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名將向朝廷自首：我有罪！朝廷：一邊去，你名聲不夠犯這條罪

東漢走向滅亡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是董卓亂政。邊將董卓帶著涼州兵入京，擅行廢立，讓皇權的尊嚴當然無存。隨後諸侯並起，群雄逐鹿，中國歷史走向了一個大分裂時代。

這個歷史過程中就有一個問題，董卓的出現是一個偶然事件，還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呢？

董卓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下這個話題。

從光武帝建立東漢是開始，中央政府就對西北豪族心存戒備。

東漢建國時，西北出現過三個阻礙統一的割據勢力，分別是盧芳、竇融和隗囂。這三個勢力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都是西北的豪族；

第二，都善於拉攏羌胡，讓少數民族士兵為其作戰。

不過這三個勢力主要拉攏的物件有所區別，竇融和隗囂善於拉攏羌胡，而盧芳主要依靠匈奴人。

“羌胡”這個詞得簡單解釋一下。根據呂思勉先生的觀點，“羌”就是“羌人”，“胡”原是漢朝人對匈奴的稱呼，後來泛指西方的各種少數民族。所以“羌胡”，可以簡單理解為是“羌人”和東漢西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總稱。

盧芳、竇融、隗囂這三個勢力中，隗囂最難纏，一直堅持到了最後。隗囂的堅挺，就是因為手下的羌胡兵戰鬥力強，又對他忠心耿耿，在西北豪族紛紛轉投劉秀後，苦苦幫他支撐危局。

平定西北後，劉秀對西北豪族就有了兩個認知：

第一個認知是：西北豪族長於軍事，是帝國的潛在威脅，要提防他們、打壓他們；

第二個認知是：西北經濟落後，人口少，當地豪族只靠自己的力量無法威脅中央政府，但如果他們獲得了羌胡的支援，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所以要想辦法隔斷西北豪族和羌胡的聯絡。

劉秀這兩個認知，後來就成了東漢中央政府處理西北問題，包括平定羌亂的基本指導方針。

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東漢政府對西北豪族的核心策略，首先就是持續壓制其發展。

劉秀平定西北後，盧芳勢力被藉故消滅，魄囂手下和支援他的先零羌都被遷徙到其他地區，就連早早投靠劉秀、為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竇融勢力也被肢解。竇融家族被遷入雒陽，與皇室通婚，本人也被任命為冀州牧，看似予以重用，實際上讓他離開西北，釜底抽薪，抑制他勢力的壯大。

西北豪族的主要人物或被消滅或被遷徙後，東漢政府用內地人出任隴右郡縣的長官，包括郡守、刺史和縣令縣長。如果當地有叛亂，帶兵的將軍從內地抽調。

在很長的時間內，這成為一種用人慣例，赤裸裸地表明瞭對涼州豪族的刻意防範。

東漢中央政府對西北豪族的壓制，其本質上還體現了關東豪族與西北豪族的對立。我們如果能夠看清這一點，就會更容易看清東漢和三國曆史的脈絡。

當時控制東漢中央政府的，基本上是關東豪族，劉姓皇室本身就是最大的關東豪族。

空口無憑，我們來用資料說話。

給大家看一張表格，出自崔向東老師的《漢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關東獨尊的東漢政治

表格統計了東漢高階官員的出身地，當然都是能夠確定籍貫的。從這個表格上看，關東籍官員是東漢政府中絕對的多數派。

而且，西北豪族中為數不多的高階官員，相當一部分是在東漢末年羌亂嚴重時靠軍功升遷的，比如皇甫規、張奐、段熲等，還有不少是在董卓亂政的特殊歷史時期升遷的，比如董卓、李傕、郭汜等。

所以如果刨除這兩個因素，只比較東漢中前期，那關東豪族更是佔有絕對的優勢。

這裡還得說明一下，司隸校尉部的河東、河南和荊州的南陽郡，在東漢時都是屬於關東區域。前面影片中，有同學對這個劃分提出質疑，說什麼偷換概念啦，突出關東呀！各位，這種區域概念並不是後人劃分的，而是當時人在政治、文化上的自我認同，自我劃分。

代表誰的利益就要替誰說話，這是政治執行的常識，中央政府自然主要代表著東豪族的利益。關東豪族是大股東，負責吃肉；其他地區豪族是小股東，只能喝湯。

東漢的政治格局是關東獨尊，打壓西北豪族不過是順手的事。

我們舉個例子，比如漢和帝時改革察舉孝廉政策。舉孝廉是東漢做官的最基本的途徑，也被視為“正途”，所以肯定是各地豪族最關心的。

東漢和帝永元年間，舉孝廉制度已經運行了二百多年，其中的一個問題也變得越發尖銳了，就是公平問題。

當時的制度是每郡每年舉孝廉兩人。可因為經濟區域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各郡國人口數量相差懸殊，大郡人口百萬，小郡人口只有數萬。百萬人口兩個名額，幾萬人口也兩個名額，所以大郡就嚷嚷著不公平。

