永恆的太陽和上帝”。他感嘆於愛倫·坡說過的“幻想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事業”；他在格林的作品中看到了幻想對一個作家的作品產生的巨大力量，雖然格林描寫的都是地球上並不存在的國度，但是那裡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作家走了無數遍，他知道每一個街道的轉彎、每一株植物的特徵，能指出所有街道和樓房的位置。閱讀格林的作品，使人產生對他筆下的神奇國度的嚮往，他的故事“像美酒一般使人頭暈目眩”。安徒生的作品也是其作者善於幻想的結果。童年時的安徒生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幻想，他幻想他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他自由的想象力把成百上千個生活中的細節化作了栩栩如生的童話故事。豐富的想象力使作家無法控制自己體內奔湧的思緒，安徒生和布林加科夫都有即興寫作的天賦，也許，這就是他們的想象力在呼喚自由，要求被釋放並獲得外在的表現。

豐富的想象力能夠使人們看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之處，能夠看到生活中那些在表面的或是疲憊的目光下會溜走的特徵。對於一個善於幻想的人來說，世界上沒有乏味的東西，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飽含著美妙和快樂。帕烏斯托夫斯基呼喚人們保持幻想的天賦，他認為我們的時代需要幻想者。因為幻想是一個“強有力的源泉”，“這種源泉能夠產生文化、藝術、科學，以及為美好未來而鬥爭的願望”。假如認為一部作品因為其中過多的幻想就喪失了其社會意義，是有失偏頗的。我們不難看出安徒生童話所包含的只有成年後才能理解的“第二個童話”，以及童話中體現的現實意義。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作品的好壞在於它喚起了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是否能夠以其知識豐富我們的身心。

這說明，帕烏斯托夫斯基認為，無論幻想還是浪漫主義，都不能脫離現實，“想象脫離了現實，是不會結出果實的”。它們與“‘粗糙’生活”和對這種生活的愛並不矛盾。帕烏斯托夫斯基就是一個紮根於現實的作家，在充盈著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實生活的閃光。他同時也極力褒揚那些能夠在作品中反映現實、表達對普通人的愛，用自己的作品折射文學和社會生活的作家。他喜愛莫斯科生活的編年史家吉里亞羅夫斯基，他高度認同庫普林，因為他們用每一部作品呼喚人性，對人類的深厚的愛使他們用準確的洞察力對現實生活中的所有現象進行長久不衰的關注，所以他們才能寫出一些絕妙的現實主義作品。

《金薔薇》的內容還涉及素材的選取、細節的呈現、人物性格的塑造等一系列重要的環節和因素，此書出版後深受歡迎，一度被包括中國作家和讀者在內的世界多國文學愛好者當作創作指南。然而，《金薔薇》不僅僅是創作談，或者說，如果我們僅把它當作寫作指南來看，會忽略這部集子中的另一朵“金薔薇”。劉小楓在《重溫〈金薔薇〉》一文中這樣談及這部作品：“它不是小說，而是啟迪，是充滿了怕和愛的生活本身”，“如果把這本書當作創作談來看，那就會抹去整部書跪下來親吻的踉蹌足跡，忽視了其中飽含著的隱秘淚水”。的確，在帕烏斯托夫斯基娓娓道來的寫作技藝背後，其實是他推崇的生活哲學，即對受苦和不幸的下跪，同時越過一切苦難，把目光投向更為高遠的天空，詩意地生活。在無處不在的生活中發現詩意是帕烏斯托夫斯基所擅長的，他曾說過，“一個人越博學，他對現實的接受就越全面，他和詩歌就靠得更近，他也就越幸福”。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中始終不乏一些個性十足的存在，他們或者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或者為捍衛自己的權利遭遇多舛的命運，帕烏斯托夫斯基顯然不是這樣的作家，他以一種中立、和緩、潤物無聲的立場，捍衛著自己的文學理念和作為一個人的良知。在《金薔薇》中，我們能充分感受他的這種生活哲學。

