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從前便是兵家必爭之地，來看看它為什麼這麼重要

河南地形從整體上看可分為四大塊，一是由秦嶺東段各支脈和太行山西南段組成的山地及山間盆地，二是位於東南部桐柏一大別山脈北坡的山地丘陵，三是西南部的南陽盆地，四是是位於東部的廣大平原。下文將分別敘述之，同時需宣告的是，由於東、西魏及後來的北齊、北周在行政區劃上屢有變化，因此在本節敘述當時政區設定時均以《魏書·地形志》為準。

西部山地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黃河以南由秦嶺東段各支脈組成的山地。秦嶺自陝西綿延向東進入河南境內後，其各支脈呈放射狀向東南和東北方向延展，主要是東西向的小秦嶺，西南至東北向的崎山、熊耳山、外方山及西北至東南向的伏牛山等。這些山脈錯綜分佈於河南西部地區，使得該地區山巒重疊，地勢十分險要。同時眾多河流穿行其中，切割山巒，形成了如珍珠一般的串狀盆地。小秦嶺位於今河南省靈寶市境內（當時屬陝州），在黃河與門水（今弘農河〉之間，境內有函谷關故城，當時為陝州西恆農郡治所恆農縣，地勢十分險耍，為當時著名關隘。晤山分東西兩睛，故又稱二蠟山，唏山南北分別為洛水和谷水切割形成谷地，成為當時關中和河南交通的要道，北道沿陝州沌池郡（治俱利，今河南海池縣西）、新安郡（治新安，今河南新安縣城關）等地到洛陽。南道沿洛水經陽州宜陽郡（治宜陽，今河南宜陽縣西五十里韓城鎮）至洛陽。因此弘農與洛陽之間的山地成為既阻隔又連通洛陽、關中的兵家必爭之地。

第二部分是太行山西南段山地。太行山位於山西高原與河北平原之間，成為二者的天然屏障。但太行山有多條隘道溝通山西高原與河北平原，即著名的太行八徑。其中與河南有關的有積關徑（在今河南省濟源市），太行徑（在今河南省沁陽市），白徑（在今河南輝縣）。洛陽北有盟津，河上建橋，因此當時可由盟津北渡經河北入山西。故嚴耕望先生說：“渡橋而南，臨捎洛京，在咫只之間。渡橋而北，直北上天井關，趨上黨、太原：東北經臨清關，達郵城、燕、趙：西北入積關，至晉、絆，誠為中古時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熊耳山位於ll帚山東南，與崎山平行，在洛水和伊水之間，其沿伊水由西南向東北延伸至洛陽龍門西山，隔河與龍門東山相對，故名龍門，時稱伊闕，《水經注》雲：“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因此它是洛陽南面門戶，地形十分險要。

外方山位於熊耳山東南面，由由南向東北延伸，其東北段稱自山。高山餘脈相北伸展為大｛巫山，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說：“洛口之西有首陽山，為部山東間：洛口之東，原板相屬，黃馬、旋門諸板遠東漸高，至大侄山，峻拔四十餘丈，大巫山之東，餘脈為廣武山，山勢漸盡南北連屬，直抵河岸，為東西交通之阻，古人緣河開大巫山路，遂為中原東西交通之孔道”。大任山上有成呆城（今河南榮陽市西北），為東魏北豫州州治，是洛陽東面之門戶。

伏牛山呈西北東南走向，北與崎山、熊耳山、外方山相接，南至南陽盆地北緣。其山總體特點是西北段高峻雄偉，向東南分支解體，山勢逐漸低緩，到今魯山縣（時為廣州魯陽郡魯山縣）附近降為丘陵，直至今方城縣（時為廣州襄城郡方山縣）形成帶狀平地（名方城缺口）而消失。方城之東有桐柏山脈，故此段缺口成為溝通南陽盆地與中原地區的平坦通道，即歷史上著名的南襄隘道。除了方城缺口外，魯山縣境內亦有一條溝通南北的道路，時稱“三躊路”。

東南部桐柏一大別山脈北坡的山地丘陵，桐柏一大別山山脈是淮陽山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阻隔黃淮平原與江漢平原交通的重要屏障。其間部州義陽郡（今河南省信陽市）有著名的義陽三關，《南齊書·州、｜郡志》稱：“（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河南東部大平原（今鄭州、許昌以南）為黃淮海平原的組成部分，地勢平坦，易攻難守，北部有滑臺城，是河北進入河南的重要關渡。

從地理形勢我們可看出河南是聯結中國東西南北的中心節點，故其戰略意義早就為古人所重視。從軍事上看，如顧祖禹所說：“河南，古所稱囚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佔領河南無疑掌握了進攻的主動權，北可攻冀州、幷州，南可攻荊襄，西可攻關中，東可攻青徐。而 “處天下之中”的河南在政治上更加重要。早在西周時期，西周君臣便賦予了洛陽獨特的政治意義，《尚書·召浩》說：“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註文對其的解釋是：“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之中。”顯然當時周人認為周天子到了洛邑，取得了居天地之中的優勢，這才真正獲得了天命。這種居天下之中的思想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孟子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苟子則說：“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胡族政權為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將“居天下之中”的地理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的願望更加迫切。北魏孝文帝在遷都之前曾和任城王拓跋澄有段對話，孝文帝說：“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泊，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崎函帝宅，河洛王裡，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任城王則回答說：“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陸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這段對話充分說明孝武帝遷都洛陽的一大目的就是取得“居天下之中”的政治優勢，並以此為號召統一中國。

東、西魏分裂後，誰為正統便成了雙方統治者關心的一大問題。高歡放棄洛陽，遷都郵城，但並不表示他對正統毫不介意。如其對勸他懲治貪汙的杜粥所說：“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猻、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獗，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高歡沒有爭正統的自信，只好以縱容貪汙來獲得支援。而宇文泰則顯得積極得多，一方面他以恢復《周禮》的名義來進行各項改革，使其獲得繼承周朝的政治優勢。另一方面則是積極攻取河南，希望佔領洛陽。如《周書·權景宣傳》載：“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另外《周書·文帝紀》載：“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率軍救信。”高歡沙苑之敗後，採取了收縮政策，其在河南的主力高昂所部未戰便退往河北。也許這一情況使西魏君臣產生了樂觀情緒，於是準備回都洛陽。這才有了“修繕宮室”、“祭拜園陵”之事。然而當時河南形勢尚不穩，高歡仍在河北虎視眈眈。宇文泰便急於回都洛陽，可見其急於確立正統之心態。