漢和帝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92年，漢和帝把這個問題交給大臣們討論。

司徒丁鴻帶頭提議說，把每郡固定歲舉兩人的制度，改成按人數多少給予不同的名額，具體分配是：每二十萬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以此類推；如果郡國人口不滿二十萬，那就兩年舉一人；郡國人口不滿十萬，三年察舉一人。

朝廷採納了丁鴻的建議。這個改革，顯然對人口眾多的關東各郡國更為有利，受傷的肯定是西北、江南等人口較少的區域。

能提出這樣的建議，丁鴻的出身估計大家都能猜到，不錯，妥妥的關東人，出身豪族眾多的潁川郡。

以人數為標準決定察舉名額，聽起來確實很公平。但談論公平時，要看從哪個角度來看問題。

西北等地本來在政治上就沒啥發言權，中央政府應該想辦法保障他們有渠道正常表達利益訴求，所以應該讓他們在朝官中佔有一定的數量，這也是公平的需要，不過是換了一個角度的公平。

當然關東豪族是不會這樣考慮問題的啦。所以察舉孝廉政策改革後，西北豪族仕途更加不通暢了。雪上加霜的是，這時羌亂已經在西北不斷爆發，各郡戶口持續減少，又不斷地換太守，所以有的郡竟然十多年也舉不出來一個孝廉。

除了政治上被壓制外，西北豪族在文化上也被關東豪族歧視。

兩漢的人才結構是“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西北豪族給關東人的印象還是兵痞、大老粗一類。當時關東人最愛說的一句話是“學術寡於涼州”，放到現在應該叫“地域炮”，估計會被網友噴死。

不過“學術寡於涼州”也是事實。西北豪族中有人學問做得不錯，比如皇甫規、張奐等。但這屬於個別現象，東漢時西北豪族整體上文化素質還要差不少。而且，西北豪族中最頂尖的人物，也很難融入關東豪族主導計程車大夫圈子，士大夫們互相吹捧的“三君”、“八俊”、“八顧”等榮譽稱號中，沒有一個是西北人。

西北豪族本身大概也覺得低關東豪族一等，是想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關東豪族靠攏的。這種心態，從張奐和皇甫規身上的兩個小故事能反映出來。

張奐後來在戰場上立功，朝廷要封賞他。張奐提出要求，封賞我不要了，朝廷能不能把我的戶籍改一改？把我家從敦煌遷徙到弘農？

東漢對邊郡戶口管理是很嚴格的。《後漢書》記載說“時制邊人不得內移”，邊郡居民不得向內郡遷徙。張奐提出要求後，中央特批他遷居弘農，成為一名光榮的司隸校尉部居民。

皇甫規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後漢書》記載，“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皇甫規在當時的聲望體系中，名譽一般。

發生黨錮之禍後，很多知名士人都被禁錮，皇甫規不在名單之內。按理說，在政治鬥爭中沒有被處理應該感到開心才對，可皇甫規卻相反，他心中竟然產生了一種羞恥感，史書說他“恥不得豫”。一個“恥”字，把他的心態描述得非常傳神。有名聲的人都獲罪了，我卻沒有，難道我名聲還不夠嗎？

皇甫規就上書說，自己也是黨人，要求被定罪，想和關東士人有難同當。如果用今天一個流行的詞來描述皇甫規的心態，多多少少有點舔狗的感覺呢。但中央壓根不搭理他，不過皇甫規這樣拼了一把後，收穫了一個“時人以為規賢”的評價，獲得了當時士大夫們的好感。

所以當時西北豪族的處境是很差的，政治上被輕視，文化上被歧視，經濟上處於劣勢，估計西北豪族肯定一肚子氣。不過在政治博弈中，生氣是沒用的，西北豪族只能暗氣暗憋，等待一個翻身的機會。

前面我們說過，劉秀對西北豪族的認知之一是：只要他們不與羌胡聯合，就不會有什麼作為。

劉秀的判斷是正確的。當時中央政府或者說關東豪族西北豪族壓制得不錯，如果再能把羌人問題處理好了，西北豪族就徹底滅火了。

但問題關鍵是，東漢政府搞不定羌人，羌人們不斷反抗、暴動，西北地區兵災連年，東漢政府長時間平定不了，最後不得不啟用西北豪族擔任軍事將領來平定羌亂。

這個過程中，西北豪族再次聯合羌胡騎兵，完成了軍事上的崛起，最後終於出現了董卓這樣一個亂臣賊子。

當然了，必然性中也有偶然性。比如皇甫嵩同樣掌握兵權，就拒絕了閻忠造反的建議，由董卓承擔了亂臣的歷史角色。

這是就個人在精神世界上的不同了，屬於另一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