三

在《金薔薇》中，有《早就想寫的一本書》這樣一篇文章，文中寫道：“很久以來，十多年前，我就考慮寫一本非常難寫的書，我當時就認為，甚至至今仍認為，這本書是有趣的。這本書應當由一些傑出人物的奇聞逸事組成。”在這篇文章中，帕烏斯托夫斯基“簡單地記敘了”他對幾位作家的“雜感”，那是他關於契訶夫、勃洛克、莫泊桑等著名作家的筆記，這些似乎是隨手記下的文字給作家自己未來的書開了一個頭。《文學肖像》應該可以算作那本“有趣的”書的繼續和充實。在這本由俄國作家和外國作家組成的“畫冊”中，有我們十分熟悉的如愛倫·坡、席勒、安徒生、亞歷山大·格林、布林加科夫、愛倫堡、庫普林等作家的二十五幅肖像。它們是由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六六年發表的文字組成的一個主題畫廊。雖然這些文字肖像體裁豐富、風格各異，但是，每一幅畫中的主人公都與帕烏斯托夫斯基作為一個作家或者作為一個人的生活發生過密切的關係，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讓帕烏斯托夫斯基感到親近。

《文學肖像》，【蘇聯】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著 陳方/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9月版

把帕烏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聯絡在一起的，首先是他們對詩歌和文學的共同熱愛。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青年時代和許多作家，如洛斯庫托夫、蓋達爾，組成了一個作家大家庭，作者難忘和他們的聚會，難忘“有趣的爭論、交鋒和大膽的文學構想”，他們“每個人都把給其他所有人朗讀自己的新作當作神聖的職責”，難忘他們共同組織起來的大大小小的“科諾託普”（文學聚會）。透過作者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想象，那些年輕而精力旺盛的作家是懷著怎樣純潔的感情和崇高的虔誠來參加這一次次文學盛宴的。文學愛好所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這種愛能讓人忘記飢餓和艱苦的生活，有時候，“一天的食物就是淡淡的茶水和一塊麵餅，但生活卻是美好的。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勃洛克和巴格里茨基、丘特切夫和馬雅可夫斯基的詩行，使妙不可言的現實生活更加充實。世界對我們來說就像是詩，而詩就是我們的世界。”那時，文學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切，文學創作拉近了帕烏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的距離，他寫到了他和蓋達爾、羅斯金、格羅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在索羅特恰的集體生活，寫到他們陶醉在民間詩歌的世界之中，接觸到無數民間語言的寶藏。

帕烏斯托夫斯基熱愛大自然，我們在他的作品中時刻可以感受到這一點，透過《文學肖像》我們更可以感受到，他還熱愛與他懷有同樣感情的人，熱愛能夠帶著同樣的情感描寫大自然的人。這就是帕烏斯托夫斯基選擇庫普林作為自己畫像主人公的原因之一。“庫普林對大自然的愛虔誠而平靜，十分富有感染力，從中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天分所傳達出來的力量。庫普林如此描述大自然、森林和波列西耶樹脂工人住的小房，以致憂鬱開始齧噬你的心靈，這種憂鬱源自你現在不在那兒，不在那些地方，源自一種想立刻見到其天然的冷峻與美麗的渴望。”這也是帕烏斯托夫斯基選擇費定作為寫作物件的原因之一，因為費定也是一個以全部身心融入大自然的人，他“並不僅僅像一個旁觀者那樣去喜愛大自然，而且也像一個林務員，像一個園藝家，像一個種菜人和一個花匠那樣去愛它”。除了庫普林和費定，在帕烏斯托夫斯基所記敘的盧戈夫斯科伊、託佩恰努等作家身上，熱愛自然成了一種品質，成了他們的一種共性，也成了帕烏斯托夫斯基與他們感到親近的一種親緣關係。

