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把皇權神聖的神話故事，下降到一群盜寇身上

《水滸傳》把皇權神聖的神話故事，下降到一群盜寇身上。小說的開篇就是

“洪太尉誤走妖魔”，天上的星宿下凡歷劫的故事，將水滸英雄的平凡人生神聖化，這種戲仿古代帝王將相的神話，本身就是消解神聖化。出現在這些新興的長篇小說中的“忠義”，既是意識形態也是作品的架構模式。但作為民間道德理想的“義”，已不同於史傳敘述中的國家倫理道德，而是顯露出民間性與複雜性的新的道德內涵與價值觀念，這是《水滸傳》《三國演義》受到喜愛的更為內在的原因。

《水滸傳》的

“義”並非儒家傳統中的“義”，也非宋江個人的“忠義”所能涵蓋，而是同道互助的江湖義氣。在梁山好漢，這個“義”是“一個滑溜溜的字”，意思不定，標準不一：既包括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也包括仗義疏財的慷慨，互相救助、義氣深時共生死的犧牲；更有不顧道德的知恩圖報（如武松為施恩搶生意而拳打蔣門神等），殘忍的殺戮報復等等。這個“義”是出自梁山道德的應然，也合乎其語源學的本意。

《周易乾卦》所云：

“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唐代孔穎達《疏》雲：“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義”訓為“宜”，“宜”的意思為“適宜”“應該”，這種“義”屬於下層的百姓和被社會排擠的邊緣人群。關於“義氣”的雙重標準性質，研究者將之歸納為小圈子之內的“犧牲精神”，是亡命心態——“殺掠之認可、求生的焦慮、迫害感”的體現；在相等的對待這個方面，“義”倒是和原儒經典中對情誼的強調有相通之處。

《水滸傳》的綠林好漢故事凝結了宋代以來普遍的民間態度和價值觀。那些英雄好漢大多具有相同的經歷和故事；如宋江殺閻婆惜和盧俊義殺妻故事的類似；武松殺潘金蓮、楊雄殺潘巧雲的遙遙相對；李逵殺四虎與武松打虎之類。類似的人物、相近的故事，表明了它們的半獨立性

——都是可以移之他人、更名換姓的舉動。李贄、金聖嘆等明清接受者對水滸忠義的闡揚，更合乎小說的大眾文化本質，也更易於從中發現小說的意義與價值。

這個

“義”的新質素大致包括“義”是對等的，是相互間的道德與行為的約束。“義”類似於一種投資，可以得到相應的回報。宋江“舍著條性命來救”晁蓋，晁蓋、吳用在梁山上立住了腳以後，馬上想到“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以報答他的搭救之恩；因為“結義”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艱危與共、彼此關照。不論什麼原因，不管哪個人落難，好漢們都會捨命相救。

《全相平話三國志》的劉關張結義，

“共破黃巾，圖名於後”；到了《三國演義》當中，劉關張的誓詞雖然以國家大義代替了個人的追求：“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鑑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但兄弟三人是以平等的個體結成一個互利的小團體，這個性質是沒有變化的。在劉關張的幾次危急關頭，他們強調的是“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的情意。所謂弟兄結義，為的是“他時富貴無相忘”。

同輩間結成利益聯盟，獲得某種安全與利益的保障，在亂世共同博取富貴榮華。黃巢與朱溫等結義，

“指天說誓道：‘富貴時，無相忘’’…。如劉關張桃園結義，乃張飛和關羽看到劉備“生得狀貌非俗，有千般說不盡底福氣”。而劉備見二人狀貌亦非凡，“喜甚”。“狀貌非俗”是英豪的物化的標誌，三人乃“桃園結義，共破黃巾，圖名於後”。在民間說書人那裡，桃園結義絕非盲目的博愛，而是以相近的實力（狀貌非俗）為基礎、以三人結義抗擊黃巾軍為手段，以謀求身後名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