體驗大自然的最好方式就是親身融入其中，帕烏斯托夫斯基一生中走過了很多地方，我們可以在《斷想數章》中看到他的足跡。他在旅行的同時，也在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結交併瞭解不同階層的人。一方面，這為他日後的創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另一方面，這些經歷大大豐富了他的人生，成就了他做一名優秀作家的理想。帕烏斯托夫斯基認為，好的作家意味著好的生平，反之，好的生平對於一個人來說多半意味著他有成為作家的可能。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伊里亞·愛倫堡》這篇文章中，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愛倫堡的羨慕，羨慕愛倫堡能夠在有生之年目睹歐洲各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愛倫堡的作家命運使得他有資格和整個世界對話，使得他筆下道出的一切能在千百萬人心中激起迴響。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畫廊中，以這種“好的生平”，或曰豐富的生平使他的心靈產生劇烈震顫的，還有亞歷山大·格林、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奧斯卡·王爾德等。當然，激發帕烏斯托夫斯基創作靈感的還有很多因素，比如對某位作家身上某種品質的認同，如茨維塔耶娃身上的那種“農婦和普通女性的美”，阿赫馬託娃的偉大天賦，馬雷什金“面對世界和真實的人類生活所表現出的崇高的激動”，等等。帕烏斯托夫斯基和一些作家的共同生活經歷也同樣促成他寫作《文學肖像》中的一些篇章，在《布林加科夫和戲劇》中，除了布林加科夫在戲劇創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對戲劇的熱愛，我們還知道布林加科夫和帕烏斯托夫斯基曾經是同班同學，曾經一起為看戲逃出校門，曾經一起捉弄學校的學監，曾經一起在第涅伯河上盪舟，在水上咖啡館度過一個個充滿了幻想的夜晚。這些都是促使帕烏斯托夫斯基拿起“畫筆”的原因。另外，更為可貴的是，在帕烏斯托夫斯基寫作這些文字的時候，有一些作家正在遭受著不公正的待遇，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容、公正地評論他們，就像帕烏斯托夫斯基在《文學肖像》中所做到的那樣。一九五七年，他寫作了《生命的湍流——關於庫普林散文的札記》，那時，庫普林的創作剛剛開始被文學界承認，而且是有所保留的承認；一九六二年，帕烏斯托夫斯基發表了《布林加科夫和戲劇》一文，並號召大家，“無論我們怎樣對待布林加科夫的創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們都應該向他鞠躬致敬，因為這是一名作家，一個以全部思想和身心忠誠於祖國及其藝術事業的人，他度過了並不輕鬆的一生，真實，坦誠，從不背叛自我。”要知道，布林加科夫完全被文學界接受、他的作品全部得以發表，是在帕烏斯托夫斯基寫作這篇文章的二十年之後！對這些作家和他們創作的客觀敘述，表現了帕烏斯托夫斯基作為一個作家所懷有的正義感和勇氣以及面對文學的責任感，他不允許任何人玷汙文學、蔑視真正的文學家。正是由於帕烏斯托夫斯基的積極斡旋，像庫普林、布林加科夫、巴別爾、格林這樣的偉大作家才及早地得到了公正的待遇，他們的作品才得到了全面的接受和理解。

《文學肖像》是由關於作家的回憶片段和生活逸事組成的，我們從中可以瞭解到一些在文學史書中讀不到的珍貴資料，此外，作為一名有著豐富創作經驗的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不可避免地在行文中流露了自己的文學觀和美學觀，他對幻想、浪漫主義及其與現實的關係的思考，對語言的態度問題的思考，等等。這些思考既和他所敘述的作家有聯絡，也和他自己的創作有密切關係。這些內容和《金薔薇》相互補充，形成了某種呼應，表達了作家創作理念的延續性和一致性。如果說《金薔薇》聚焦於文學作品中的某些技藝，那麼《文學肖像》則聚焦於掌握這些技藝的人，兩部作品從不同角度表達作家的理念，並無本質上的不同。

帕烏斯托夫斯基和他的貓

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創作風格可以透過這兩部文集得以窺見，或者說，《金薔薇》和《文學肖像》這兩部篇幅並不太大的散文集，就是帕烏斯托夫斯基文學創作的最典型體現。在帕烏斯托夫斯基誕辰一百三十週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姊妹篇的形式推出《金薔薇》和《文學肖像》，我們閱讀這兩部散文集中的文字，既是在重溫帕烏斯托夫斯基所處時代的浪漫和激情，也是在體味帕烏斯托夫斯基鍾情於生活和藝術的審美精神。

二〇二二年

本文為《金薔薇》《文學肖像》的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陳方，女，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獲得者。先後出版專著《當代俄羅斯女性作家研究》《俄羅斯文學的“第二性”》，譯著《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異度花園》《第二本書》《一個歐洲人的悖論》《我的孩子們》等，其中《第二本書》獲2017年單向街書店文學獎，《我的孩子們》獲2020年中俄文學外交翻譯獎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